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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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里的小女孩会和自己的洋娃娃玩游戏。她们合上娃娃的眼睛，那个娃娃就死了。

　　“洋娃娃为什么会死？”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会死。他们生出来，然后就会死掉。”

　　我的阿尔焦姆今年7岁，可他看上去更像一个5岁的男孩。他会闭上眼睛，我以为他睡着了。于是，我开始哭泣，以为他不会看到。可是这时，他问我：“妈妈，我是不是快死了？”

　　他睡着了，几乎没有呼吸声。我跪在他床前：“阿尔焦姆，睁开你的眼睛，说点什么。”我对自己说，“他还是有体温的。”

　　他睁开眼睛，然后又睡着了，睡着的他看上去那么安静，就像死了一样。

　　“阿尔焦姆，睁开你的眼睛。”

　　我绝不会让他死。

　　不久?之前，我们才刚刚庆祝了新年的到来。我们什么都有，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制的：熏肉、猪油、肉、腌肉。只有面包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就连伏特加都是我们自己的。当然，“我们自己的”就意味着它们产自于切尔诺贝利，而这也就代表它们含有铯，而且回味起来还有一点锶的味道。可是，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呢？村子的商店早已是空空如也，而且就算那里面有东西卖，仅凭我们的薪水和养老金，我们也买不起任何东西。

　　那天晚上，我们家还来了一些客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邻居，为人和善而且年轻。他们中的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集体农庄的技师，和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喝酒，吃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唱歌。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都唱起了老歌——那些革命歌曲，战争年代的歌曲。“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上。”那是一个快乐的夜晚，一切就像从前一样。

　　我写信把那天晚上的情景告诉了我的儿子。他还在上学，住在首都。他在给我的回信里写道：“妈妈，我能够想象出当时的场景。这太不可思议了。在切尔诺贝利的土地上，在我们家里。新年树闪闪发光。人们围坐在桌子旁，快乐地高唱革命歌曲和军事歌曲，就好像他们从没去过古拉格集中营，也从没听说过切尔诺贝利事件。”我开始感到害怕——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的儿子。他已经回不来了。

　　?

　　我们之前并不知道：原来死亡也可以如此美丽

　　事情发生之初，盘旋在人们脑海中的问题是：谁该为此负责，受到惩罚？然而，随着我们对事情了解的加深，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怎样才能拯救自己？当我们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即该事件的影响并非一两年就能消除，而是会持续好几代的时间时，我们开始回顾过去，向书本寻求答案。

　　爆炸发生在星期五晚上的后半夜。那天早上，谁也没有想到会出事。我送儿子上学，我的丈夫去肉店。临近中午，我正在准备午餐，我的丈夫回来了。“核电站好像起火了，”他说，“他们说我们已经无法收听广播了。”我忘了说，当时，我们住在普里皮亚季，那座小城就在核电站旁边。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那晚的大火，深红色的火苗铺天盖地，光线亮得刺眼，核电站仿佛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小太阳。坦白说，那画面美极了。在此之前，我在电影里都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场景。那天晚上，所有人都跑到了自家的阳台上，那些家里没有阳台的人们则跑到了朋友家里。我们当时住在九楼，没有遮挡，视野开阔，所以看得十分清楚。人们还把自己的孩子也叫了出来，拉到最前面，对他们说：“快看！记住这一切！”这些人全都是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工人、物理指导员。他们站在弥漫着黑色尘埃的空气里说话、呼吸，为眼前的一幕而惊叹。人们驾驶

　　着自己的汽车，骑着自行车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一睹这一壮景。我们原来并不知道，原来灾难也可以如此美丽。不过，我当时的确闻到了一些味道——不是那种春天或秋天的味道，而是一种不一样的味道。那不是泥土的味道。我感到喉咙有些痒，眼泪则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而且我也听到了邻居们在外面走动和上下楼

　　的声音 他们也没睡。他们正在来回搬运东西，时不时还传来一两声重

　　重的响声，也许，他们正在收拾自己的行李。我感到有些头痛，就吃了几片药。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看了一眼四周，我还记得那种感觉——这不是我事后才意识到的，我当时就已经有所察觉——我觉得有些不对劲，我周围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永久性的变化。早上8点，街道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带着防毒面罩的军人。当我们看到那些载满军人的各种军用运输工具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相反，这场景反而让我们镇静了下来。既然军队已经赶来援助，那么，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看似宁静的原子也能置人于死地，更不知道在物理定律面前，人类竟然会如此无助。

