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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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结局
最后，自我毁灭的倾向是邪教最令人恐慌的一个方面。多数人类组织都有这样一个模式：诞生、发展、稳定和衰落；但有些邪教并不是这样，他们是以大灾难的形式而告终。他们都是家喻户晓的，其造成的大量伤亡使之进人公众视线。曼森惨案、大规模自杀，以及琼斯镇大屠杀，乌干达发生的“复兴上帝十诫运动”、韦科惨案，还有太阳圣殿教，都登上了世界新闻的头条；像韦科惨案一样，他们都是在外界不知晓的情况下直接作用于各自组织内，直到毁于一旦才为世人所知。
20世纪诞生了众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用现代科学去了解它们的机会。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我们第一次运用心理学方法去研究人类组织。从那时起，社会心理学家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团体组织是如何创建和运行的，以及把个体凝聚在一起或分散开来的种种压力。本书不是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我只是将大量文献中的一些方面归纳起来而已。尽管社会心理学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当作洗脑，但它确实为我们弄清洗脑本身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没有什么比它研究像邪教这样的组织来得更加清晰明了的了。
为什么组织如此重要？
个人主义是一个强大的信条，它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极具影响力。从镜子里看自己就是赞美傲然独立的自我，一个坚如磐石的自己。鉴于此以及我将提到的一些组织的负面影响，提出以下问题是有价值的：为什么组织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尤其是在处理虚无概念的时候？答案来自于现代哲学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于私人语言概念的批评：
试想一下如下的例子。我想用日记记下特定感觉的重现。为实现这个目的，在我有这样感觉的日子，我都用符号“S”标记在日历上。
这个符号“S”就是私人语言中的一个词语 个表示“特定感受”的词。只有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怎样才能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我能指出这种特定的感觉吗？而这并不是一般普通的感觉。但是当我把这个感觉说出来或是用特定符号记下来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个感受上——并从心理上指向了它——但是这样做有何意义呢？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通过定义可以帮助建立一个符号的意义——但这是在我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才能被精确完成的，因为这样我才能把符号和感受的联系深深印在心里'—但“我深深印在心里”只不过是说：这个过程只能使我在今后能够记得这个正确的联系。
我知道“S”代表什么，是因为我在遇到和以前相同情况的时候使用这个符号来代表我的感觉。但我怎么才能确定这两次的感受是一样的呢？感受的定义过于模糊，尤其是当这个感受可以估量的时候。我们能说我兄弟举着自己女儿时候的那种开心，在连续的两天里都是一样的吗？更难说我父亲给我拥抱时的开心是与我兄弟抱女儿时的开心是相同的了。这是因为尽管我们都将这种感觉称为“开心”，但并不意味着我父亲的感觉就和我兄弟的一样。同样，我也不可能完全肯定地说我会正确地记得我的感觉，并且可以在面对不一样的感觉时不用“S”记录。换句话说：
在当前情况下，我没有关于“正确”的标准。人们可能会说：所有可能对我来说是正确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这只能说明现在我们还不能讨论什么是“正确”。
为了检验是不是每次遇到相同情况时我都用“ S”记录，我不能完全依赖自己的判断，因为这个标准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只有把自己和他人的用法进行对比，才能找到一个独立的标准。意义并不是外部强加的，词语的意义是根据我们如何使用它来确定的。语言必须是共享而公共的，可以相互借鉴和参考的。对于虚无概念也同样适用，因为它们毕竟也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我们需要参考他人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不仅仅因为人类个体无法匹敌，甚至不容轻视社会几百年来通过道德争论（如为什么重新改造车轮?）积累下来的知识，还因为我们无法依靠自身准确地记忆（可估量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走向极端，无论对于掌控者还是受害者来说，控制的梦想都如此致命的原因。我们身边需要拥有一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物（和人），因为他们的独立性是使得我们能够确认自己生活在现实中，并检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用来塑造他们的思想和话语依然“正确”的唯一方式。
