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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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篷周围堆满了空的锡铁罐。军需库有特殊的供货渠道以备战争之需。那些空罐子里原来装的都是肉、珍珠荞麦粉和鲱鱼。帐篷周围到处都是猫,它们就像苍蝇一样,无处不在。附近的村庄里已经空无一人——当你听到一阵开门声时,你转过身,以为会有人走出来,结果你看到的却是一只猫从屋里跑出来。

  我们将表层受污染的土地挖出来,装进车里,然后运到废物掩埋点。我以为废物掩埋点会是一个由工程师设计而成的拥有复杂结构的建筑物,但是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坑。我们把长有植物的土地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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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像卷地毯一样,把它卷起来。我们挑选的是那种绿油油的土地,上面长满了青草、花朵和植物的根茎。当然,里面还有小虫子、蜘蛛和蠕虫》这是一项足以令人发疯的工作。你根本就不可能把土地上的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挑出来。如果不是我们每天晚上都喝得大醉,我真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如果不是那样,我们一定都会变成精神病。最后,我们连日工作的成果就是创造出了一片空无一物的裸土,方圆几百公里以内全都是这种土地。房子、谷仓、大树、高速公路、幼儿园、水井——所有的一切都还在那里,没有遮盖,也没有任何保护。早晨起床,你需要刮胡子,可是你却不敢照镜子——你没有勇气看镜子中的那张脸——因为只要一看到它,你就会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很难想象这里的人们再回到这里生活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为他们更换了石板以及房子的屋顶。所有人都明白这样做徒劳无益——在那儿工作的几千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又会去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不识字的老爷爷:“啊,孩子们,赶快放下手头那些愚蠢的工作吧。坐在桌边,和我们一起喝酒。”风在吹,云朵飘浮在天空中。核反应堆甚至还没有完全关闭。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土地剥皮,然后,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会回到这里,重复之前的工作。可是,土地上已经空无一物——只有一层干干的沙子。只有当直升机飞过,从上面撒下一种特殊的能够形成一种聚合体薄膜的混合物,让地面上残留的底层土壤继续缓缓移动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挖土、挖土……

  住在这附近村庄里的人都已经被转移了,不过有些村庄里还住着一些老人。你可以走进一间破旧的小棚子,坐下来,和棚子的主人一起吃饭——这是当地的习俗——享受半个小时的普通生活时光,尽管你什么也

  不能吃,因为这是被明令禁止的。可是,我依旧十分渴望走进一个破旧的小棚,坐在那张桌子旁边。

  当我们完工后,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些大坑了。他们打算用水泥板把它们盖起来,并且在周围铺设带刺的铁丝网。由于在工作时,那些器械中的金属结构也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吸收了很多辑射,所以他们留下了当时运输和装卸用的倾卸卡车、货车及起重机。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设施没过多久就不见了,这意味着它们都被人偷走了。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出现。

  有一次,我们被吓了一跳:放射量测定员发现我们餐厅的所在地,其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地方都要高,而那时,我们已经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了。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那里说是餐厅,其实就是一堆柱子和一些齐胸高的板子钉在一起后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我们全都是站着吃饭。我们用桶装水清洗身体。我们的厕所就是在一块干净的地上挖的一个长方形的坑。我们的手里只有一把铁纪——我们就在核反应堆附近不远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两个月后,我们开始明白了一些事情。人们开始说:“这并不是一项自杀式的任务。我们已经来这里两个月了——这已经足够了。现在,他们应该带人来替换我们了。”安托斯金上将曾经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表现得非常诚实:“对我们而言,如果引入一批新的人员来换班,这会对我们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我们已经给你们发了三套服装,而且你们也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引入新的工作人员不仅代价昂贵,而且过程繁复。”他们强调的重点始终落在“我们是英雄”上。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当着众人的面,给某些干活十分卖力的人颁发奖状。奖状上写着:“苏联最佳掘墓者”。这太疯狂了。

  那些空荡荡的村庄——里面只有猫和鸡。当你走进一间谷仓,你会在那里面找到许多鸡蛋。我们那些蛋全煎了吃掉了。士兵们时刻准备着接受任何任务。我们曾经抓过一只鸡,把它放在火上,用家庭自制的伏特加

