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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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一我怕我会忘记……哦，对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了，突然之间，你就有了这种全新的感觉，而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它的存在——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生活。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需要这种生活。但是，现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么？你用什么来填饱孩子的肚子？什么东西是危险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应不应该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该留下来吗？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都己经习惯了生活一-可是，你该如何生活？和整个村子里的人一起生活，过那种集体化的生活——就像工厂和集体农庄里的人一样。我们是苏联人，我们已经被集体化了。譬如说，我就是一个苏联人，非常地道、非常苏联化的一个人。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参加学生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工作，然后把挣的钱转寄给拉丁美洲的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所在小组的工作报酬至少有一部分都捐给了位于乌拉圭的联盟组织。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们都变了。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们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明白这一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理解说出来。

　　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的学位论文的主题是蜜蜂的行为。我在一个

　　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生活了两个月。那里还有我自己的蜂巢。我在小岛上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它们将我带到了它们家里。通常情况下，蜜蜂不会允许任何人靠近距离其巢穴三米以内的地方，但是，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它们开始允许我接近它们。我把果酱涂在火柴上，伸进蜂巢里喂给它们吃。我们的老师过去常说：“不要摧毁蚁丘，那是其他生命的生活栖息地。”蜂巢和整个树林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渐渐地，我也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小老鼠会跑过来，坐在我的跑鞋上——那是一只完全野生的森林老鼠，但是它已经认为我就是这里的一部分。我曾经在那儿度过了我的昨天，明天，我还会回到那里。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人们曾经举行过一场幼儿绘画展览，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只鹤从一片田野里走过，最后走进了泥土里。“没有人提到过鹤。”我也深有同感。不过，我却不得不工作。我们走遍了地区内的每个地方，收集各种水和泥土的样本，然后把它们带回到明斯克。我们的助理对此怨声载道：“我们现在带着的可是一个真正的烫手山芋，而且还‘烫’得厉害。”我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服装。你坐在汽车的前排座椅上，而你的身后就放着那些“炽热的”样品。

　　他们拟订了许多掩埋含辐射的土地的草案。我们用泥土来掩埋泥土——这真是一项奇特的人类活动。根据指示，无论掩埋的物体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在掩埋前进行地质勘测，从而确保掩埋点周围四至六平方米内不会出现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与此同时，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须铺上玻璃纸薄膜。我们接到的指示里就是这样要求的。然而，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情况却完全不同。执行任务时，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地质调查。他们会伸出手，指向一个地方，然后说：

　　“就在这）L挖。”随后，那些挖掘者就开始工作。“你们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当我挖到有水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挖了。”他们往往都是直接冲着地下水挖下去。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诉你，在此之

　　后，我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们的人民和我自己的。

　　我接到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派任务是去克拉斯诺波尔斯克地区，之前我己经说过，那个地区受污染程度最严重。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从土地进入河流，依照指示，我们需要将每项工作都重复一遍。你必须在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然后留出一个缺口，然后再在另一块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同时还要确保每道沟之间的间距相等。你还需要驾车走遍所有的小河，检査河水。于是，我搭乘大巴到达了该地区的中央地带，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我需要一辆小汽车。于是，我去找了地区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两只手撑着自己的脑袋：没有人改变自己的工作计划，收割工作照常进行，一切就像几个月前他们播种豌豆时一样，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辐射物质最多，但是他们仍然打算把地里已经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类植物一同收上来，在那里，有些地方的辐射量己经达到或超过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应酬我。幼儿园里的厨师和幼教都已经跑了。孩子们正在饿肚子。每当出现急症病人的时候，你都需要把他们送上救护车，然后拉到邻近地区的医院，而这意味着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犹如搓衣板的马路上整整颠簸60公里——因为当地的医生全都跑了。汽车？双倍数量的犁沟？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我.