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能够使我们信任自己的语言，以此来评估并记忆用该语言进行交流的思想。但是，如上所述，对于强大的虚无概念来说，当组织得出与“本质冲突的”概念相矛盾的结论时，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没有必要进人《1984》的虚幻世界中去寻求“战争就是和平”或“自由就是奴役”的处境，我们的自身世界就充满了这种状况。有时这些组织刻意地试图操纵公众意见，但有时他们又强烈地、执着地相信自己的准则。通常遇到这样激情狂热的状况，我们就会给它贴上“邪教”的标签。
邪教的构成
如上所述，邪教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通常有一个领导者和一定数量的追随者（他们所处的地位可能不尽相同，比如：新手、能手、领导者面前的红人，等等）。领导者和追随者为组织带来了不同的需要，也从组织得到了不同的满足。用心理学的话来说，领导者提出自己拥有神授的能力，而追随者则依赖于领导者。他们被一个共同的“认知图景”捆绑在一起：一个思想、信仰、态度和感受的集合体。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具体探讨领导者及其追随者。但不管如何任意定义，仍有一些心理机制是存在于各种组织之中的。也有一些对许多邪教都十分普遍的机制。我们需要考虑邪教组织在成员间实施思想统一时所运用的技巧，然后将其与洗脑中运用的极权主义技巧进行比较。
组织内与组织外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
拉迪亚德·吉卜林，《东西方民谣》
从我们最低级的知觉过程到治疗他人，将事物分类是人类大脑最基础的活动。如同许多视觉幻象所显示的，偶尔巧合或空间迫近即已足够。如果在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同时听到了声音，除非事先知道，我们通常会假定此声音是该事物发出的。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我们在集合、分类中获得了不计其数的概念范畴。我们以此加快了理解世界的速度。如果我能够将一个新鲜事物判断为“猫类”范畴，我会立刻反应出这个新事物的所有储存信息（“食肉动物”“可能喜欢乱抓”“不会舒服地待在我的厨房里”）而不用重新思索。这使我省下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绝对是一个生存优势。
打开任何一本流行的神经科学书籍，你可能都会找出吹捧人类大脑极其复杂的语句。这种复杂性使人类置身于他人必须应对的复杂事物之中。如果不想在社会交往中癒癒碰碰，那么我们就需要捷径。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些启示，我们会看到广告人是如何赚到我们的钱的。现在，我们可以注意到分类是我们所寻求的一种策略。如果我把一个人定义为一个组织的成员，那么该组织的相关信息就会使得我对这个人的反应沾染上该组织的相关特点。
维特根斯坦指出：一个没有概念界限、没有可能反例的概念，其传播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可能”这个词至关重要，因为实际的反例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我可以把你定义为“需要排泄之人”组织中的一员，尽管我知道事实上这个组织没有反例：每一个人都需要排泄。“需要排泄之人”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可以轻易地（即无须将自己捆绑于相应逻辑）想象出一个不排泄的人：电影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人。对组织来说也一样，定义一个组织一我们一就暗示着可能性，以及通常实际存在的组织外一他们。这种定义组织内（我们）和组织外（他们）的倾向（被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是歧视的核心所在）对我们来说再寻常不过了，他们会根据极具欺骗性的标准将人分为“内”“外”两种：不仅仅根据性别、年龄、外貌或信仰，更有甚者居然还会依据心理实验室中实验者的任意指派。
一般而言，自然组织（那些不是出于研究原因而建立的，如社会心理学组织）鼓励成员之间相互吸引。这种吸引并不仅仅局限于浪漫或性：我们喜欢和“能够给我们提供回报”及“在基础层面比如：信仰、兴趣、个人背景，以及价值观方面与我们相似”的人交往。我们也往往对在地理或功能上（例如：网络世界）与我们邻近的人（或物）产生吸引力：我们反复地遇到他们，似乎增加了对他们的好感。从事社会交往的人会把他们的体态动作、声音和面部表情同步化，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些：这就导致他们行为和情绪的聚合，一个被称为“情绪感染”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伊莱恩·哈特菲尔德等在《情绪感染》一书中提出的。感染可以增加感知相似度，从而提高相互的吸引力。因此我们可望在邪教中发现成员之间不仅有共同的信仰与兴趣，还有共同的背景与基本价值观。我们也可望发现，作为一个邪教成员，该成员会认为那是值得的，可以满足领导者和追随者的需要。对邪教深人的分析（比如艾琳·巴克的《文鲜明教会的创生》）表明：事实的确如此。