　　接下来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不断地通过广播告诉人们作好随时转移的准备：他们会带我们暂时离开这儿三天，他们会清洗这儿的一切，并且对这附近的环境开展一次彻底的检查。孩子们被告知要带上自己的课本。我丈夫把我们所有的文件和结婚照片都放进了他的公文包里。我只从家里带走了一条薄纱头巾，以免天气万一转凉。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受害者，是一群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人。我们乘坐的大巴停在了一个小村子里，并在那里过了一夜；大家睡在学校的地板上，其他一些人则睡在当地一家酒吧里。在那里，你无处可去。一个女人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夜。“来吧，”她说，“我会为你们铺一些亚麻布。我为你们的儿子感到难过。”与此同时，她的朋友也开始拼命拉她，想把她从我们身边拉开：“你疯了吗？他们都己经受到了污染！”当我们在莫吉廖夫定居之后，我们的儿子就去上学了。

　　上学第一天，他就哭着回来了。老师安排他和一个女孩同桌，但是那个女孩说自己不愿和他同桌，因为他有辐射。我的儿子当时读四年级，是他们班里唯一一个从切尔诺贝利转学来此的学生。其他孩子都很害怕他，他们叫他“亮闪闪”。他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结束得如此之早。

　　就在我们离开普里皮亚季的时候，一支军队正朝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前进。一路上，我们见到了不计其数的军用设施，而我正是从那时开始感到害怕。不过，我始终觉得这一切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我自己。我哭泣，寻找食物，睡觉，抱儿子，哄儿子，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到了基辅后，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钱，但是我们什么也买不到：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乡背井来到这儿，他们买光了所有的东西，也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许多人在火车站和大巴上突然心脏病发或中风。我的母亲救了我。她活的时间很长，并且不止一次地陷入一无所有的困境。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收走了她的牛、马，还有房子。第二次是一场大火，她从火中抢救出来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我。现在，她说：“我们必须挺过去。毕竟，我们还活着。”

　　我记得一件事：当我们坐着大巴离开普里皮亚季的时候，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哭。一个坐在前排的男人冲着他的妻子叫道：“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如此愚蠢！其他所有人都带了行李，而我们的全部行李竟然只有这些三升的瓶子。”他的妻子认为，既然他们要乘坐大巴，也许她应该给住在半路上的她的母亲带一些密封瓶。那个塞满瓶子的鼓鼓囊囊的大袋子就放在他们的座位旁。我们乘坐巴士一路坐到了终点基辅，而跟随他们一同来到基辅的就是那一袋子瓶子。

　　现在，我在教堂唱诗班唱歌。我还读《圣经》，并且定期去教堂——只有在那里，人们才会探讨永恒的生命。他们会安慰人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在其他地方，你根本听不到这样的话语，但是从心底里你又是那么渴望听到它们。

　　我经常会梦到我骑车带着儿子穿越夏季的普里普亚季。现在，那里已

　　经成了一座鬼城。可是，我们骑着车，在城里穿梭，欣赏那些美丽的玫瑰花。普里皮亚季有很多玫瑰花，很大一片的乔木丛中点缀着无数鲜艳的玫瑰花。梦中的我还很年轻，我的儿子也还小。我爱他。在梦里，我忘记了所有的恐惧，就好像我一直都只是一名旁观者。

　　娜塔莎?彼得罗芙娜?维葛夫斯卡亚疏散时从普里普亚季城转移的居民

　　?

　　铁铲与原子

　　我曾经尝试过将那段岁月的记忆梳理清楚。许多新的情感涌现了出来——恐惧，一种当你深入到未知世界时所产生的感觉，就好像突然之间，你从熟悉的地球到了陌生的火星。我来自于库尔斯克。1969年，他们在附近一座名叫库尔恰托夫的小镇上修建了一座核电站。过去，我们常常会去那里买食物——供应给核电站员工的商品总是最好的。我d还经常去核电站旁的一个池塘钓鱼。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经常会想起这些往事。

　　事情是这样的：我接到了通知，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纪律人员，我第二天就赶到了军队征兵办公室。他们翻阅了我的档案。“你，”他们对我说，“没有任何和我们一起进行演习的经验，而且他们那里现在只需要化学家。你愿意去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军营进行一次为期25天的短期服役吗？”我想，我何不趁此机会暂时离开家和现在的工作，出去待一段时间呢？早晨，我将会迎着清新的空气进行训练和行军。

