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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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早上一直挖到晚上。回家途中看到的一些场景让我们备感诧异：那些商店竟然还开着门，女人们正在里面挑选长筒丝袜和香水。我们己经感受到了紧张的战争气氛，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所以如
果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人们排长队购买面包、盐及火柴的情景，我们反而会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所有人都应该赶紧回家，急急忙忙地把买到的面包烤成面包干。尽管我出生于战后，但是对我而言，这一切似乎都很熟悉。我甚至能想象出我将会如何离开自己的房子，我和孩子们将会在临行前做些什么，我们会带走什么东西，以及我会如何给妈妈写信。不管怎样，生活k是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电视上还是会播放喜剧电视。然而，我们却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已经深谙在恐惧中生活的生存之道。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从这一点来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找不到和我们一样的人。
士兵们进入村庄，开始疏散居民。村子的街道上停满了各种军事装备：装甲运输车、蒙着绿色防油帆布的军用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人们在士兵的带领下离开自己的房子，当时的气氛十分压抑，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历过战争的人而言。一开始，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俄罗斯人——这全是他们的错，这是他们的核电站。
人们不断地把这件事和战争做比较。然而，这比战争的影响更大。对于战争，你尚能弄明白，可是，这一切呢？人们陷入了沉默。
我好像哪里都没去。每天，我都在自己的记忆中穿行。沿着那熟悉的街道；经过那些熟悉的房子。那是一座相当安静的小城。
那是一个星期天，当时，我正躺在外面，想晒出一身古铜色的肌肤。我妈妈跑过来：“孩子，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全都躲进了自己的房子里，而你竟然躺在这里晒太阳！”我听了，哈哈大笑：“切尔诺贝利距离纳洛夫里亚有整整40公里的路程。”
那天晚上，一辆日古力汽车停在了我家门前，我的朋友和她丈夫走了进来。她身上只穿了一件浴袍，她丈夫则穿了一套运动服和一双有点旧的拖鞋。他们沿着那些狭窄的乡村公路，穿越树林，从普里皮亚季开车赶到
了这里。警察已经开始在那些路上巡论，军人们还设置了路障，他们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她一进来就冲着我大叫：“我们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给我们！”进门后，她就一直在大声叫嚷，“我们才刚刚买了一套新家具，一台新冰箱。我还给我自己做了一件皮毛大衣。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那儿，我用玻璃纸把它包了起来。我们一整晚都没有睡觉。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丈夫试图想让她冷静下来。一连好几天，我们都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戈尔巴乔夫发表演讲。然而，政府当局却什么也没说。直到五一节之后，戈尔巴乔夫这才出现，对大家说：不要着急，同志们，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人们还在那里，继续生活和工作。
他们把所有从已经完成疏散的村庄里找到的牲畜都赶到了位于我们地区中央的一个指定地点。那些奶牛、公牛和猪都像疯了一样在街道上横冲直撞——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带回家。那些装满罐装肉制品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肉类加工厂开出来，直奔卡里诺维奇火车站，然后再从那里把货物运往莫斯科。莫斯科不接受这批货物，于是，这些已经变成墓场的火车又开了回来。长长的一列火车，最终，我们把它们埋在了这里。夜晚，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闻到腐肉发出的恶心气味。“难道这就是核战争留下的气味？”在我的记忆中，战争过后，弥漫在空气中的应该是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和烟味。