  将它清洗了一遍。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喝完一瓶容量为三升的那种液体,然后把瓶子扔出帐篷。晚上,有的人选择下棋打发时间,有的人则在那里弹吉他。人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任何事。一个男人喝醉了,倒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其他人则大声喊叫,想挑衅打架。有两个人喝醉后开车出去了,结果发生了事故。当人们把他们俩从那堆废铁中救出来的时候,两人都已经奄奄一息。我则通过给家人写长长的家书和记日记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开始不断地问我:“你在信里和日记里写了什么?你把这些信和日记都放在哪里?”他企图让我的邻居监视我,但是那个家伙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你在写什么?”“我的学术论文。”他听了,哈哈大笑道:“好吧,我会转告那位上校,不过,你应该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他们都是一些好人。我已经说过,在那里,没有人哭,也没有懦夫。相信我:没有人能够打败我们。我们永远都不会被打败!那些长官从不离开他们的帐篷。他们整天穿着拖鞋在帐篷里走来走去,喝酒。谁在乎呢?我们会完成我们的挖掘工作。就让那些长官的肩膀上多一颗星星好了。谁会在意呢?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国家里。

  放射量测定员——他们就是这里的神。所有村民都争先恐后地拥向他们:“孩子,告诉我,我的辐射量是多少?”有一位相当有魄力的士兵由此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到一根普通的棍子,然后将棍子缠满电线,接着,他就带着这根棍子敲开了一位老太太家的门,一进门就开始用他的棍子在墙壁上扫来扫去。“孩子,告诉我,数字是多少?”“奶奶,这是军事机密。”“可是,孩子,你告诉我吧。我会给你一杯伏特加作为酬谢。”“好吧。”他将那杯酒一饮而尽,“呃,这里一切正常,奶奶。你不用担心。”然后,他就离开了。

  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后,他们终于给了我们一些放射量测定器。那一个个小盒子,里面还有一块水晶。有些人开始计划,早晨的时候,他们应该带着这些测定器前往填埋点,让它们吸收辐射,如此一来,他们就能以此

  为根据,要求更快解散,或者,他们可以凭借这些读数向那些人索要更高的报酬。于是,那些人就把这些小盒子挂在自己靴子上,鞋帮上缠着一圈绳子,如此一来,这些放射量测定器就能更加靠近地面。以往,只有在剧院里你才能见到如此荒谬的情景。然而,挂在靴子上的仪器根本就没有反应,因为只有当辐射物达到一定计量时,它们才会开始计数。换言之.这些不过是他们从库房里翻出来的具有50年历史的小玩具而已。给我们发放这些东西不过是他们对我们采取的心理疗法。六个月的服役期结束时,他们在我们所有人的医疗卡上填写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将摄入辐射的平均剂量乘以我们在那儿逗留的天数就得到了我们所摄入的辐射总量,然而,他们计算时采纳的辐射平均剂量来自于我们帐篷里的测量数据,而非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躺在一片矮树丛下,发现树上的樱桃己经成熟。枝叶间挂满了又大又红又多汁的樱桃,只要一伸手,你就能把它们摘下来送进嘴里。还有桑葚——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桑葚。当我们不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让我们排好队,在驻地周围行军演练。我们还看印度的爱情电影,一直看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候,看完电影后,厨师们常常会睡过头,每逢这时,我们就只能吃一些没煮熟的荞麦面当早餐。他们会给我们送报纸看——报纸把我们写成了大英雄。志愿者!报纸上还有照片。要是我们能见到那位摄影师就好了……

  许多国际营地都设在我们驻地附近。那里就有来自喀山的鞑靼人。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发生了内部争斗。他们在营地前追逐一个人,只要他一停下来或是躲到一旁,他们就会开始踢他。那个人一直都负责打扫房子,结果,他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装满东西的袋子——他一直都借着打扫卫生的机会偷东西。立陶宛人也住在我们附近。两个月后,他们发生了叛乱,要求回家。