不管组织是否是自然形成的，它都会对思想和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在权衡他们作为成员的投人和所得时，人们的依据通常是成本效益比。这会促使他们为了加入或逃离某一组织而付出极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会影响组织成员身份的评估：难以加入的组织会唤起更多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组织有如此可怕的人会仪式的原因）。一旦成为组织成员，他们就会持续受到组织规范和组织角色的影响。就像帕克斯和桑娜在《团体业绩和交往》中所指出的，“规范告诉我们何种行为是否被其他成员接受”。例如：尽管没有明令禁止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生性行为，但每个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组织成员都被给予了特定的角色，比如规定他们成为一名慈善机构的出纳员。规范和角色都起到了之前提到的启发功能：他们加速并抚平了组织间的关系，使组织更加有效，身处其中更加舒适。
每个人都是众多不同组织的成员，他们的不同体现在成员所占有的认知图景的数量：即他们对于每位成员的重要性。同一个业余足球队的不同成员，看待成员身份也是不同的：比如，一个长期怀有抱负的运动员和只想进行一些体能训练的同事，两人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同样，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也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组织成员身份。我弟媳可能把自己定位为“一名会计师”和“一名伯明翰市民”，但与后者相比，前者在更大程度上显示了她的身份。与其他日常组织相比，邪教占据了成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它们显得很突出，甚至接管了成员的认知图景。
自身与世界
人，自负的世人，
置身于暂时的权力，
却忘了自己易碎的本来面目。
威廉.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认知图景”这个概念——我们所占据的心理空间——与我们自身是紧密相连的。就像我们同时隶属于很多组织一样，我们定义自身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几个世纪以来，自我认知一直是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勒内·笛卡尔以一种基督教的传统方式将其设想为统一的精神对象，而我将这种观点比喻为“钻石观”。现代的关于自我的观点认为自我更加多元、更易善变。我之后会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上，但现在我只能说本书采纳的有关自我的观点是沿着多元路线走下去的：我将自我定义为个体大脑所持有的一切信仰。这就意味着一般情况下，我们仅是片面地定义自己为“科学家”“英国国民”，或其他任何说法。这是有意而为之的；除了列举信仰所花费的时间外，我们不想把自己归类于“需要排泄之人”。但不管是否被承认，组织成员身份在我们的认知图景中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而且组织信仰是我们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包含了一个隐含意义：组织对我们越重要，我们就越可能体现出组织和自我的等同关系，认为组织的福利让我们受益，组织的危险会威胁到我们自身。
社会心理学中最好的公认发现是那些关于“自私倾向”的发现。每个人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偏爱自己，如果认为自己可以不自私，那么我们就是有意的；但通常情况下都是潜意识的，不管是在共享资源还是解释行为的时候。在自我及组织内的延伸也一样。例如：我们喜欢把自身（或组织内成员）的成功归结为内部因素（“我自身的能力使我得到了那份工作”），而将组织外成员的成功归结为外部因素（“面试官和他父亲一起打过高尔夫”）。对于失败，情况就完全相反了（“面试官对我有偏见”“他没获得那份工作是因为他懒惰”）。这种偏爱组织内而贬低组织外的行为是一些偏见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而邪教可能会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组织内成员美化为上帝“拯救的”孩子，而把邪教组织外的成员妖魔化、诅咒化，由此认为教派外的成员都有道德问题。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这些机制自有道理。组织为人提供了周遭环境；因此，友好的组织成员提倡友好，并不断加强组织凝聚力，被定义为“为了使成员融人组织而施于其身心的所有力量的结果”。如果过去你帮过其他成员的话，将来他们更有可能帮助你，所以青睐他们比青睐组织外成员更有实际意义。对吉姆·琼斯的邪教而言，从发展的早期他们就对组织外充满了敌意。琼斯的追随者委身于他；对他们来说，浪费时间、精力在他们试图毁灭的外部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观念不同的人往往相互排斥；正如罗伯特.海因莱因的《陌生国土上的陌生人》中虚构例子所显示的，即使最初邪教领导的偏差得到接受，但反对迟早要爆发。
