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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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人们还有些不相信,这听上去就像是一场游戏。但是,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原子战争。我们完全不知道—ft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忽视的。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撤离,所有人都直接被送到火车站。火车站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帮助人们把孩子从窗户里塞进车厢。我们让人们有秩序地排队——指引购票的人前往售票处,让想买碘酒的人前往药房。站在队伍中的人相互咒骂,有的甚至还打了起来。他们砸碎了路边商店和小摊的大门,他们甚至扭弯了窗户上的金属栏杆。

  在那里,你还能看到从其他地方赶来的人们。酒吧、学校、幼儿园都成了他们的暂时住所。人们半饥半饱地在附近徘徊。所有人的钱花得都像流水一样飞快。他们发疯似的从商店里买东西,见什么买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洗衣房里的那些女人。没有洗衣机,没有人想到要带洗衣机,于是她们就用手洗。那些女人都很老了,她们的手上布满了水泡和伤疤。洗衣房里不仅脏,而且还含几十伦琴的放射性物质。“男孩们,吃点东西吧。”“孩子们,打个盹儿吧。”“孩子们,你们还那么年轻。小心一点啊。”她们为我们感到难过,还为我们流泪。

  她们现在还活着吗?

  每年的4月26日,我们这些曾经被派到那儿去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我们一起回忆当时的情景。你是一名士兵,战争时期,国家需要你。我们忘记了那些不好的事情,只回忆那些好的事情。我们记得,假如没有我们,他们当时根本无法做到那一切。我们的系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军事体

  系,它能够在紧急时刻出色地完成每一项任务。在那里,你终于自由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自由!在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展示出了自身伟大的一面、独特的一面。我们永远都不会变成荷兰人或德国人。在那里,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合适的沥青混凝土和修剪整齐的草坪,但是,我们国家从来就不缺乏英雄。

  他们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我就去了。我必须去!我是一名党员。共产主义者,前进!事情就是如此!我是一名警察——高级队长。他们向我保证,回来后,我的肩膀上一定会多一颗星。当时已经是1987年6月。在去之前,每个人都应该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但是我没做检查就走了。有人退缩了——他拿来了一张医生的证明,说他患有溃癀,于是,我就顶替了他的位置。

  我们以军人的身份赶到当地,但是最初,他们将我们整编成了一个建筑队。我们在那儿修建了一间药房。没过多久,我就感觉全身乏力,而且总是想睡觉。我对医生说我很好,只是这里太热了。自助餐厅里有集体农庄提供的肉、牛奶和酸了的乳酪。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光了。医生什么也没说。厨师做好食物后,医生会拿着一个小本子逐一比对检查,然后告诉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安全的,可是他自己从来不吃那些送检的样餐。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从中明白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绝望了。后来,草莓开始源源不断地运来,接着,到处都是甜腻腻的蜂蜜。

  劫掠者早已先我们一步光临此地。我们用木板把门窗都封死。所有的商店都被洗劫一空,强盗们是从窗户下面的壁炉闯进来的,商店的地板上撤满了面粉、糖和饼干。罐头被扔得到处都是。村庄的居民已经被疏散完毕,但是距这个村子5至10公里远的另一个村庄尚未撤离。每当一个村庄被疏散之后,他们就会赶来,然后带着这个村子里的所有值钱的财物离开。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负责看守村庄。这个村子以前的集体农庄负责人带着一些当地人回到了这里。他们己经在其他地方定居,并且在

  那里有了一个新家,但是他们还是回到了这里——他们要回来收割庄稼,同时播种新的农作物。他们将收割下来的麦杆捆成垛,堆在外面。我们在麦秆垛里找到了播种农具和摩托车。在这里,人们按照一种物物交换的原则来进行交易——他们给你一瓶家庭自制的伏特加,作为交换,你允许他们从这里搬运电视机。我们还出售卡车和播种机。一瓶或十瓶都行。在这里,没有人对钱感兴趣。(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起来。)每样东西都要缴税:一小罐气——你需要用半升伏特加来交换;一件羔羊皮外套——两升;摩托车——时价,依据当时的行情定价。根据临行前的指令,我需要在那里待六个月。随后,换防的人就会来替换我们。事实上,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并不止六个月,因为波罗的海三国的部队拒绝来这里服役。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人们洗劫了那个地方,把所有能够拿走的东西全都搬走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将隔离区内的物品运送到了外地。你可以在市场、典当行以及人们的家里找到这些物品。在那道警戒线背后,土地成为了当地唯一留下的物品。还有坟墓,以及我们的健康。

  我们到了那里,领到了各自的装备。“这只是一次事故,”上尉对我们说,“事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那都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了。你们不会有任何危险。”“没有任何问题,”军士说,“只不过在吃饭前要记得洗手。”

  我测量辐射强度。只要天一黑,这些人就会开着车来到我们所在的小站,开始给我们分发东西:钱、香烟和伏特加。然后,他们会让我们替他们放哨,而他们自己则在那些没收回来的物品中挑挑拣拣,把其中的一些东西装进自己的背包。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哪里去?也许,他们会把它们运到基辅和明斯克,送到那些二手市场里出售。当他们挑选完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处理那些他们挑剩下的物品:裙子、靴子、椅子、口琴、缝纫机。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埋进了沟里——我们把这些沟渠称为“公共墓地”。

  后来,我回了家。我参加舞会,认识了一个女孩。我喜欢她。我对她

  说:“我们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加深了解,怎么样?”

