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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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引人注目的极权主义态度并非卢卡申科总统所特有。有些学校就把穆斯林男性儿童训练成自杀性炸弹的牺牲品，有些种族主义者教自己孩子说黑人应该被驱逐出英国，如有必要可以采取暴力驱逐。一些美国学校反对讲授进化论，因为这和圣经的创世论背道而驰。教育和宗教的关系是争论的根源，但宗教是唯一特别显著的意识形态实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实例。由于篇幅限制，我仅再举一个例子：一名新纳粹教师的惊人案例。
这个故事发生在加拿大亚伯达省的一所学校。发生在加拿大这一点本身就十分令人意外：如果我随机选取一些市民让他们列举最有可能有极权主义教育制度的国家，加拿大的得票数不会很多。但是，一个叫做吉姆·吉格斯卓的极富感染力的基督教教师却能够成功地将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强加于高中学生，以至于这些学生全盘接受了纳粹意识形态。一个学生写道，在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前，“受犹太人操控的暴徒在公园里游荡，重击儿童的头，强奸妇女之后把她们淹死，切开男人的胃使其流血至死”。发生在加拿大？当家长投诉并要求处分吉格斯卓时，接任他的老师向学生们展示了纳粹集中营的照片，人们最终发现吉格斯卓所描述的都是伪造的假象。一个学生直到被送到德国的达豪集中营参观之后才转变思想。在纳粹暴行正待完全凸显的20世纪30年代，吉格斯卓并没做什么，他付诸行动已经是二战后几十年的事了。该案例形象地体现了教育被极权主义者利用的危险性。
※本章小结
洗脑一词经常被用于广告和教育领域中，因为这两者都关注于改变人的观念。当然，没有哪一个广告可以把一个自由思考的人变成行尸走肉的消费者。但是，大量累积的消费文化充斥着极其老套、未经检验的假定。我们或许认为自身已经对这些假定产生了免疫，但社会心理学的大量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只因为我们往往对假定不加细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一直忽视它。消费文化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财富带来幸福，每一个需求都能够，也应该被立即满足，追求体格完美是权利也是义务。这些假定观念在西方已经广为接受。但极少甚至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比以前更开心更安全。
广告试图把我们变成快乐的消费者，教育力图把我们变成优良的公民。尤其是，教育企图控制年轻人的思想，这使得教育被指控为洗脑。而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原则就是来自教育，这与广告类似。尽管教育时常缺乏实践，但其目的却是提升个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买东西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借助可能梦想的描绘，广告也会给我们带来过高的期望。“买它可以使你们幸福”就是一个信息，我们买了，但发现自己仍然不开心。相比之下，教育并不明确承诺幸福，但它致力于更大的收益，以此来使更多人进入它的消费场。最糟糕的情况是，它可以扭曲和损毁年轻人的思想；而最好的情况是，它可以传播一种至关重要的技能一~停下来思考并辨别真假。我们沉浸在信息的海洋里，但如果没有理解、选择和分析的能力，我们不可能很好地运用这些信息。
下一章中，我将探讨另一个被指控为洗脑的领域，这个领域有着强有力的反响，即：奇怪而令人不安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
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一公元前43年）：罗马共和国著名演说家和政治家，被誉为“拉丁语雄辩家”、散文家。也被认为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
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共产党员、哲学家。他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在国际上赢得了读者。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影响下，他的作品出自于对当时为人们所广泛探讨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主题的挑战，从而提出了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概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Stephen Leacock（1869—1944）：英国出生的加拿大教师、政治科学家、幽默作家。他是20世纪初英语世界最著名的幽默作家。
Signumd Freud（1856—1939）：犹太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Edwanl Bemays（1891—1995）：奥地利裔美籍人，公共关系和宣传领域的先驱，被称为“公共关系之父”。他把古斯塔夫·勒邦和威尔弗雷德·特洛特的群体心理学思想与其叔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结合了起来。