一开始，他们还利用晚上的时间用巴士把里面的孩子接出来。他们试图用这种办法来隐瞒灾难，但是最终还是被人们发现了。坐在车上的他们带着无数罐牛奶，他们还烤各种各样的派。一切就像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地区的行政管理人员在办公室里开了一个会。那感觉就像是所有人都必须作好战斗准备。所有人都在等民防办的负责人发话，因为除了十年级物理课本上介绍的关于放射性物质的那一点点资料以外，大家根本就记不
起任何关于福射的事情。他走到讲台上，开始照本宣科地介绍书本上关于核战争的知识：一旦一名士兵摄入的辐射量达到了50伦琴，他就必须离开战场；如何建造核避难所；如何佩戴防毒面具；关于核爆炸半径的一些情况。
我们乘坐一架直升机进入受污染地区的上空。当时的我们全副武装——没有贴身的紧身衣，外面套着一件用廉价棉布做成的雨衣，看起来就像厨师制服，雨衣上涂了一层防护材料，此外，所有人都戴着一双厚厚的连指手套，以及一副嵌有薄纱的外科手术面具。我们身上还背着各种器械。我们飞到了一个村子附近，并从那儿开始进行低空飞行。我看到地面上有一群男孩正在沙地上玩，看上去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一个孩子的嘴里含着一块石头，另一个则咬着一根树枝。他们都没有穿裤子，
赤裸着身体在外面玩耍。但是，上面有命令，不能惊扰当地居民。
现在，我和这一切生活在一起。
他们突然开始在电视上插播一些片断：一位老太太正在挤奶，她把挤^出来的牛奶倒进一个罐子，随后，一个手持军用放射量测定器的记者走了过来，测量那罐牛奶的辐射物水平。这时，评论员就会指着仪器上的读数说：看，一切都很正常，核反应堆距离此地只有十公里远。他们播出了普里皮亚季河的录像，画面里，有人正在河里游泳，还有一些人则躺在河边晒太阳。在画面上，你可以看见远处的核反应堆，以及一团团从反应堆上升起的黑烟。评论员说：西方世界企图通过谣言，散布关于这一事故的虚假信息，从而引起我们的恐慌。说到这儿，他们又拿出了放射量测定器，检验一条放在盘子里的鱼或巧克力棒的辐射量，或是用它去测量露天薄饼摊上盛放的薄饼。这些画面全都是谎言。片断中使用的军用放射量测定器是由我们的军队制造的，其用途是用于测量背景的放射量，而不是用于测量单件物品。
这些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及其程度之深无不令人诧异，唯一能够与
之相抗衡的就只有那些在重大战争中出现的谎言了。
我们都在期盼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我的丈夫希望是个男孩，而我则想要个女孩。医生们反复不断地劝我，试图说服我：“你应该堕胎。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他曾经是一名卡车司机，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叫他去那儿干活。他的工作就是运送沙子。然而，我不相信任何人。
那个孩子生下来时就己经死了。她比正常的孩子少了两根手指。她是个女孩。我哭了。“她至少应该拥有完整的手指，”我想，“她是个女孩。”
没有人能够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给军队总部打电话——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肩负着军事使命——并自愿去那儿帮忙。我己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是一名少校。他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人。”我想说服他：“首先，年轻的医生们还没做好准备；其次，由于年轻人更容易受辐射影响，所以他们受到的威胁比我们更大。”他回答说：“我们有命令，只接受年轻人。”
病人伤口的愈合速度开始变慢。我还记得第一场辐射雨——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黑雨”。首先，你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其次，我们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不同寻常、最强大的国家。我的丈夫拥有大学学历，是一名工程师，他非常认真地想说服我，这都是恐怖主义作祟的结果。这是敌人在搞分化、搞破坏。当时，拥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可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个在建筑行业工作的男人曾经和我提到过斯摩棱斯克核电站的修建情况：无数水泥、木板、钉子和沙子被人从建筑工地偷走，然后卖给附近村庄里的人，其目的就是为了钱，为了能够买到一瓶伏特加。
官员们会去村庄和工厂视察，并且向平民们发表讲话，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惰性化作用、如何保护孩子，更不知道核泄漏对食物供应的影响系数是什么。他们对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一无所知，也不明
白“放射生物学”、“离子化辐射”这些词语的具体含义，更不清楚同位素是什么。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他们发表演讲，谈论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讲述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勇士的故事，告诫人们不要受西方间谍机构的诡计蛊惑。