  “这又何必呢?你是一个到过切尔诺贝利的人。我不敢给你生孩子。”

  我有自己的记忆。我在那里的官方职务是警卫队的队长,就是《启示录》中的指挥官一类的角色。(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起来。)是的,你就按照我的原话写下来。

  我记得我拦住了一辆从普里皮亚季开出来的小轿车。这座小城里的居民早已疏散到了其他地方,城里一个人也没有。“请出示证件。”他们没有证件。车子的后座上还盖了一层帆布。我们掀开了帆布。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一幕:20套茶具、一套组合壁柜、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一台电视机、一些小地毯和几辆自行车。

  于是,我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

  我记得,在那些空荡荡的村子里,猪全都发了疯,到处乱跑。我还记得集体农庄的办公室及俱乐部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墙壁上那些已经褪了色的海报:“我们把面包献给祖国!”“光荣的苏联工人阶级!”“人民成就永垂不朽!”

  我记得那些无人看管的公墓——四分五裂的墓碑上写着一个又一个人的名字:博洛金上尉、大尉……那一排排长长的文字,看上去就像是一首首诗歌——那些都是二等兵的名字。墓碑旁杂草丛生,牛蒡、带刺的荨麻和藜正肆无忌惮地疯长着。

  我记得我还看到过一个料理得很好的花园。我们路过时,花园的主人正好从屋子里走出来,看到了我们。

  “孩子们,不要冲着我们大喊大叫。我们己经提交了申请表格——明年春天,我们就会离开这儿。”

  “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还要如此悉心地照顾花园里的一草一木呢?”“现在是秋天,就该干秋天的活。”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写下来……

  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孩子离开了。那个该死的女人!不过,我不会像万尼亚?科托夫那样上吊自杀,也不会从七楼的窗户里跳出去。那个该死的女人。当我带着一箱子钱回来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我们买了一辆车。那时候,她和我住在一起,从没抱怨过什么。她一点也不害怕。(说到这儿,他开始唱歌。)

  即便是一千道伽马射线当空照耀,

  俄罗斯雄鸡也会准时打鸣。

  一首不错的歌。这是我在那里学会的。想听笑话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开始讲了。)一个男人从核反应堆回到家中。他的妻子问医生:“我该拿他怎么办?”“你应该把他洗干净,给他一个拥抱,然后离开他。”那个该死的女人!她害怕了。她带走了我们的孩子。(突然,他变得严肃起来。)士兵们就在核反应堆旁边工作。我的任务就是开车把他们送到那儿,然后再把他们接回来。和所有人一样,我的脖子上戴着一个辐射总量记录仪。当士兵们换班之后,我就会开车去把他们接回来,然后和他们一起前往一部——那是一个机密部门。在那里,他们会记下我们身上记录仪的读数,然后在我们的卡片上写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摄入了多少伦琴的辐射量,因为那属于军事机密。那群杂种!过了=段时间之后,他们会突然对你说:“好了。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你必须停止工作。”这就是他们提供给你的全部医疗信息。即便是到了我即将离开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告诉我我到底摄入了多少伦琴的辐射。死杂种们!现在,为了权力,为了谋求一官半职,他们互相倾轧,还削尖脑袋参加选举。你还想再听一个笑话吗?在去过切尔诺贝利之后,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但是你必须把自己的粪便装进铅盒子。

  如果我们生病,医生凭什么给我们治病?我们手上没有任何资料。那些资料还在他们那里,他们把它藏了起来,或者,他们己经把它们毁掉了,毕竟那全都是军事机密。我们该如何帮助自己的医生?如果我有一张证明,上面标明我在那儿吸入了多少辐射,那该多好!我会把它拿给那

  个该死的女人看。我要告诉她,不管怎样,我们都能活下来,都能娶妻生子。切尔诺贝利的清理人在祈祷时都这样说:“噢,上帝,既然是你让这一切发生,让我只能接受,那么,就请你让这一切都好起来吧,正如我期望的那样,好吗?”去死吧,你们统统都去死吧!