Robert Cialdini（1945—）：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终身校董事讲席教授、研究生特聘教授。曾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协会的主席，并获得了协会颁发的突出科学贡献奖。他的研究发表在许多杂志上，包括《社会心理学手册》《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等，其著作《影响力》已被翻译成26种语言，在全球售出了200万册。
Anthony Pratkanis（1957—）：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心理学教授。他是经济诈骗犯罪、恐怖分子和独裁者宣传、营销和消费者行为，以及潜意识说服方面的专家。
Emiot Aronson（1932—）：美国心理学家。他被列人20世纪最杰出的100名心理学家。最出名的是其发明的减少不同种族间敌意和偏见的拼图教室法，认知失调研究，以及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
Aldous Huxley（1894—1963）：多产的英国作家，共创作50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
Jimmal：罗马诗人，《讽刺》的作者。在公元1世纪晚期到2世纪初期较为活跃。
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1895年出版《时间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了《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多部科幻小说。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曾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会晤过罗斯福和斯大林，撰写了《基普斯》《托诺一邦盖》《波里先生和他的历史》《勃列林先生看穿了他》《恩惠》《预测》《世界史纲》等大量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作品。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
Zarathustra：拜火教的创始人。
Erich Fromm（1900—1980）：德国社会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人文哲学家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
Richard Dawkins（1941—）：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著名科普作家、生物学家。是全世界在世的最著名的无神论者。代表作是《自私的基因》。
V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籍小说家、文体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同时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著名作品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说吧，记忆》《阿达》《透明》《劳拉的原型》等。
David Aaronovitch（1954—）：英国作家、播音员和新闻记者。他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赢得2001年政治新闻奥威尔奖以及2003年“专栏作家年度奖”。
Jacob Talmon（1916—1980）：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他创造了极权主义民主和政治弥赛亚主义这两个术语，代表作是三卷本的“救世主义思潮”研究，即：《集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政治救世主义》和《国家的神话与革命的幻象》。
Pink Floyd：英国摇滚乐队，因迷幻音乐而取得国际性的成功。他们运用哲学歌词、声波实验和精致的现场表演，是流行音乐史上商业化运营最成功且最具影响力的组合。
Michel Fou 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思想史家和文学评论家。
William Golding（1911—1993）：英国小说家、诗人，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小说富含寓意，广泛地融入了古典文学神话、基督教文化以及象征主义。他的第一本小说《蝇王》（1954）突出了他历来所探讨的主题：人类天生的野蛮与文明的理性之间的斗争^这部小说也奠定了他的世界声誉。
Thomas Amold（1795—1842）：英国近代教育家、历史学家。他是广教派英国国教运动的早期支持者。他在1828—1841年担任橄榄球学校校长期间，进行了大量改革。
Alexander Lukashenk0（1954—）：白俄罗斯总统。1994年7月当选首任总统，2001年9月连任，2006年3月当选第三任，2010年12月当选第四任。
Jim Keegstra（1934—）：加拿大一公立学校前任教师。1984年被指控公开发表仇恨言论罪，该判决经上诉法院改判而后又被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这一判决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成为加拿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案件。
第4章 期待治愈
描述性标签并不能提供因果认知。