  有一次,我们接到了一条特殊的命令:立刻全面清洗一座位于某个村庄里的房子,而那个村子已经无人居住。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样做

  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明天要在那里拍摄一场婚礼。”于是,我们带着一些水管,用水清洗了屋顶和周围的树,并且擦干净了地板。我们整平了种有土豆的土地,以及金个花园,还给那个院子铀了草。那栋房子周围空荡荡的一片。第二天,他们带#了新娘和新郎,并且用公共汽车运来了大批宾客。他们奏响了音乐。结婚的两人是真正的新娘和新郎,他们不是演员——他们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并且己经在那里定居,但是有人说服他们回到这里举行婚礼并把婚礼场景拍摄下来,留作历史纪念。我们的宣传起作用了。这里就是一个梦的制造工厂,就连那些残存于我们脑海中的神话故事也开始发挥作用,帮助我们抵御这一切:看,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活下来,即便是在这片毫无生气的土地上。

  就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指挥官把我叫了过去:“你在写什么?”“给我家中年轻的妻子写信。”“好吧。路上小心。”

  回想那些日子,我能想到些什么?我的回答是:疯狂投下的阴影,以及我们如何挖地。挖地。我在我日记的某个地方写道:我明白了,在我到达那里的最初几天里,我就明白了——人要化为泥土实在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祖科夫化学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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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行动

  当时已经是五月月底,距离事故发生已经将近一个月。我们开始收到来自30公里隔离区内的产品——用于测试。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突然有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就好像这里已经变成了一间军事研究所。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整个白俄罗斯唯一拥有这方面专家和设备的研究所。

  他们送来了家养及非家养动物的内脏。我们还检查了牛奶。经过初步检测,一切都已经很明了:我们所收到的产品恐怕不能再被称为“肉”一-它们己经成了辐射污染的副产品。在隔离区内,牲畜群有专人轮班照看——牧人们来来去去,挤奶女工被带到这儿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挤牛奶。牛奶场按照政府制订的计划工作。我们负责检查牛奶。事实上,那些不是牛奶,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把产自罗加乔夫牛奶场的奶粉及罐装的浓缩牛奶作为演讲中所使用的标准辐射源产品。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在商店里买到产自这一工厂的奶制品。当人们看到它们产自罗加乔夫而停止购买的时候,商店里突然就出现了许多没有标签的罐装牛奶。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印商标的纸。

  在我第一次前往隔离区的时候,我测量了树林里的背景辐射量,其剂量相当于公路上或田地里辐射量的五至六倍。但是,那里到处都可以测到

  如此高剂量的辐射物。卡车在公路上跑,农民们在田里犁地。在一些村子里,我们为一些成年人和孩子测量了他们的甲状腺内所含有的辐射物,其剂量往往超出了人体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的100倍,甚至200至300倍,我们的工作队里有一个女人,她是一名放射线专家。当她看到孩子们正坐在一个沙坑里玩耍时,她简直就要疯掉了。我们检查了动物的乳汁——全都含有放射性物质。我们走进商店——和许多乡村商店一样,他们把衣服和食物放在一起:西装和裙子的旁边就摆着萨拉米香肠和人造奶油。这些商品就这样置放在露天的环境里,他们甚至都没有在上面盖一层玻璃纸。我们从那里取了香肠和鸡蛋——我们做了一个伦琴射线显像——那根本就不是食物,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她家旁边的一张长凳上,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的乳汁里含有铯——她俨然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圣母马利亚。

  我们问我们的领导,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们回答说:“带上你们的测量结果。看电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安慰民众:“我们已经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我相信他的话。作为一名工程师,我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0年,我熟悉各种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应该离开那个地方,哪怕只是暂时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我们的测量,看电视。我们己经习惯了相信。我出生于战后,属于战后的一代,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中都充溢着这种信任,或者说,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信仰。它究竟来自于何处?那场可怕的战争虽然惨烈,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那时,全世界的人们都为这一胜利而对我们心存感激。

  好了,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跑到广场上,大声地说出事情的真相?我们把我们的报告订成册,我们将所有解释性的注释汇编在一起。但是,我们始终保持沉默,毫无疑义且不加任何评论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因为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记得我的同事当中没有任何