　　1986年6月22日早晨11点，我带着已经打好包的行李和一把牙刷赶到了集合地点。让我感到无比惊讶的是，和平年代竟然会有这么多人赶来参与演习。我开始回忆电影中的场景——那真是不平凡的一天，6月22日，德国人入侵的日子。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教我们如何站队，然后打乱队伍

　　重来。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终于登上了大巴。坐下后，有人走上车，对我们说道：“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带了酒，必须现在就把它喝掉。今晚，我们将会乘坐火车离开这里，明天一早我们就会和部队会合。到时，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像刚摘下来的新鲜黄瓜一样，精神抖擞，而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行李。”好吧，没问题。那天晚上，我们玩了个通宵。

　　第二天一早，我们发现要与我们会合的部队竟然驻扎在树林里。他们再次将我们进行整编，分k不同的分队，并且按照字母顺序来称呼每个小分队。然后，他们就开始分发制服。他们首先给了我们一套，接着又是一套，很快，我们又领到了第三套。我想，这一定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们还给我们发了一件外套、一顶帽子、一张毯子和一个枕头——全套冬装。可是眼下却是夏天，而且他们之前曾经说过，25天后，我们就会回家。

　　“你在开玩笑吗？”和我们一起来的那位上尉大笑道，“25天？你们将会在切尔诺贝利待上整整六个月。”大家听了他的话，一开始并不相信，很快，当大家意识到这是真的之后，人们开始因为受骗而感到愤怒。这时，他们开始试图宽慰并说服我们：在距离核反应堆20公里处工作的人将获得双倍工资，10公里内的工作者则会获得三倍工资，而如果你愿意在核反应堆工作，你将获得六倍的工资。队伍中的一个人开始计算，六个月后，他就能带着在这儿挣的钱回家买一辆小轿车，而另一个人则想立刻就离开这里，但是那已经不可能了——他己经身处于军队之中。“辐射”是什么？没有人听说过这个词语。而我恰好刚刚学完一套民防课程，根据课程中他们所给出的来自于30年前的数据，我知道，50伦琴的辖射就已经足以致命。在课程中，他们告诉我们如何趴下以躲过爆炸所引发的冲击波。他们还告诉我们什么是热容量，什么是辐照度，然而，关于一片地区所受到的辐射污染——这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因素——他们却只字未提。

　　至于那些带我们去切尔诺贝利的长官则更是愚蠢至极。他们只知道一件事：你应该喝更多的伏特加，那有助于减轻辐射。我们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天天喝酒。我研究过那些瓶子上的商标。起初，我们喝的是伏

　　特加，后来，我们就开始喝一些奇怪的东西：尼奇诺尔和其他玻璃清洁

　　剂。对于我 位化学家——而言，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喝下

　　尼奇诺尔之后，你的双腿会软得像棉花一样，但是大脑却异常清醒。当你向自己发指令“起立”的时候，你明明想站起来，最终却像一摊泥一样倒了下去。

　　情况就是如此：我是一名化学工程师，我拥有硕士学历，我在一家大型产品机构的实验室里担任负责人。而他们要我做什么呢？他们给了我一把铁纪——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给我的唯一一件工具。我们很快就想出了一条口号：用铁铲与原子奋战到底！我们的防护装备包括一个呼吸器和一个防毒面罩，但是没有人使用它们，因为当时的室外温度为30摄氏度，穿上这套厚厚的防护服简直无异于自杀。我们在领取装备时全都签了字，一切就像你向军需库领取军火一样，然后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这一切。这只是当时诸多的细节之一。

　　他们把我们从汽车转移到火车上。火车的一节车厢里有45个座位，我们却有70个人。于是，我们轮流睡觉。

　　好吧，来说说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是什么？在我看来，切尔诺贝利就是不计其数的军事设备和士兵、清洗地点。我想，真正的军事环境大概指的就是这里。他们将我们安置在帐篷里，每十个人一个帐篷。我们中的有些人家里还有孩子，有些人马上就要当父亲了，还有一些人则住在单身公寓里。可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如果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就只能去做。祖国向我们发出了召唤，我们响应她的召唤。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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