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赎罪日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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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6日下午，阿弗纳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从特拉维夫时间当天下午两点开始，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再次展开了枪战。

在阿弗纳和他的队员们设法寻找并且暗杀欧洲十一个恐怖头子的十二个月里，中东外交和军事上发生的变化使他们这次的任务，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意义。在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个重大节日的当天下午，阿拉伯人准备兵分两路，对以色列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部是埃及的第二军和第三军，一共五个师，跨过苏伊士运河，对被占的西奈发起攻击。在北部，叙利亚军队的五个师，对所谓的“紫线”发起了进攻——“六日战争结束时的停火线”——从霍蒙山一直延伸到约旦边界汝库阿德河与雅姆克河的汇合处。阿拉伯人两路军队的进攻又使北约在欧洲的常备军对犹太部队的防御行动展开了反击。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赎罪日之战”是以阿拉伯人的胜利告终的话，那几乎就意味着以色列国家的灭亡——除非几个大国迅速干预——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在规模上将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觉得继续待在法兰克福或者日内瓦已没有多大意义，想把跟踪萨拉米或者哈达德博士的线索捡起来，但又发现在情感上无法这样去做了。因为，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对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任何防备——是几乎，并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从1973年春天他们就从线人那里得到传闻，说埃及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关于这个，他们5月初甚至还在日内瓦给伊弗里姆留了一条信息。阿弗纳和卡尔都觉得应该这样做，尽管严格说来，这不是他们的任务。但是，正如“赎罪日之战”后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阿拉伯人备战的这一年里，一些比阿弗纳的突击队重要得多的消息来源定期将情报数据送往耶路撒冷。

到10月6日下午，一切已成定局。他们已没有时间在日内瓦等待指令。形势迫使他们做出决定。阿弗纳被迫这么做了。“我回部队去。”他说。“我希望卡尔和汉斯留在欧洲守着这个摊子。斯蒂夫和罗伯特去哪里由你们自己定。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想象得到，惟一有问题的人是汉斯。他觉得卡尔一个人就可以照料这里的一切了，但阿弗纳坚持不让他一个人留下来。他觉得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相当于流产了。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阿弗纳的说法最终让汉斯心悦诚服，所以他不必要对他下命令了。为安全起见，斯蒂夫和罗伯特决定取道南非回以色列，阿弗纳取道纽约。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和伙伴们寻找其余两个恐怖头子的事也许就要中断了，尽管他们一直在紧追慢赶。自从6月份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阿里·哈桑·萨拉米的消息，而所有的消息都是关于瓦地·哈达德的，说他一直躲在也门南部的亚丁。可情报并不可靠。

6月以后，阿弗纳——在他看来，卡尔也是这样——开始重新思考他们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是这次任务本身，而是这次任务背后的整个理念。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阿弗纳总是禁不住去想它。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其他一些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除了斯蒂夫之外，也许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考虑这样的问题只会动摇他们的意志。阿弗纳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凡是有疑虑的人是绝不会去执行这项任务的。

然而，要想没有疑虑越来越难。它已不是一个同情的问题——至少，不是“同情”这个词通常的意义。阿弗纳不同情恐怖头子，他相信卡尔和其他人也是一样。拿他自己来说，尽管他不喜欢杀人，但是，要是让他把这些恐怖分子一个一个地再杀一遍，他愿意。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徒劳无益的感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这些敢死队的头头们本来纯粹是为了报仇。一颗炸弹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报仇，另一颗炸弹为莫什·温伯格报仇，一打子弹为汉纳·玛隆失去的一条腿报仇。正如戈尔达·梅尔在议会里说的那样，虽然政府不能向以色列人民保证将恐怖活动全部消灭，但他们保证，要剁掉伤害过他们的人的一只手。他们要让那些杀害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和犹太孩子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一千多年来首次提出的。阿弗纳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把剁掉敌人的手的利剑而自豪。

但是，除了报仇之外，他们这次的任务对世界上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会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并不是完全阻止——那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使其放缓。砍掉伊弗里姆说的那些恶人的脑袋，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应该会对恶人们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伊弗里姆正确的话。