组织压力
组织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素被捆绑在一起，包括因组织完成既定目标而感受到的成功，组织对于成员的价值，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匹配程度，成员间相互的好感，以及外部因素（个人目标能够在组织内外得到满足的程度）。一旦效忠于一个组织，成员们就会调整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使之更加接近其他成员，差异会刺激紧张神经并威胁到组织的团结。这就导致了一个邪教思想中最常见的问题：现实漂移。地位较低的邪教成员倾向于将自己的信仰向地位较高的成员偏移，尤其是邪教领导，但不可能逆向。如果领导者的信仰和现实世界高度一致，就会使其他成员受益：他们的认知图景就会更加准确地表现现实。不幸的是，领导者的信仰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由于他们受到追随者的鼓舞而变得更加极端。许多邪教领导都偏爱抽象、模糊，因而不容置疑的观念，这能够进一步减小现实检验的可能性，然而邪教在成员身上施加了强烈的环境控制，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可供检验的现实情况都是由组织环境提供的。这常见于“集体盲思”现象，即发生在臭名昭著的猪湾惨败事件中的现象。美国政府一系列灾难性的决策加剧了美国和古巴的紧张局势，一度处在核战争的边缘。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非凡领导才能，决议会议的封闭性，决策人所持强烈的反俄信念，以及类似于“未来自由世界”抽象观念的重要性，共同促成了对于极不现实，甚至极其危险的政治形势的评估。
邪教通常具有高度的凝聚力，成员们共享着许多信仰，履行着相同的日常行为和仪式，有时甚至穿着同样的衣服。由邪教境况而产生的情绪，以及邪教教条简单化的本质导致邪教信仰诱人地简单，秉持信仰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一旦一个人信奉了某种信仰，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丢弃它都会感到难受，就像丢弃了身份的一部分一样。面对密友的反对和对领导者的敬畏，想要一走了之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组织越来越具凝聚力，对其成员的影响越来越深，组织和外部世界的差异也越来越大。组织常常实行非常严格的界限管理，使其不受外界的影响。这可能包括针对任何“异常”行为。相反，这也同样会带来组织外的敌意，就进一步巩固了组织内的团结。
组织成员身份可以提供两点令人欣慰的感受：成员并不孤单，而且不用承担责任。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能够成为拥有自身权利和行动力的实体，通常被领导人格化，领导扮演了超自然保护神的角色，免除个体自己做决策的痛苦。在强大组织中分散责任可能是最危险的现象，因为这会减弱正常的、使大部分人望而生畏的社会约束力（比如：担心被责备和惩罚），从而降低暴力行为的门檻。曼森家族的封闭特性有效地孤立了成员表示反对意见的直接感受，尽管他们足够理智并知晓如果他们杀人的话就会被判刑。但什么样的社会可能把他们看作杀人犯，这些已有信息远敌不过来自所处环境的信息：那些受害者不是真正的人（不是我们的一员），而且事实上自身并不承担因谋杀该承担的责任。
邪教是极权的吗？
第一章讨论了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提出的如何判断某个信仰体系是否为极权的标准（见表1.1）。鉴于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最为危险的邪教都可以称为极权。环境控制和神秘操控是其典型特征，这些特征通过邪教仪式和物理隔绝（例如：选址在圭亚那丛林深处的琼斯镇）得以体现。仪式（比如：人会仪式），以及组织内外的区分彰显了邪教纯洁性的要求。忏悔崇拜是邪教成员生活的主体（比如：集体祈祷），与此类似的是邪教不容置疑的教条：利夫顿所指的神圣化的科学。语言加载的现象经常出现，随意瞥一眼邪教文学便可以看出：邪教往往希望成员们可以为教派的存在而甘愿牺牲自己。教条至上与决定存亡并存——许多邪教领导都被赋予了可以决定其追随者命运的权利。事实上，曼森并没有屠杀他的家族，但吉姆·琼斯却选择了结束他数以百计追随者的生命。
邪教成员被洗脑了吗？
由第1章得知洗脑包括很多方面：侮辱性、时间性、符号性（虚无概念）及概念不易界定性。邪教通常被我们定义为组织外，经常遭到我们的唾弃，遭遇到时我们也常常简单懒散地解释它们，用诸如“洗脑”这样的词加以区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洗脑”。“邪教”这个词蕴含了贬义，但有时的确至少能为其成员带来不少益处：减轻心理痛苦，改善情绪健康，减少药物使用，健康饮食，以及作为减压的生活方式。当然，多数邪教还是通过极力要求成员改变生活方式而增加了他们的压力，比如：放弃世俗物质。但邪教也同时提供了可以释放痛苦的机制，比如：从其他组织成员那里得到强烈的积极反馈。