  人拒绝前往隔离区执行任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开除党籍,而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平且美好的国家里,对我们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也是其他所有原则的基础。一旦这一信仰倒塌崩溃,许多人都会因此而心脏病发和自杀。也正是因为如此,雷格索夫教授才会选择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当你失去这份信仰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名参与者,而变成了一名失败者,你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理由。这就是我对他自杀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标志。

  马拉?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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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从一开始——我们听说其他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都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哪里,我只知道那是一个距离我们莫吉廖夫很远的地方。后来,我弟弟从学校跑回了家,他说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在吃药丸。很显然,的确有事发生了。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五一节。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到家,家里的窗户都被风吹开了。这是我后来才想起来的。

  我在环境防护监察中心工作。我们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在我所在的监察中心的员工当中,专业人员寥寥可数,尤其是在管理层当中:那些人不是一些退役的上校,就是退休工作者或其他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犯了错,他们就会把你派到我们这儿来。来这儿以后,你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整理一摞又一摞的文件纸。直到我们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在莫斯科发表讲话,使人们心中的警钟开始大响之后,他们这才开始有了动静。他们简直恨透了他!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孩子还住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孙子,但是,向世界发出求救信号的不是他们,而是一位作家:救救我们!你也许会认为,这时候,某种自我保护机制总应该开始介入了吧。然而,在所有内部会议上,甚至包括

  其间的吸烟休息时间里,你听到的都是关于“那些作家”的讨论。“他们为什么要执著于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领域?他们完全可以放下这一切!我们会接到指令!我们需要遵守命令!他知道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我们有中央委员会,我们有总书记!”那时候,我想我大概对1937年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想我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当时,我对核电站还抱着一种田园诗歌般的理想观点。从中学到大学,我们一再地被告知核电站简直就是一种魔法工厂,它可以“无中生有”,从“无”中制造出巨大的能量,而这一切只须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们坐在操作台前,轻轻按一下按钮就能实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时,我们所有人都还没有作好迎接这一事实的准备,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我们收到了一沓又一沓印着诸^“绝密”、“关于事故的报告:机密”、“科学观察的结果:机密”、“参与事故清理的人员辐射情况报告:机密”之类的文件。外面的传言越来越多:有人在某份报纸上看到,有人听说,还有人说……有些人相信了西方人的说法,而这些人也是当时唯一讨论该吃什么药片以及如何吃的人。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反应往往都是:我们的敌人正在欢庆,但是我们会让一切都好起来的。5月9日,那些老兵将会出现在胜利大游行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些曾经参与核电站救火的消防员。正如后来的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当时的我们就生活在各种谣言和传言之中。“我想,接过你手里的石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想……”

  突然有一天,城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女人。她在市场里走来走去,同时大声说道:“我见过辐射。辐射是蓝色的,它能覆盖所有的东西。”听了她的话,人们放下了手中的牛奶和乡村奶酪。一位老妇人站在自己的牛奶旁边,市场里己经没有人买牛奶。“别担心,”她说,“我从不让我的牛跑到田里去,它吃的草都是我割回来的。”如果你驾车离开城市,来到郊区或农村,你就会看到那些奇怪的“稻草人”:一头全身裹满玻璃纸的牛,而站在它旁边的则是一位全身包满玻璃纸的农村老妇人。眼前的情景

  简直让你哭笑不得。

  这时,他们开始将我们外派,监督下层工作。我被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这家工厂收到的原材料丝毫没有减少——生产计划并没有调整,所以他们依然照原计划工作。我走进仓库,刚一打开我带的仪器,它的指针就开始剧烈地摇摆。那些木板还算合格,但是假如我把它拿到那些扫帚附近,它的指针立刻就从零一下打到最高值,然后就不动了。“这些扫帚是从哪里来的?”“克拉斯诺波尔。”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拉斯诺波尔是整个莫吉廖夫地区受辐射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地方。“我们还有一船货物没有发。其的都已经发货了。”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把他们已经发往各城镇的货物再找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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