但伊弗里姆正确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恶人头上又长出了新的脑袋，好像砍掉这些脑袋会刺激新脑袋的生长似的。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恐怖头子在马德里杀害了巴鲁克·科亨，还发出了一系列书信炸弹，有些击中了目标。书信炸弹充斥于曼谷的以色列大使馆。3月，他们在塞浦路斯杀害了一名以色列商人。4月，他们在罗马杀害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名意大利雇员。贝鲁特突袭的当天，恐怖分子在几分钟之内杀害了以色列驻塞浦路斯大使及其家人。他们还企图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幸好被一名空中警官及时阻止。布迪亚死亡三天后，他们在华盛顿特区枪杀了——据“巴勒斯坦之声”电台声称，这是为布迪亚报仇——以色列军事专员约瑟夫·阿龙。大约三个星期以后，“人民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的一些人联合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波音747飞机。途中，他们的女头领企图用手榴弹自杀。飞机被迫在中东绕了四天之后，在班加西被炸毁。不过，乘客事先被放出来了。8月5日，“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的两名杀手在雅典袭击了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这架飞机从特拉维夫起飞，一落地就遭到袭击。这次袭击造成五名乘客死亡，五十五名乘客受伤。一个月以后，五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企图在罗马用两颗苏联“地对空7”热追踪导弹，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式客机打下来。就在一个星期前，9月28日，两名来自赛夸的敢死队员和叙利亚支持的恐怖分子，在奥地利劫持了一列火车，车上全是俄裔犹太难民，以此作为人质，来逼迫奥地利布鲁诺·克莱斯基总理答应关闭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提供的薰瑙城堡临时营地。阿弗纳认为，这个行动是叙利亚转移以色列政府注意力的一部分，让以色列政府注意不到阿拉伯人即将发起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了。

克莱斯基总理的软弱激怒了戈尔达·梅尔。在战争爆发前夕，她不听部分内阁成员的建议，飞往维也纳，企图让奥地利领导人改变主意，结果无功而返。恐怖分子非常狡猾，把行动地点定在这里，是因为克莱斯基是个社会主义者，碰巧又是个犹太人。从历史上看，在所有的欧洲领导人中，他是在威胁面前最有可能屈服的。

这些只是这一年中影响较大的恐怖活动，还有一些较小的或者不太成功的恐怖活动。仔细想一下，很难说突击队的行动对恐怖主义威胁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阿弗纳也得承认，如果那九个恐怖头子没有被干掉的话，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也很难说。假定那些阿拉伯人还没有对他们的工作彻底失望的话——对于阿德宛、纳杰尔、布迪亚和汉姆沙里这样的人，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他们很可能还会组织一些恐怖活动，如果他们还没有失去行为能力的话，还会同样的残酷无情。

伊弗里姆的恶人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新脑袋一个一个地长出来。有些甚至比被替代者更加穷凶极恶，卡洛斯就是一个例子。

阿弗纳的理想破灭还有一个原因。1973年夏天发生的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直有这样的怀疑——事实上，他们第一次通报情况后卡尔就问过伊弗里姆——但一直到6月他们才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他们不是惟一的突击队。

1973年6月，罗马的一颗汽车炸弹炸死了两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弗纳和其他人碰巧接到了托尼的一个问题，让他们非常迷惑，这样他们才知道这件事。托尼想知道阿弗纳是不是觉得他的服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次没有找他们。似乎连托尼——尽管他消息非常灵通——都认为这次暗杀行动是阿弗纳的突击队干的。而他们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阿拉伯人是被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即他们的竞争对手干掉的，但阿弗纳和卡尔都对此表示怀疑。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面面相觑。阿弗纳耸起肩膀，卡尔皱起眉头。

7月21日，一个可怕的消息打消了他们所有的怀疑。那天，在挪威的旅游胜地利勒哈默尔小镇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以为这个阿拉伯人是阿里·哈桑·萨拉米。突击队的几个成员随即被挪威警方逮捕了。这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再加上被干掉的人并不是萨拉米。这个人是个摩洛哥服务生，名叫阿莫德·布赤基。他在和已有身孕的挪威妻子平静地散步时，被枪杀了。这个阿拉伯人跟恐怖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个无辜的旁观者。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原因有三个：首先，杀错了人，而且被捕了。他们的同事在挪威同时犯了两个最不该犯的错误。不管按什么标准，这两个错误都是灾难性的。阿弗纳及其队员对这两点尤其忌讳。在训练中，这两个错误高于一切，绝对不能犯。

使他们感到震惊的第二个原因，是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要把一件事搞砸是多么容易。他们读着报纸上的报道，感觉就跟赛车新手第一次撞车一样。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毫无疑问，那些人跟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一样，也是训练有素和经过认真选拔的——那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不是一个在挪威的监狱里待几年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不算什么——而是，用卡尔的话来说，是在十分钟之内从英雄变成狗熊的问题。这太可怕了。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还有别的突击队。乍看起来，抱怨不该有别的突击队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对这些恐怖头子没有独占权。也没有人向他们承诺，只有他们才有暗杀这些人的权利。伊弗里姆显然没有这样说。卡尔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战争，不是游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客人都有权利把分配给自己的恶人放进自己的包里。如果阿弗纳还在部队的话，他一定会和其他部队并肩作战，不会反对毗邻的部队向同一个目标开火。不仅不反对，相反还会心存感激。