第1章也提出了洗脑情境下的几个特征，包括情绪的运用，以及可能被接受的信仰的怪诞本质。在邪教中，信仰体系脱离现实或不利于信徒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曼森的追随者们最终都被捕人狱，琼斯的追随者们都以自杀告终。如果深层的未被满足的需求通过邪教成员身份实现了，那么尽管这种印象是浅表的，这一过程中蕴含的信仰改变却是巨大的（比如：一个忠诚的资本家放弃了所有家产去追寻乌托邦的理想）。邪教以外的人常常发现，那些身处其中者在极短的时间内人格就发生了改变，同他们交流十分困难，这些人要么充满敌意，要么对他人的观点充耳不闻。在很多邪教中，强烈情绪都被用来增强成员对组织的投人与忠诚。一旦邪教建立，便采用强制手段来维持信徒团结在组织内（正如琼斯镇发生的“相关亲友团”事件）。然而，马克·加兰特指出：邪教成员并不总会采纳与自身意志相抵触的邪教观念；而是“在自发交谈中，联系必须通过一种微妙（或欺骗性的）的方式得以保持，不能胁迫个体顺从组织观念”。如上所述，不同的邪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所区别。有的运用胁迫，有的运用欺骗，有的仅是成功地迎合了特定人群的需求。大多数邪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领导人的个性。例如：一个偏执的领导人会增加邪教的危险系数。
该怎么理解“洗脑是一个过程”呢？我们知道大多数邪教的骇人一面可以通过对组织凝聚、情感粘连，还有责任分散的社会心理研究加以体现。似乎并不需要这一特定的被称作“洗脑”的过程来与其他心理过程进行区分。极端邪教运用的暴力（比如曼森家族和琼斯镇大屠杀）似乎比其他人类组织使用的武力都更加强大。对于组织的信仰其实就是自身信仰的一部分：组织对成员越重要，组织所侵蚀的认知图景范围就越大。认知图景仅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即使最细密、成熟的自我也是有限的宝库。这就意味着，当组织一点点侵蚀个体的时候，成员们就越来越无法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独立个体。当组织成为一切，个人责任被分散到整个组织的时候，领导人就获得了作为独裁者的极权控制。这种现象是完全能够发生的，并不存在什么魔力。广岛原子弹事件被描述得十分恐怖，甚至连宗教术语都引用了进去（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引用印度教经书《薄伽梵歌》的著名语录——“我将要变成死神，成为世界的毁灭者”）。但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也真的被发明核能的物理学家预见了。广岛原子弹没有魔力，它遵循了物理定律。同样，琼斯镇的空气也没有魔力。
洗脑的象征性层面，即梦想控制，在很多邪教中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宣称当大灾变到来之时，只有自己可以存活，并且继承新的天命；世界上其余的人都将死去，不然也要被奴役。此时此刻，邪教领导通常坚持严格控制成员的生活，常常鼓励他们把领导人当作上帝或是上帝派到地球的使者。事实上，“控制蠕变”倾向正是宗教和政治体系的特征，同时也是众多暴力和自毁性邪教的特征。总之，作为一种神秘的心理技巧，洗脑已成为我们解释邪教的一个额外条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控制幻想，用洗脑来解释邪教也是极为贴切的。
是什么使一些组织变得险恶？
我不相信有什么不可交流；这正是一切暴力的源泉。
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
上述的例子显示了促使一个组织危险化的一些因素，不论是对自身还是对外界。其中之一是心理和生理上的隔绝。缺乏外部世界的反馈不仅仅使组织成员很难追踪自身道德准则的变化，而且还增加了他们的受威胁感：很多孩子都知道，一间黑暗的空房比一间相同的亮着灯且可以看到陈设物的房间更易引发恐惧。对于危险组织，来自外界的冲击对组织集体意识的威胁似乎很大。正如琼斯镇大屠杀，这种偏执并不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时所觉察到的反对组织的人真的就在那儿，蓄势待发。
组织规模也很重要。对人类来说，在组织成员达到150人时，似乎就出现了一个倾斜点。罗宾·邓巴指出：“在这样的规模下，命令能够得以执行，难以驾驭的行为能够在个人忠诚以及人与人直接接触的基础上得到控制。但更大规模的组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似乎“一旦一个团体超过了150人，成员就变得越来越难以通过单纯的同龄压力来控制”。相反，取而代之的必须是有条理的管理等级制度，否则组织就会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子组织，从而失去整体团结。因此，规模较小的组织更容易以一种伤害性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信仰，正如获悉已久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恐怖分子。很多宗教或政治运动都有一个“社会彗星”的结构：一个小型的拥有忠实信徒的核心组织，后面跟着一群不很忠诚的追随者（例如：动物权利或福利保护运动组织）。这似乎表明：针对小型恶毒组织的一剂解药是急剧增加其成员数目，以期内讧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会造成组织分裂成更多有害的子组织。