罗伯特· L.泰勒，《精神还是肉体》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了有关“洗脑”一词核心字面含义的比喻：用水洗涤和净化。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密切相关的比喻：治愈。自“洗脑”一词诞生以来，很多类比都把洗脑和治疗变态心理联系在一起。
医生和恶魔
众多评论家都强调过心理学、精神疗法和精神病学中“精神疗法”的手段与洗脑及其前身——刑讯——所采用的强迫性手段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实施强制手段去说服他人的人会有意利用医疗模式来为他^的行为找到正当理由，向其“病人”（即被洗脑者）描述说，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好。这种“治疗”和“健康”的措辞还可能结合其他模式。一种常见模式是福音派宗教改造中的“罪过”和“忏悔”之说，宣称目的是拯救患者（或被洗脑者）的灵魂。另一种模式是“斗争”之说：即治疗者（或洗脑者）试图控制或腐蚀患者（或被洗脑者）的敌对势力（或敌对思想意识），斗争目标是将患者（或被洗脑者）从种种错误的信条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就是奉行了圣约翰的名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不用说，洗脑者将真理视为其进行思想垄断的一种计谋。
乔治·奥威尔对语言的力量一直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他为我们提供了滥用权力者如何利用“美德”模式（如治疗、救赎、解放）的清晰例证。例如，在小说《1984》中，拷问温斯顿·史密斯的奥勃良在向温斯顿描述党的目标时就明确地运用了医疗模式。“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是为了给你治病。是为了让你神志正常！温斯顿，你要知道，凡是我们带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治好走的。我们对你犯下的那些愚蠢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外在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单要摧毁敌人，还要改造他们。”
反精神病学家面临的挑战
医生们常常要面对来自行业内部的批评。在面对米歇尔·福柯“把工厂、学校、军营和医院这些机构弄得像监狱一样，这岂不奇怪?”的反问时，一些心理健康的业内人士会回答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对福柯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诸如 R．D.莱恩和托马斯·萨斯等反传统精神病学者来说，将一个人划定为精神病患者的种种过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而是国家针对那些有社会反常行为的个体（强制地）行使权力。这些批评家认为，“不得不生存在社会中”这一事实给那些无法处理好社会关系的人施加了诸多压力，使得他们做出令自己和他人都很苦恼的行为。莱恩甚至将精神分裂行为定义为“一个人为了能在某种难以生存的情境下生存而采取的特殊（行为）策略”。理想情况下，“治愈”这类人即意味着变革社会，消除有害压力；但相比之下，另一种方法却要简单得多，即将社会压力的受害者界定为行为异常、精神失常或有精神疾病的人群。这种措辞给这类人贴上“非人”的标签，罗伯特·利夫顿在第1章中就告诉了我们，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这不仅剥夺了这类人的权利，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并/或）进行强行治疗（理论上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但主要是为了社会的便利），而且为了保持更大范围“正常人”对于纯洁的需求，必须剔除这类“非人”。正如托马斯·萨斯所言：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就像患了肝病或肾病的人一样，一些人患上了由心理或性格所致的疾病；患了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在心理和社会地位上都低人一等；人们认为，由于“精神病人”很可能无法“了解哪些东西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必须由其家人或国家来关照他们，哪怕这种关照意味着违反他们自身的意志，对他们强行干预，或将他们禁闭于精神病院中。
我认为这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概念、观念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违反道德的。
萨斯，《制造疯狂》（The Manufacture of Madness），第XV页
萨斯的意思并不是说“怪异的”行为不存在，他甚至也不是说有着怪异行为的人可能不想或不需要帮助，以求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麦克白那样“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萨斯认真地解释道，他的批评并非指向心理治疗或者“契约性的精神治疗”，因为在这样的治疗中，病人自愿地签订合同，并向治疗医师支付费用，以便直接获得心理健康服务；而且，使用暴力或欺诈手段的治疗医师将受到相应的处罚。萨斯的批评所针对的是他所称的“公共机构式精神病治疗法”，因为“公共机构的精神病医师属于公职人员，由私人组织或公共组织（而非其表面上的‘顾客’）对他们的服务给予报酬；其首要社会特征是使用暴力和欺骗性手段”。他主要反对的是这种治疗的强制性——认为只要个体有反常行为，外界就有充分理由剥夺他们的自由。正如莱恩评论道：“就对物种生存的威胁程度来说，经过精心调教的轰炸机飞行员比在精神病院里被骗说体内有颗定时炸弹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了。”