但这次行动不一样，有些特殊。一想到还有别的突击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非常担心。谁知道为什么？这种担心无法用语言描述。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听了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以后，阿弗纳就情不自禁地想，还有多少人被带进过戈尔达·梅尔的公寓？总理还搂着多少人，要他们记住这个时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已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还有多少“野客”心里装着她的声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呢？而实际上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卒子而已。跟戈兰高地上那些在坦克里挥汗如雨的笨蛋一样。

但他们是士兵。士兵操心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丢人吗？沉默片刻之后，汉斯说话了。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得了吧，伙计们。记住，我们不是电影明星。”

虽然不是电影明星，但……

为什么那些加西里亚人要把同样的目标给挪威的突击队？难道恐怖分子不够？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杀萨拉米？也许他们给每个突击队的名单都是一样的！在特拉维夫，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哪个恐怖头子是哪个突击队干掉的——这个想法在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一阵剧痛——有没有这种可能？伊弗里姆曾经说过：“我看报纸就会知道。”罗马、巴黎和尼科西亚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别人的功劳，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不可能。毕竟在贝鲁特袭击之前，他们在日内瓦见过伊弗里姆。当时他们把截止到那时所做的工作都告诉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对他也许没有关系。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跟伊弗里姆有关系呢？这不是阿弗纳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吗？

当他想做个好士兵时，难道这些忧虑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时成为他感到“理想破灭”的借口吗？事实不就这么简单吗？他头脑中那些关于徒劳无益的想法，关于没有什么意义的想法，关于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想法，关于一定要分享荣誉的想法，都是为了掩盖他胸口上的压力。他之所以找这些理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这里：懦夫总在为自己的怯懦找借口。难道不是吗？

正是这个想法让阿弗纳感到震惊。然而却是事实。不管怎么样，上战场是最好的选择。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事情就简单多了。跟其他人一样，做个士兵，现在国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开的战场上，用枪面对面地射击。第一个登上一座小山，第一个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碉堡里。战斗。只有参加战斗，才能表明他不害怕。只有参加战斗，才能治愈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纽约，人们骚乱不安。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战争非常残酷，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以及与犹太人无关的美国人——都准备乘飞机到特拉维夫助一臂之力。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些人在战争中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还会占据那些真正能帮得上忙的人的位置。尽管机场的官员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应付混乱的秩序，但仍然很难。人们还得到消息，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建立了桥头堡，在几个地方还成功地渗透进“莱克希肯”——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一条沿着运河的南北主干道——形势非常危急。

阿弗纳决定不玩游戏了，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锐部队后备役军官的护照。这样可以保证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个座位，同时，如果以后有什么影响，也便于处理。实际上，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跟葛拉出生时回特拉维夫不一样，这次很显然是紧急情况，不会因为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责备。自己的国家是那么小，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胜利与失败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小，所以，不言而喻，每个以色列人在战争时代都应该这样做。即使以后因为回去而受到谴责，阿弗纳也指望会因为这一点而得到原谅。

他甚至连机场都没有出，只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来机场见他。她带着十个月大的葛拉来到机场。葛拉看起来不仅像个人，而且像个小女孩了。阿弗纳第一次对她有了一点感觉，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这是他的女儿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并让她给特拉维夫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以色列的电话几乎打不通——让他开车去机场接他。他所在部队的总部就在海法的南边，离他要降落的洛德机场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跟许多以色列人一样，阿弗纳打算开着私家车奔赴战场。

巧的是，正是开车上战场这个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烦。飞机飞行顺利，在洛德机场降落时，他的朋友正带着车等他。阿弗纳和朋友相互拥抱之后，接过钥匙，把手提箱朝后座上一掼，几分钟以后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还没开到一英里，一个穿着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挥舞着旗子把他拦了下来。

“怎么了？”阿弗纳迷惑不解地问道。他没有超速啊。

“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那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问道。

阿弗纳一时搞不清她在说什么。他终于想起来了。当然！急着给阿弗纳送车，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于以色列汽油紧张，结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费解的做法。贴着某个标签的汽车只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个星期天，阿弗纳那辆车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战争时期的以色列，这是严重犯罪。申辩也没有用。那个女警察立即把他带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后面、满身散发着光辉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加里西亚人，白色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阿弗纳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他一直在国外，是个预备役军官，正朝自己的部队赶，去参加战斗。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抱歉，因为一直在国外，没有想起来等等。请现在就放他走，行吗？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队去吧。”他说。“但有个条件，交了罚款才能走。”他确定了一个数目：两百以色列镑，不多。但阿弗纳身上根本就没有以色列币。