我很害怕，不敢再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给了我一个放射量测定器，可是我能用它干什么呢^我洗衣服，洗千净的衣服又白又整洁，可是那个测定器突然狂叫起来。我做了一些吃的，烤了一个派——它又开始响。我铺床——它也响。这样的东西，我要它干什么？我喂我的孩子吃饭，突然，我就哭了起来。“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我有两个儿子。他们没有上学前班，也不上幼儿园一-他们总是待在医院里。大的那一个^—他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秃顶。我带他去看医生，也曾经光顾过治疗术士。他是他那个年纪的孩子里个子最小的一个。他不能跑步，不能玩耍，假如有人不小心碰他一下，他就会立刻开始流血，并且很有可能因此而死亡。他患有一种血液疾病，我甚至都说不出这种病的名称。我和他一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心想：“他就快死了。”后来，我才明白——你不能这样想。我躲在浴室里哭泣。没有妈妈会在医院的病房里哭泣。每当她们想哭的时候，妈妈们都会躲进厕所或浴室。当我从浴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看上去神采奕奕：“你的笑脸红扑扑的。你正在慢慢恢复。”
“妈妈，带我离开医院吧。我会死在这里。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现在，我该去什么地方哭泣？浴室？浴室门口有一条队伍——所有和我一样的人都在那里排队。
5月1日，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们让我们进入了墓地。他们让我们去墓地里祭奠亲人，可是警察们仍然不允许我们靠近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不过，我们至少能从墓地那儿远远地看一眼我们的家。我们在那里默
默地祝福它们。
让我告诉你，住在这里的都是什么人吧。我会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在那些“变脏了”的地区，他们用中国牛肉、荞麦面粉及各类五花八门的商品塞满了当地的商店。人们说：“哦，这里真好。现在，无论你用什么办法，我们都不会离开这里了。”土地受辐射污染的程
度并不相同 个集体农庄可能既有“干净的”土地，也有“变脏了”
的土地，而且两块土地彼此相邻。在“变脏了”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得到的报酬更高，于是，所有人都想争得这一工作机会。他们拒绝在“干净的”土地上劳作。
不久之前，我弟弟从远东赶来看我。“你们这里的人就像黑匣子。”他说。他指的是安装在飞机上，记录飞行信息的黑匣子。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聊天、散步和吃饭，彼此间相亲相爱。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在记录信息！
我是一名儿科医生。孩子的情况不一样。例如，他们并不认为癌症就意味着死亡——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者之间尚未建立关联。而且，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诊断结果、他们正在服用的药物、治疗过程的名称。他们知道得甚至比他们的妈妈还要多。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往往会出现一种很惊讶的表情。他们带着这样的表情，躺在那里。
医生向我发出了警告：我的丈夫很快就会死。他患了白血病——血癌。他去过切尔诺贝利的隔离区，从那儿回来两个月后，他就开始生病。他是被工厂派到那里去的。有天早上，他下了夜班回到家：
“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去那里干什么？”
“在集体农庄工作。”
他们在距离切尔诺贝利15公里处的隔离区内工作：用耙子将稻草堆成
垛，收集甜菜，以及挖土豆。
他回来了。我们一起去探望他的父母。就在他和父亲一起抹墙粉的时候，他突然晕倒了。我们叫来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他身体内的白细胞数量多得足以致命。
从医院回来后，他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我快死了。”他变得很安静。我试图想说服他，这不是真的。我苦苦地哀求他，然而，他不相信我。接着，我提到了女儿，希望能让他因此而相信拜。早上，我一觉醒来，望着他：我自己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你不应该思考太多关于死亡的问题。我努力让自己甩掉这些念头。如果当时我知道他会因此而生病，我一定会关上家中所有的门，我会死死地堵住门口，用家里所有的锁把所有的门都锁上。
从两年前开始，我们就一直带着儿子四处寻医问药，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我不想读到和看到任何关于切尔诺贝利的内容和信息。我目睹了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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