25年后，罗宾·道斯在他的《纸牌屋》（ House of Cards）—书中提出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心理治疗和精神疗法中有太多的内容建立在可疑的科学基础之上。在谈及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对其从业人员的授权过程时，道斯指出：
教授以及为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工作的“组织机构的”或“专业的”心理学者不该被授予从业资格，理由是这些人本质上并不是在为个体的客户服务。这种观念与APA道德规范相矛盾，因为APA道德规范明确规定，心理学工作者应当为个体提供评估或治疗服务。
道斯，《纸牌屋》，第177页
像萨斯一样，道斯也指出：这些公职人员能够对其所评估的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大到决定生死存亡，比如评判被指控为谋杀者的人时。正如道斯所说如果心理学家断定杀人者‘不可救药’，应判处死刑，那么很难说他们是
在为这些人的最大利益着想。”他们为服务于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对于那些被认定为无可救药的个体，相比康复改造而言，更喜欢采用“切除术”（采用身体极刑或社会禁闭），正如希特勒否定犹太人一样。这让人联想到第1章中讨论过的极权主义态度。
与反精神病学家的“社会影响力”假说相对的另一端是当下影响较大的精神病学的生物/医疗模式，该模式认为，精神疾病是身体疾病的一部分。备受批评的美国精神病学界的官方指导手册一《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缩写为DSM），或欧洲精神病学界所参照的类似手册——《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其所界定的300多种情形无疑是极好的例证。正如道斯提到的，一些 DSM症状和精神疾病一样，都有“易于理解的病因、生理特征、一系列相关的行为表现（症状）以及持续的过程”。伴随免疫失调性狼疮出现的精神疾病之症状就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现行DSM版本的诊断范围包括从我们熟悉的（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到着实怪异的症状（如身体畸形恐惧症，患者要求通过手术移除他们身体的健康部分）。事实证明，有些“障碍症”——如阅读障碍、品行障碍和人格障碍——存在较大争议。许多患有诵读困难的儿童的家长都强烈反对对儿童进行精神疾病诊断；很多人格障碍的评论者也对将一个人的整体人格界定成疾病的做法表示担忧。以“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缩写为APD）为例（其“初级阶段”为品行障碍），我们很难设想这种“障碍”人士如果没有这些“障碍”会是什么样子；当然这并不是在说精神分裂症所产生的幻想之类。APD的判断标准包括欺诈，不能提前计划，争强好斗，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虽然APD的诊断根据的是行为，并且上述标准也是对行为的描述，但这些标准对很多人而言听起来更像是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令人不快的特征。尽管精神病是“由众多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反常行为来界定的”，但 APD“患者”（通常不清楚他们是否是患者，至少要等到他们触犯法律）有时也被称作精神病患者。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被评估为精神病，那么他可能具有残忍暴戾、冷酷无情和欺诈成性的性格特点，并且举止恶劣。正如生物医学模式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完全不清楚残忍、冷酷和欺诈与脑功能问题有多大的关系，也不清楚如何用药物和其他方法对其进行治疗。未经本人同意而通过“暴力或欺骗性手段”对人格障碍患者进行治疗，其危害近似于洗脑过程中的强迫性人格改造。
一些评论者反对严格地区分精神正常和精神失常，这种区分，在精神疾病的社会影响力模式和生物医疗模式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其他评论者，有的质疑诸如脑叶切断术这种强行治疗手段的运用，有的对药物疗法或精神疗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现代心理健康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大批批评者，并且这场运动前所未有地繁荣。为什么会如此？很多人断然将其归咎于“权威”——这是第3章描述的罗伯特·西奥迪尼所提出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之一。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心理健康专家都企图哄骗客户，给其施压；确实有少数骗子专家，但绝大部分专家都是善意的。然而，产生影响力的技巧并不一定就带有欺骗性思想：权威人士可能是真的（比如开处方药的医生），也可能是假的（比如演员在一个著名电视剧中扮演的开处方药的医生）。经国家批准，加上多年训练的支撑，心理健康专家认为他们具有真正的权威^再次引用道斯的话，我们接受他们的权威，因为“我们频频地听说他们是专家，而我们极易接受宣称是权威人士的人所说的话”。要明白为什么权威是如此强大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我们得重新讨论一下社会心理学。