另一相关因素是这些组织通常拥护的思想类型。他们的目标和邪恶都表现得无影无踪，因此有很明显的价值负载。强烈的情感促成了投入与忠诚。他们也被告知组织有着优越性，认为在周围的人人地狱之时，自己却是被拯救的臣民。但是在这种优越感中也并存着与生俱来的鲜明的忧患意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仅仅是黑暗大环境下的一束亮光。（第5章中可以看到，高度尊重和对尊重的威胁结合在一起十分危险，在对采取人身攻击的犯罪分子的讨论当中我们还会再次探讨。）这种忧患意识促使组织成员紧紧地插绑在一起。
让我们回到宗教和政治的话题上来，其核心概念都是虚无的，从观念上将其信徒的情绪升温。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暴行总是和宗教或政治动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但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其具体内容，而是观念本质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忠诚的无神论者常常通过引用宗教战争和原教旨派恐怖主义，来指责宗教制造的大规模伤亡。但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被称为20世纪耻辱的大规模杀戮却是由无神论者引起的。约瑟夫·斯大林的恐怖主义统治见证了对宗教机构的大范围镇压，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伤。哪个宗教会在其良心上沾有如此之多的血迹？这些思想体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致命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无神论主义”或“宗教主义”，而是因为其思想的虚无性。相同的论据也适用于政治。这些依靠虚无概念促进极权主义思想的体系（组织，个人）是非常危险的。
※本章小结
组织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形式。通常组织可以惠及或安抚其成员：尽管西方邪教成员支持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背景的生活方式，但可以为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益处，这被视为理性的选择，资本主义的有效解药。但邪教采取同所处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事实无疑向这些社会设想发起了挑战，并煽动了极端敌意，尤其是来自邪教成员家属的敌意。反邪教运动创立了洗脑这个名词，它自诞生就沾有邪教宣传的恶臭，是一个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
对于反邪教分子的担忧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有时，组织尤其是小型组织可能是相当危险的。这种情况尤其会出现在他们高度团结的时候，组织成员身份对于个体成员来说变得极其重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受到组织外的迫害），或是抽象、不容置疑的思想与强烈情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抽象、模糊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都是宗教和政治信仰体系的特征，他们通常与危险组织（其成员随时准备攻击或杀戮组织外成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组织通常会显示出极权主义思想特征。他们运用一系列的步骤吸引和维持新成员。有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以至于被贴上了洗脑的标签，但这些全部都可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加以解释。细致的研究往往会揭示特有组织机制的运行，并且表明能够满足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深层次需求的方法，就是成为邪教的一份子。
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最大限度降低组织危险的方法。我们将细致地研究究竟是哪些特质使一些人成为领导者，而另一部分人成为追随者；我们会再次回到梦想控制。但首先应该探讨以下两个十分常见情形下的洗脑问题：媒体和教育。
Timothy McVeigh（1968—2001）：制造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大爆炸的元凶，是“9·11事件”之前美国最为致命的恐怖活动。2001年6月11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重刑犯监狱将其执行注射毒液的死刑。这是1963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恢复对死刑犯执行死刑。