　　遭到拒绝的我只得去向军方寻求帮助。那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六个月。现在，他们全都病了。他们给了我一辆装甲运输车和一队士兵——不，等一等，事实的情况比我预想得要好得多，那是一辆车顶装有机关枪的装甲探险车。很可惜的是，我当时并没有穿上部队里发给我的武器装备和这辆车合影。一切就像我说的那样浪漫，富有诗意。这辆车的指挥者是一名少尉，一路上，他不断地通过无线电与总部通话：

　　“雄鹰！雄鹰！我们正在继续前进。”我们沿着道路一直向前开，道路两旁就是茂密的树林——这是我们的树林、我们的公路，但是我们却坐在一辆装甲车里。女人们站在自家的篱笆旁哭泣一一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她们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已经打响。

　　根据我们接到的指示，那些在犁沟上作业的拖拉机应该有一个完全密封且带有保护装置的驾驶员车厢。我看到了那些拖拉机，驾驶员车厢的确被密封了起来，但是那辆拖拉机就停在犁沟上，而司机则躺在旁边的草地上休息。“你疯了吗？你难道没有接到那些警告通知吗？”“可是，我已经把汗衫罩在头上了。”他回答说。人们并不明白这一切。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核战争的危险性，并因此而感到害怕，但是，从来没有人和他们提到过切尔诺贝利。

　　那真的是一片相当美丽的土地。那些年代悠久的树林现在还在那里，那些古老的树林。还有那蜿蜒曲折的溪流，溪水的颜色几乎与茶无异，但清澈如天空。碧绿的草地。人们在树林里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就像早晨起来，走进自家的花园一样。而你也站在那里，心里很清楚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受到了辐射的污染。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老太太。

　　“孩子，告诉我，我现在能喝从我的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吗？”

　　我们低头不语，我们有命4—收集数据，但是不能与继人发生接触。

　　最后，还是那名司机开口了。

　　“老妈妈，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哦，我已经80多岁了。也许比那更大，我的出生文件己经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既然如此，如果你想喝就喝吧。”

　　我为这些村民感到难过——他们都是无辜的，就像孩子一样，但是他们却在受苦受难。创造切尔诺贝利的人不是农民，他们的一切都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他们彼此间相互信任，从不剥削和掠夺对方，一切就像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一样。他们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一切，他们想相信科学家.或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就像他们相信牧师一样。但是，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在吃东西之前洗洗手而已。”几年之后，我突然明白了，我们全都参与了这次犯罪，我

　　们都是同谋。（她陷入了沉默。）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东西被送进了隔离区，更不知道又有多少东西被人从里面运了出来，尽管后者是违法的——咖啡、罐装牛肉、火腿、橘子。从里面出来的东西都被装在板条箱里，然后被送上封闭箱式货车。因为这些东西是这里特有的。当地的供货商、监察员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靠此为生。人们变得比我想象得更加不堪。我也一样，也很不堪。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停了下来。）当然，我会承认这一点，而对我而言，这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不过，我要再举一个例子。在一个集体农庄里，就当这个农庄里有五个村子吧。这里面有三个是“干净的”，两个是“脏的”。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大约两三公里。在这个农庄里，有两个村子的人得到了“掩埋”费，其他三个则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子正在建一个牲畜联合养殖中心，这里的村民需要一些干净的饲料。他们从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呢？风会卷起尘土，从一块地吹向旁边的另一块地，所以所有的土地其实都一样。不过，为了建养殖中心，村民们需要找一些部门签署某些文件，而那些部门会委任一些人去做这件事。我就是被委任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不能签署那些文件。这是犯罪。不过，我最后还是和所有人一样，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我想：寻找干净饲料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环境监察员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一种说法。我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来说，我发现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卓娅?丹尼罗芙娜?布鲁克环境监察员

　　关于答案

　　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彼此之间甚至根本不会谈论这个话题。再过几十年、一百年，那些岁月就会变成谜一样的神秘时光。