权威的力量
那是我的愿望、我的命令；我的意愿即是充分的理由。
朱文诺，《讽刺》，第六卷
对于权威的研究很早就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展开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学科领域最重要的人物都到了美国，以逃避纳粹德国的独裁政权。西奥多·阿多诺等提出了“权威人格”（通过阿多诺权威量表进行测量）的概念：个体对权威人士极为恭顺，但对无权人群的态度极不友好。他们认为父母过于严厉的管教使一些孩子将天然的攻击性转向较弱的目标发泄，而不是直接向其父母表现出来。这些孩子长大后，在心理上更倾向于服从权威——被认为是其父母的代表，有置身于等级体系之中的需求，并喜欢运用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虽然后来的研究提出了有关“权威量表究竟能衡量什么”的质疑，但权威主义仍颇具影响。密尔顿·罗基奇的研究扩充了人格类型，使其超越了右翼意识形态（权威量表“ F scale”中的字母“ F”指代“fascism”，即“法西斯”）。高度权威主义分子常常高度评价独断和偏见的等级评定，而且不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世俗观念或宗教观念，他们都会这样做。罗基奇则认为，重要的是信仰的类型和结构，而非其内容。
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很快遭到了挑战。批评者认为，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将偏见归为“个体人格塑造的动力，这低估了当前社会环境对塑造公众态度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忽视了影响偏见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而且，作为一个有关个体差异的理论，它也无法解释权威主义为何在纳粹德国中会如此盛行。再者，如果只是某几种人格的人容易盲从，那么有幸生活在一个较为自由的国度（有着鼓励父母开明的政策）的人，大概就可以对其身边独断专横者的任何威胁置之不理了吧。
在斯坦利·米尔格兰姆踏入心理学名人堂之前，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在他一连串著名的实验中，斯坦利对仅有某些人易受权威影响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将研究的焦点从人格转向行为，表明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自由思想的美国学生（与喜好权威的传统德国人形成对比），如果受到心理学家的指示，也会对他人施以危险电击。这些实验表面上是有关学习的，而实际上却是在欺骗被试者，使其以为他/她是在给另一个志愿者——即“学习者”（其实是另一个实验参与者，假装接受电击）——实施电击。被试者给“学习者”进行学习测验，当“学习者”犯了（预先设计好的）“错误”时，就会受到来自被试者的电击。如果被试者犹豫了，实验者会指示其继续执行。
根据第3章讨论过的罗伯特·西奥迪尼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之说，我们会发现，米尔格兰姆不仅运用了权威这一产生影响力的武器，还运用了敢于承诺和言行一致的武器。刚开始设定的电击量是很低的，随着实验的进展，电击量逐渐增加至危险水平。所以刚开始相对比较容易承诺参与实验，并完成最初几个级别的电击。但每一次被试者同意增加电击级别时，他/她就陷人了一个敢于承诺和言行一致的圈套，使他/她越来越难以抗拒。对于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来说，这种圈套是他们最中意的一种手段。这就是为什么通常要训练士兵，使他们在面对被俘和审讯的威胁时能做到只提供自己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其他信息一概不说的原因。
米尔格兰姆邀请了“精神病学家、研究生、行为科学系的教师、大学二年级学生以及中产阶级成人若干”来预测会有多少被试者完全听从实验者，并实施最高级别、有可能致命的电击。所有人的答案几乎都在1%~2%——这个猜测数字基本接近总人口中虐待狂所占的比重。可惜，米尔格兰姆研究的不是针对虐待狂的。在实际实验中，高达2/3的被试者都完全服从了实验者的指令。这种盲从不是由于少数人的人格“失常”引起的，相反，米尔格兰姆认为：
这也许是我们的研究得到的最根本的教训：仅是做自己工作，本身并不怀有任何恶意的普通人，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破坏性过程的实施者；另外，即使当他们所做事情的毁灭性效果显而易见，且被要求执行与其基本道德标准不相符的行动时，也只有极少人采取必要的办法来抵制权威的指令。
米尔格兰姆，《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第24页
米尔格兰姆对其研究发现的解释集中于他所提出的“代理转换”。他设想人类（和其他生物体）能够在两种状态下活动：“自发”状态和“代理”状态。当人类自发活动时，人类是自私和自由的，他们的行动受自身控制，并服务于自身需要。如果社会完全由这样的独立个体构成，那么生命将可能接近托马斯·霍布斯著名的自然状态观：“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匮乏。”米尔格兰姆认为，人们要想在同一地域共存，这些个体成员就必须约束自己的自私行为。例如，他们必须学会不相互攻击。他认为这种抑制是个体良知的基础。