  他们让我们签了一份保密文件,所以在此之前,对于当年发生的一切,我一个字也没说过。退伍之后,我成了二等残废。当时,我才22岁。我摄入了相当大剂量的放射性物质。我们把一桶桶装满石墨的大桶运出核反应堆。那里的辐射强度高达10000伦琴!我们用普通的铲子往桶里铲石墨,每当一次班,我们至少要换30副面具——人们把它们称为“口套”。我们还用水泥浇灌石棺。那是一副巨大的棺材,但是躺在里面的只有一个人——高级操作员瓦列里?霍捷姆楚科。反应堆发生爆炸后,他被压在了爆炸形成的废墟堆中。石棺是一座20世纪的金字塔。我们还要在那里待三个月。等到我们所在的部队撤离时,他们甚至都没有让我们换衣服。我们穿着在核反应堆工作时穿的裤子和靴子跟随部队四处辗转,直到他们让我们复员。

  如果当初他们允许我对其他人谈及此事,我又能对谁说呢?我在一家工厂工作。我的老板说:“别再生病了,不然,我们就开除你。”他们果然这样做了。我去找厂长:“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在那里工作过。是我救了你们,我保护了你们!”他回答说:“派你去那里的人不是我。”

  夜晚,我从妈妈的话中醒来:“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没有睡着。你躺在那儿,睁着眼睛。你的灯还开着。”我依旧什么也没说。我没有可以聊天的对象,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的话——用我自己的语言。没有人明白切尔诺贝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是从那里回来的——我也说不出来。

  我已经不再惧怕死亡,面对死神,我无所畏惧。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将以何种方式走向死亡。我的朋友死了。临死前,他变得很胖,全身都肿得厉害,就像一个大水桶。还有我的邻居——他也曾在那里工作过,作为一名起重机驾驶员。最后,他全身的皮肤都变得很黑,像煤一样黑,而

  且他的身体也缩小了,以至于到了最后,他只能穿孩子的衣服。我不知道临死前的我会变成什么样,我只知道:根据医生的诊断,我已经时日无多了。不过,我已经想开了,此时的我很想体验一下死神降临时的感受。当初我被派往阿富汗战场的时候,临出发前,我就已经做好了随时被一颗子弹打中脑部、一命呜呼的准备。只不过,那时,死亡相对更容易?些。-枪即可毙命。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一篇关于操作员列奥尼德?托普图诺夫的文章。列奥尼德是核电站爆炸当晚的值班工作人员。就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他按下了红色事故按钮,但是那并没有阻止爆炸的发生。事后,他们把他送到了莫斯科的医院。医生说:“要想修复他身上的创伤,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完整的身体。”在他的身上,只有一处非常微小的地方没有受到辐射的感染——在他的背上。他们把他的尸体埋在了米定斯卡亚公墓,其他那些因为接受过量核辐射而死亡的人后来也都被埋在了那儿。他们用金属箔把他的棺材包了起来,然后在棺材周围浇筑了厚达半米的水泥,最后又在水泥棺外加盖了一层铅板。他的父亲来了。他站在墓地里,放声痛哭。路过的人们纷纷说道:“正是你的这个私生子点燃了这场大火!”

  我们很孤单。在这里,我们只是一群异乡人。等到我们死后,他们甚至会把我们单独埋葬,他们处理我们尸体的方式都和其他人不一样,就好像我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外星人。我宁愿自己当初死在阿富汗的战场上。坦白说,我真的这样想过。在阿富汗,死亡是一件极其寻常的事情。到了那里,你自然就会明白。

  我乘坐的直升机飞到了反应堆附近。从飞机上往下看,我能够看到地面上的雌鹿和野猪。它们看起来都很瘦小,而且似乎没睡醒,行动很慢,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它们正在吃地上的草。它们什么都不知道,它们不知道自己应该离开这里。这些动物根本不知道其实它们应该随人类一起离开。

  我应不应该去那里呢?我应不应该驾驶飞机在天上飞呢?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怎么能够不去呢?

  有两名伞兵拒绝了这项任务——他们的妻子还很年轻,他们还没有孩子。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并且受到了惩罚。事后,他们被革去了军职。当然,部队里还有很多男子汉愿意献身祖国,成就自己的

  荣誉!这也正是这份工作吸引我们的原因之 他不去,我去!然而现

  在,我的观点变了,我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在经历了九次手术以及两次心脏病复发之后,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去评判他们。我对他们当初的行为表示理解。当时的他们都很年轻。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去。这个决定永远都不会改变!绝不改变!他不能去,我去!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总的来说,到了那里,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那些硬件装备:重型直升机、中型直升机、米-24武装直升机——那可是战斗机。切尔诺贝利要米-24武装直升机干什么?又或者说,米-2战斗机在这里能干什么呢?那些飞行员们都很年轻,他们才刚刚从阿富汗战场上退下来。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他们厌倦了阿富汗,厌倦了战争。于是,他们就被派到反应堆附近的森林里,最后摄入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这就是命令。其实,他们根本没必要派人到这个到处都是辐射的鬼地方来。他们来这儿能干什么呢?他们需要的是专家,而不是人肉材料。从直升机上,我看到了许多被废弃的房子,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废墟——此外,就是不计其数的小人影。那里有一台民主德国生产的起重机,可是这台机器己经完全失效——它开到了反应堆附近,然后就不动了。那些机器人也全都停止了工作。我们的机器人如此——由学者卢卡契夫设计,专为探测火星而制作的机器人。日本人的机器人也如此——很显然,高强度的辐射破坏了它们的线路。但是,那些士兵没有停止工作。他们穿着橡胶外套,戴着橡胶手套四处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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