“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再交？”他问道。

那个加里西亚人看着他。

“过一段时间？”他问道。“你一定是疯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谁给你交罚款？”

阿弗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哦，他想，回家真好。

对阿拉伯世界的爱国者们来说，以色列的灾难日就是他们的欢庆日。以色列建国二十五年来，阿拉伯人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更别说战争了。1973年10月7日，埃及军队成功跨过苏伊士运河，他们欢庆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还是失去的荣耀，甚至大丈夫气概的回归。不仅仅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比喻，而且是一种深深的真实的情感。比如，在“赎罪日之战”结束一年以后发表的一首诗中，叙利亚游唱诗人尼扎尔·卡巴尼描写了得知阿拉伯勇士们跨越运河后做爱的情景：

你注意到了吗

我是怎样溢满了我所有的河岸

我是怎样像河水一样将你覆盖

你注意到了吗我是怎样纵情于你

仿佛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一样。

你注意到了吗我们是怎样融合在一起

我们怎样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我们怎样变成灰烬而后苏醒

仿佛我们是第一次做爱。

诗歌，作为一种表达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手段和指南，在20世纪阿拉伯文化中的地位要比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重要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对蔓延在阿拉伯世界的好战的民族主义起着惊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尼扎尔·卡巴尼新近找到的这股力量是短命的——到10月14日以色列军队就截住了，到16日他们在西奈开始对埃及军队发起反攻——但他的诗歌中所蕴涵的情感并没有因为阿里埃勒·沙龙少将那个师再次跨过苏伊士运河而受到影响。以色列的利剑将连接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那张软软的薄纸斩断，从而也就把进攻的力量分成了两半，但阿拉伯人奋力抵抗的精神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种屡败屡战、愈战愈勇的精神在以色列得到广泛认同。比如，在“赎罪日之战”开始几天的灾难性的日子里，人们曾普遍猜测，美国人不会给他们施加停火的压力。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阿拉伯人需要在军事上赢得一场彻底的胜利，让他们恢复自尊，这样他们才能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情回到谈判桌上来。

阿拉伯人的这种感受很奇特，是一种巨人歌利亚被弱者大卫打败的特别屈辱的感觉。弱者在强者手中遭受的苦难人们写得很多，而一个强者一再被一个弱者打败之后给其心理上带来的伤害，人们则很少注意到，虽然人们知道他们也会勃然大怒。这当然能让他们成为爱国者，用尼扎尔·卡巴尼的话来说，就是：

从一个充满爱与向往的诗人

变成一个用匕首来写作的诗人。

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呼吁武装斗争到参与到武装斗争中去，托非奇·扎亚德并不在乎启蒙和人权国家当作他的例子。

我的朋友们啊在富饶的甘蔗地

我的朋友们啊在自豪的古巴炼油厂

从我的村庄我珍爱的家里

我向你们送去我的问候：

我的朋友们啊，是你们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斗争的

芳香

继续给帝国主义者们施压吧

施压——雄鹰的翅膀就会

比飓风更强壮

帝国主义者们不理解

谦逊与眼泪的语言

他们只理解

人们向战场上冲去

这样的诗句清楚地表明，许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末，决意要完成自己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也许是由于真正的信念。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谓的解放自己。对大多数敢死队员们来说，1968年他们与恶魔签订的一个协定，并不像是一个他们付不起的代价。

在这个意义上，“与恶魔的协定”包含的不仅仅是与苏联利益的联盟。在他们从全民抵抗走向国际恐怖的过程中，有些巴勒斯坦人——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包括像伊尔贡这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渐渐相信，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认为对建立一个国家有利，任何不加区别的对待非战斗人员和平民的野蛮行为都不会遭到人们道义上的异议。正因为如此，敢死队越过了为自由而战和恐怖主义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所以，动摇他们脚下的道德根基的，并不是他们的事业或者他们最终的目标，而是他们使用的方法——无论他们为自己的斗争做了多少宣传。

“赎罪日之战”的结局使这场斗争更为复杂。虽然以色列最终又一次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它也第一次表明，犹太人的这个国家并不是难以征服的。对此，以色列人的敌人比他们自己更为吃惊。不管怎么样，它使业已存在的主张“武装斗争”的两大派别之间的分歧加深。一派为“法塔赫”，另一派以乔治·哈巴希的“人民阵线”为代表。