　　我很害怕雨水。这就是切尔诺贝利后遗症。我还害怕雪、害怕树林。这不是智力游戏中的概括与归纳，而是一种真实的人类情感。切尔诺贝利就在我家，就在家中我最珍惜的一件财产当中——我的儿子，他出生于1986年的春天。现在，他病了。动物，甚至包括蟑螂在内，它们都知道该什么时候繁殖后代。可是，人类却不知道，因为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一双能够预见未来的眼睛。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1993年，仅白俄罗斯一地，就出现了20万流产痺例。这都是因为切尔诺贝利。现在，我们全都生活在那种恐惧之中。自然受到伤害后会把自己蜷缩起来，她在等待。梭罗亚斯德会说：“哦，我的悲伤！那些时光都去哪儿了？”

　　我曾经想过很多。我还曾探寻过它的意义。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俄罗斯思维模式造成的灾难。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当然，我也很认同某些作家和记者的观点：这不仅仅是核反应堆发生的一次爆炸，而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大爆炸。但是，对我而言，这样的说法尚不足以令我感到满意。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过去，我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语言学上一那是一门关于语言的哲学。我们不会用语言来思考，但是语言会对我们展开思

　　考。还在我18岁或更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阅读一些地下出版物，并且由此而认识了萨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突然之间，我就读懂了自己的整个童年，读懂了我在街道上度过的童年时光，尽管我的家庭也能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祖父是一位政府部长，我的父亲在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但是直到认识这些人之后，我的那些想法和观点才突然穿越之前的军事语言，出现在我脑海里。对于当时还是青少年的我们而言，把父亲称作：‘爸”、母亲称作“妈”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情。“每个该死的浑蛋身边总会带着一帮小混混”——这是我在九岁时学会的一句俗语。当时的我不会使用任何文明词语。就连我们玩的游戏、说的话以及猜的谜语也全都来自于军营俗语。因为军营并不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它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存在于遥远的监狱里。阿赫玛托娃曾经写道：“国家的一半被置之不理，另一半则被关进了监狱。”我想，这种监狱意识不可避免地会与文化——文明，以及粒子加速器相抵触。

　　当然，我们全都是在一种苏联式的特殊信仰中成长起来的。根据这一信仰，人类是世上所有生物的统治者，因此他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对待和处置它们。米丘林规则说：“我们不能等待大自然母亲眷顾我们，我们需要从她那儿索取我们想要的恩惠。”这是试图在教授人们掌握某些他们生来并不具备的品质或特征。我们所持的是一种压迫者的心态。

　　现在呢？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考虑“二战”后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向全世界所证明的关于我们自身历史的问题。面对知识时，’我们真的拥有足够的勇气吗？人们几乎很少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谈论市场、购物优惠券以及支票。我们现在的状况只能说是生存，而并非生活——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将所有的能量都放在了生存问题上，结果，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抛弃了自己的灵魂。

　　那么，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你正在写的这本书是为了什么？我的那些不眠之夜又是为了什么？假如我们的生活就像火柴点燃时擦出的火花，情况又会怎样呢？对于这些问题，答案可能有很多。这是一种很原始

　　的宿命论。当然，这其中也许会有不少很不错的答案。俄罗斯人总是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信仰，或者说信念——他们需要相信点什么：铁路、青蛙(巴扎洛夫）、拜占庭，还有原子。现在，他们相信市场。

　　布尔加科夫在《伪善者的奴隶》中写道“我让我的一生都罪孽深重。我是一名演员。”这是一种关于艺术罪性的警觉，也是他对于窥探他人生活的那种超道德的自然性的一种认识。不过，这种意识也许能起到和某些疾病的疫苗一样的作用，使某人远离错误。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下笔一试的现实主题，而人类则试图通过这一事件来证明自己。又或许，道德其实比这更简单：你是不是应该踮着脚尖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在入口处停下来？走进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亚历山大?雷瓦尔斯奇历史学家

　　?

　　关于回忆

　　我不想谈论这个，我将来也不会谈论它。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无法感到尚兴和幸福。

　　他从那里回来了。他在那里待了几年的时间，一切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尼娜,”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真好。他们会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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