人类生活在各种极其复杂的组织之中，并从中获得相当多的生存益处。一旦人们成为一个复杂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他们能够共同实现的东西就远远多于各自努力所获得的。社会系统常常将其自身组织成不同的等级系统，使得若干成员的行动由所在等级系统中更高一级的成员来协调。然而，这种协调（控制）只有当每个成员都牺牲一定的自主性时方能有效，因为若非如此，个体自控和系统控制将会发生冲突；这不仅使个体感到不适，还会破坏集体效率。因此行为和态度的转变——代理转换——是必需的，正如米尔格兰姆概括道：“具体来讲，就是当一个人进入一个权威系统时，他就不再认为自己是根据自己的目的行动，而是把自己看作是按照他人意愿行事的代理人。”这种代理思维的例子包括导弹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他是二战后到美国工作的众多纳粹科学家之一，汤姆·莱勒讽刺道：
“一旦火箭发射升空，谁管它们落到哪里呢？那不归我的部门管。”沃纳·冯·布劳恩说。
莱勒，《沃纳.冯.布劳恩》
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出现了挑战传统权威的趋势。医生、教士、公共部门员工和政治家的声望都多少有所下降。随着宗教和公共部门影响范围的缩小，随着新时代运动深人医学领域，传统权威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减弱。但是，权威仍是全世界各个社会一个普遍而必要的特征，而且它对洗脑者极其有用。
服从权威的思想是通过（和前一章一样，在此我借用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及强制性国家机器逐渐进行灌输的，这些国家机器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媒体、宗教和政治组织，以及教育和刑事司法体系。由于服从对维护一切意识形态都必不可少，因此可以将服从看作是“元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服从远远超越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服从的回报通常是晋升到社会体系中的更高一级，“这不仅激励了个人，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得以持久存在”。反对权威者将遭到排斥，并有可能受到惩罚。米尔格兰姆说，如果我们要服从，那我们肯定将权威看作是正当而中肯的：这些判断依赖于情境，权威的命令也取决于情境。“因此，在军队，长官可以命令下属去执行非常危险的任务，但他不可能命令下属去拥抱他的女友。”归根结底，只有接受“支配一切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例如，在米尔格兰姆的实验中，认为科学是“一项正当的社会事业”），权威才能为我们所接受。因此，服从权威不是盲从——它关键取决于心理情境和社会情境，以及当事人的信念。
米尔格兰姆罗列了反复出现的主题，以此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这些主题描绘了顺从者“代理状态”的特征。首先是趋向性——趋向于将注意力放在行政管理和技术性细节上，而不是从全局观或道德观角度来看待问题。道德以服从为中心，服从本身被定义为一种美德。个体常常非常重视纪律、责任、忠诚和能力等美德，而这些美德“恰恰都是维护更大系统的手段和必要条件”。语言措辞上发生变化，各种委婉语掩盖了行动所隐含的道德因素。责任通过等级体系得以分散，而组织常常将亏德行为指配给不同的个体：纳粹分子确保挑选死亡集中营人选的人员远离操纵毒气室的人员；公众常常被当作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个“实现较高意识形态目标”的合理举措；人们的异议，甚至评论都是不提倡的。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这些主题与罗伯特·利夫顿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是相一致的（见表1.1）：在语言中载入委婉语；为了社会体系的利益抑制个人自主性，而将教条置于个人之上；将思想意识视为神圣科学而毫不质疑地接受；决定他人存亡以致对无辜陌生人（明显地）实施有致命危险的电击。米尔格兰姆的“代理状态”，是由人对权威合理性和中肯性的认可引发的，它似乎是极权主义运作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换言之，极权主义不是一种怪异的畸变，而是一项长期的冒险，它产生于我们所处社会的同一心理机制。将这个结论运用于本章的中心议题，可以得出以下判定：心理健康专家在凭借他们权威性取得影响力的同时，也面临着陷入极权主义思维的危险。他们的工作是改变他人的头脑，那么他们是否会因此而容易背上洗脑的罪名呢？
极权主义与洗脑
一个人惧怕洗脑是因为害怕失去控制，甚至失去自己的特有身份。这种恐惧在被指控为洗脑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西方文化已经为此提供了标志性的作品：《满洲候选人》（Manc/mrian Cam/ictee）（政治）、《1984》（媒体）、《美丽新世界》（药物学）和平克·福劳伊德的音乐专辑及同名电影《迷墙》（The Wall）（教育）。各种标记、控制和治疗异常者的心理健康行业也在其标志性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由安东尼·伯格斯小说改编，斯坦利·库布利克的标志性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arage）。影片中的主角备受厌恶疗法的折磨。我们之前提到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认为，至少机构式精神病治疗是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因为它的职能是宣传和维持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而且手段残暴专横。这公平吗？