虽然两派都认为以色列国的消灭是斗争的最终目标——同时，在整个中东实行某种形式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在诸如重点、策略和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上，两派从来都没有一致过。哈巴希博士首先是一个好战分子，其次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巴勒斯坦的斗争只是一场更大的泛阿拉伯的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法塔赫”的第一要务是“解放巴勒斯坦”，然后是“人的解放”，意思是实行某种形式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两个人都信奉暴力，甚至信奉恐怖分子的暴力，但是阿拉法特偏向于将游击行动“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的敢死队只在以色列和以色列被占领土上进行武力袭击——而哈巴希博士支持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这种袭击通常与其他恐怖组织联合。正因为如此，“法塔赫”中一小撮玩弄“肮脏伎俩”的国际恐怖分子，即“黑色九月”组织，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承认——虽然它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一个秘密。

在某种程度上，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正面形象的问题。“赎罪日之战”以后，在日内瓦的会议桌上，谈判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了。因为以色列不可能把自己谈得不存在。如果巴解组织希望参加谈判的话，它的立场就必须温和。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话，巴解组织应该克制自己，不应要求它无条件灭亡。

哈巴希博士及其“人民阵线”反对这个提议。对他们而言，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权利存在。因此，在一些抵制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南也门和利比亚的支持下，“反对阵线”诞生了。巴解组织内部的许多小派别自己选择，是站在“法塔赫”一边还是“反对阵线”一边。

就以色列来说，它对阿拉法特的看法很矛盾。从官方来说，巴解组织不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也不承认巴解组织，即使它穿着温和的外衣。但有些以色列人相信，有阿拉法特这样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也许有可能协商解决。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法塔赫”的领袖跟最直言不讳的恐怖组织头子一样不“温和”。虽然阿弗纳及其同伴们很少谈论政治，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斯蒂夫、罗伯特和汉斯不看好阿拉法特，但是卡尔没有这么悲观。阿弗纳呢，处于两者之间。但他相信一点，“黑色九月”组织的战略家萨拉米必须被杀掉。

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以“阿布·哈桑”闻名的萨拉米非常有钱，上过索尔邦大学。人们是这样描述他的：风流倜傥，女人们无法抗拒。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上流人物，其父舍克·萨拉米在以色列诞生之前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一名活跃的斗士。在阿里·哈桑出生之前，萨拉米是袭击巴勒斯坦境内犹太定居点的指挥者，最后于1948年被犹太自卫队哈迦纳的一颗炸弹炸死。

有其父必有其子，萨拉米自然也参加了“武装斗争”。但是由于他的社会背景，在巴勒斯坦运动中，他跟其他恐怖组织头子有不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愿意跟其他人合作来进一步推动巴勒斯坦的事业。萨拉米电与极右的人合作，比如瑞士新纳粹党的创始人弗朗西斯·阿诺德，据说后者为欧洲的巴勒斯坦人掌管财务，就像他在战争期间为纳粹分子掌管财务一样。

由于某些原因，“搞掉”萨拉米的想法一直困扰着阿弗纳及其同伴们，它比暗杀任何一个恐怖头子都使他们感到困扰。不仅因为他是名单上的第一号，还因为他普遍被以色列人看作是在慕尼黑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负责人。虽然没有人确知在奥运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主意是萨拉米出的，但“穆萨德”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策划人和协调人。正因为如此，他就成了恐怖组织头子的象征或代号。反恐斗争跟恐怖活动一样，跟干掉一个目标的象征意义比起来，军事上的意义常常居于第二位。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萨拉米就相当于缴获敌人的旗帜。

正是因为这种困扰，“穆萨德”在利勒哈默尔失败了。这次行动看起来非常外行，参与的特工异常之多。这些特工突然出现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这个小镇也是一个旅游胜地。在那里，陌生人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里既没有地方躲，也没有地方跑，只有两条长长的高速公路，而且还容易控制。即使在袭击目标时没有出错，但事后也容易被抓住。而且，这次行动中后来让局外人瞠目结舌的某些方面——比如为了节约一天的租金，两个特工在奥斯陆归还一辆租来的汽车时被捕——还不那么使阿弗纳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熟悉所有加里西亚人的祖先是怎样审计“穆萨德”内部的费用的）。使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行动未经提出来讨论就不顾一切后果地实施。这只能解释为——如果不说辩解的话——“穆萨德”一直被那个一心想除掉这个人的想法困扰着。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已经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化身。

尽管阿弗纳也被这个想法困扰着，但他下决心决不要让他和他的同伴们这样不顾一切。他们不能犯类似的错误。

事实证明，他们几乎没有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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