Joseph Conrad（1857—1924）：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是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轻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之心》（1899）、《吉姆爷》（1900）、《密探》（1907）等。
Osama Ben Laden（1957—2011）：基地组织的首领，现被指为美国2001年“9.11事件”的幕后总策划人，并被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名单的首位，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通缉犯”。
Shiva Naipaul（1945—1985）：出生于西班牙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国和特立尼达小说家兼记者。
Leo Ryam（1925—1978）：美国民主党政治家。他从1973年担任加州第十一议员选区美国议员，1978年琼斯镇大屠杀前不久被人民圣殿教成员谋杀在圭亚那。
John Keats（1795—1821）：杰出的英诗作家之一，也是浪漫派的主要成员。代表作有《圣艾格尼丝之夜》《秋颂》《夜莺颂》《拉弥亚》《致秋天》等。
Toin Lehrer（1928—）：美国创作型歌手，讽刺作家，钢琴演奏家和数学家。他最为著名的是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精粹诙谐的歌曲。
Hannah Arendt（1906—1975）：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集权主义的起源》。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人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出生于印度盂买。代表作有《营房谣》（1892）、《七海》（1896）、《生命的阻力》（1891）、《丛林之书》（1894—1895）等。他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该奖的作家。
Elaine Hatfield（1937—）：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Eileen Barker（1938—）：社会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前任成员，人权研究中心顾问。她是宗教运动信息网络的主席和创始人，致力于研究邪教和新宗教运动等团体。
Craig D．Paries：华盛顿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著作有《社会困境》（1996）、《团体业绩和交往》（1999）等。
Lawrence J．Sanna：华盛顿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著作有《团体业绩和交往》（1999）等。
René Descartes（1596—1650）：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
Robert Heinlein（1907—1988）：美国硬科幻小说作家，被人称为科幻先生（Mr．SF）。他的作品不但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可信性达到了罕有的标准，而且也提高了科幻类的文艺水平评价标准。他和艾萨克·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被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美国科幻空前绝后的优秀作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四大才子之一”。
Marc Galanter：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南亚研究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和政治学院教授。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Jean 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
Robin Dunbar（1947—）：英国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研究灵长类动物行为方面的专家。最著名的是他提出“邓巴数”定律，也称150定律，是指能与某个人维持密切人际关系的人数人限是150人。
第3章 劝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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