和他之前的其他人一样，罗宾·道斯也认为，各种心理健康行业的确过于依赖权威，加之我们喜欢界定组织内和组织外，这会产生一种着实毒害社会的力量。然而，与其说这是精神病治疗和精神疗法无可变更的事实，不如说这可能是人性所致的自然结果。例如，自愿付费的私人精神治疗可以免遭托马斯·萨斯的批评。萨斯针对那些带有强制性的精神治疗向人们敲响了警钟。机构精神病治疗似乎会表现出一些极权主义的特征，但再重申一下，极权主义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一种关于“是”或“不是”的分类。而且心理健康的各个专业差别甚大，其范围包括从温和的短期治疗（使用或不使用化学药物），一直到机构禁闭和强制外科手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精神治疗都是极权主义的，事实上，有的疗法要比其他疗法更具极权色彩。
关于教育，我在第3章中论述过，虽然现实可能常与理想有一定差距，但教育的理想应该是反极权主义的：它寻求提升——而不是降低——个人的自主性和知识自由。精神病医师罗伯特·利夫顿在他的《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一书中对精神疗法作过类似的论述。他虽然承认“在组织方面，精神分析和其他任何科学、政治或是宗教上的革命运动一样，很难维持刚开始的自由精神”，但他认为，“精神分析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各种精神疗法，在精神上与极权主义是截然相反的。的确，精神分析对个体心理进行的艰辛而富于同情的种种研究，使它完全符合西方的传统思潮：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自由的科学探索，而这些思潮在历史上都极力反对极权主义”。精神疗法强调人的独特性，与极权主义思想所采用的千篇一律的普遍化肯定是完全对立的。当然，如果我们一直持这种观点，会极其伤精费神——毕竟，公式化思维使我们的大脑活动变得更加简单，难怪精神治疗医师像教育者一样，很难达成自己的理想。
一个比精神分析更为现代的例子是认知行为疗法（简称CBT），其目标是教会病人一些有效方法，以审查和变更不受欢迎的想法（比如“自动思维”，它导致人们遭受抑郁症的折磨）。这种自动思维，顾名思义，就好像突然就从脑子里冒出来的极其消极的想法，其特征表现为内疚、无价值感、自我厌恶，甚至有自杀倾向。CBT帮助患者停下来思考：患者不是毫不怀疑地接受消极思想（从而影响到其情绪和行为），而是将消极思想看作是抑郁症的一种特征，懂得没必要很认真地把消极思想当作“正常”思想来看待。这样一来，消极思想对患者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就会逐渐减小。后面我们将看到，停下来思考的能力是所有反极权主义“思潮”以及对各种极权主义政权反抗的一个特征。CBT的目标就是提高患者的这种能力，从而增强患者的控制感。
※本章小结
心理健康行业告知了我们哪些东西应该要忽略：各种思想共生混合体——被我们称之为“自我”一可怕的脆弱性。由此引发的恐惧足以说明人们与洗脑之间的争斗为何如此惨烈。然而，我们在第1章中了解到，洗脑拥有诸多方面，比如作为一个过程、符号或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等。本章中，我们知道，社会心理学就心理健康行业阐释了很多，不再需要把洗脑当作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随着我们对产生影响力的武器（尤其是权威这项武器）和社会心理现象（比如责任分散现象）的了解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用一套更加科学的概念来取代洗脑这一神奇过程，虽然这些概念还没有完全被理解，但它们却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然而，认识洗脑不是简单的理性解释。《发条橙》真正恐怖的并不是其高度审美化的恶徒暴力，而是以治疗为名对其中的人所做之事。我们不了解自己，而且越是不了解，就越担心当自身面对限制我们自由之人时，没有能力桿卫我们的自由。洗脑象征了我们在所珍视的思想国度中的无助；它打击了我们这样的感受：自我高于一切，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大脑是我们能够安息的地方。它代表着我们的恐惧——害怕我们的行为与性格不符、超出我们的控制，害怕我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做了可怕的事情，就像忠诚的德国公民从纳粹主义的噩梦中醒来一样。洗脑代表了服从的阴暗面，而且只要心理健康行业仍然高度依赖权威，对于洗脑的恐惧就难以平息。实际上，可能不消除这种恐惧会更好：它促使我们进行有益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又会鼓励我们质疑权威，并在精神疾病治疗中尽量减少暴力的使用，鼓励我们质疑使用暴力的动机和方法，限制为想要或需要帮助之人所提供的救助，然后把剩下的都交给法律来处理，因为法律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只要精神病治疗和各种精神疗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它们就是反极权主义的，并且我相信，这种自由精神是很多精神治疗行业从业者的一个真实的动机。至于教育，它也包含了很多相同的目标，精神治疗的理想是神圣的，尽管现实可能与之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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