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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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鬼了！快到这儿来！”

当时玛丽·安贡努修女在我的房间里，我没在笔记本上写字，甚至也没记起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在盯着一只大鸽子看，它试图在一根尤其繁茂的树枝上保持平衡，就在那时，我们被娱乐室传来的一阵叫春似的声音惊扰。

“哈罗德·弗莱上电视了！快啊，大家！快来！”

玛丽·安贡努修女疲倦地摇了摇头，此时露西修女夺门而入。年轻的修女把我从床上抱起，绑进轮椅里。她推着我冲过走廊时，其他门也突然打开，病人们由家属或义工扶着出现。

我到达娱乐室时，人们转身，给我在前面腾出空间。菲洛米娜修女拿起遥控器，调大音量。

电视上像是在开一场派对。我们看到一群人走下一条乡间小路，有人装备着专业的拐杖和靴子之类的，其他人摇着铃铛打着鼓。队伍的最前面，一个高大的男人大步流星，他皮肤被晒得黝黑，头发稀疏，留着大胡子。

是你。

我的内脏翻江倒海，好像刚踩漏了一步，就要跌倒。

“电视上的男人说，哈罗德·弗莱现在有一些新人和他一起走了。”芬缇说。她站起身来，用她的红指甲敲打电视机屏幕。几个人抱怨说她挡住视线了，他们不滚下轮椅都看不到，但她无视他们，继续指着集结的步行者们。“那是一只大猩猩，对，还有一个戴帽子的娘们儿。然后是这个男孩儿，似乎是个搅屎棍，另外有个女人，看上去像在吮柠檬一样。他们刚刚经过哈罗盖特镇。他们都在走路救我们。”

我的心又是一沉。是你身边的那个男孩让我不安。有那么一刻，我敢发誓，你在和戴维一起走路。

嗯哼。没人提起（戴维·弗莱）

我听到消息时，哈罗德，不知道要怎么办。销售代表们在走廊里议论你。“你们听说弗莱出什么事了吗？”他们似乎急于告诉彼此，因为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悲剧，但没有触动他们的任何神经。我听得僵住了。我的第一冲动是直接去你家找你，想坦白一切。但我却走进了洗手间，几乎昏厥。那太震惊了。我感觉就像世界刚被捅出一个大窟窿，没有其他人知道，但我负有直接责任。我几乎无法走直线。

“你的气色很差。”席拉说。她把手背举到我的额头上，搁在那里。“我的天啊，”她低声说道，“你都沸腾了。”这一姿势让我想起母亲，而想到她让我不堪重负。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想她想得要命，就像在她过世后我想念她那样。我想让她和父亲把我带离这件事。我想让他握着我的手。“你应该回家。”席拉说。

我不记得那天下午的大巴行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付车费，或者有没有跟人说话。我记得那股炎热，我记得那个。我渴望独处的愿望超过一切。但当我走进公寓后，感觉更糟。

是寂静。我看到戴维以前爱坐的那张椅子，忍受着去目睹那张缺了他的扶手椅就像直接看他消逝。外面有车，有海鸥，有傍晚沿着河口散步的人们。每样东西都理所应当。除了戴维·弗莱没了。我想到你，还有他，我哭了几个小时。

那一夜在床上，我和衣躺下，手臂紧抱双膝，脚蜷缩得很高。不管我加盖多少层，都止不住地发抖。我一闭上眼睛，就只能看到戴维的画面，黑暗里的一具蓝色身影，悬挂在你家花园棚屋的大梁上。要是没听到销售代表们说起那个就好了。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更多他的画面，绑套索，找站的地方，把绳索绕在脖子上。他想死的吗？连窒息时也想吗？他有没有希望被人救下？我多渴望他来踹我家的门，透过邮筒喊叫我的名字。每当我入睡，总是睡不实。

我在凌晨某个时刻醒来，太热了，动弹不得。我觉得自己被吞进了混凝土中。我还是起来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别闲下来。厨房，浴室，客厅，门口。几乎没停下过。我匆忙穿衣。无法忍受独自多待一秒了。我必须回到啤酒厂。

我无意中听到销售代表们说，你要离开至少两周。葬礼之前会有一次尸检。这连想都没法想，席拉说。这件事似乎连谈都没法谈，因为它再也没被提起过。

我不知道以后还怎么直视你。我知道如果我坦白真相，你一定会恨我。同样地，我也知道，在街上、巴士上、食堂里擦肩而过的所有人中，我最需要找到的，就是你。

*****

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戴维离世已有一周。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更糟了。失眠。没有食欲。我没法不想他。从他去世之前开始，我就没见过你。

我乘巴士去了殡仪馆。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标志他的离世，因为像这样假装一副样子，而明明知道自己是另一副样子的感觉，太难受了。太阳灼伤了我的眼睛。每一样东西——天空、人行道、过往的车辆——都太白，太猛烈。我推开殡仪馆的门。这地方有一种冷却的甜味，我知道和尸体保存有关。然而感觉仍像走进了一个不同的宇宙。我的鞋子在冰冷的地板上发出回响。真希望有件外套。

一个穿西服的男人向我问好。问能不能帮上忙。他打了一条黑色领带，戴了袖扣；身上有种职业的哀悼气氛，没有我们这种外行的聒噪。我推测他是殡仪员。

我请求见戴维·弗莱。听到戴维的名字，那男人对着我的脸变温和了，头一次，看起来有人可能理解我在承受的悲痛。它在这里有了位置。

“你预约了吗？”他问。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具体预约，但我是这家人的朋友。我重复说想见见戴维。我需要见他，我补充说。

我的回答不是正确答案。殡仪员变得不安。他后退几步，伸手去拿记事本和钢笔之类的。我口干舌燥。他需要致电给客户，殡仪员说。除非我有预约，否则不能瞻仰死者。

“但他哪儿也不会去啊。”我回答道，提高了声音。话还没说完我就开始哭了。常态与悲痛欲绝之间仿佛不再有界限。

殡仪员的脸变得冷酷。或许他怀疑我是记者。我不知道。“我不能允许你留下，女士。”他说着已经往门的方向走，要为我开门了，热气和光亮从外面闯进来，太强烈，以至于像噪声。我想留在里面。我无法忍受被赶出去，尤其是我花了那么大力气才敢面对，现在我人在这里，却一无所获。

或许殡仪员察觉到了我的痛苦，因为他问我有没有东西要放进棺材里。他可以把它转交给客户；他可以为我做那个。我猜测他是在要钱，就像他们在教堂里传递银盘子那样，我的愧疚、痛苦有那么多，如果这能给你带来某种安慰的话，我愿意掏出我存下来的每一分钱。我打开手提包，这时另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接待处另一头的一个房间里冒出来。我几乎没看到那个房间里的东西；在抛光的木质棺材后面，或许有一道蓝色的软墙，黄铜把手。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不是戴维的棺材，但感觉就像被打了一拳。

我全身都疼。连我的肺里都在疼。

我请殡仪员把戴维的红手套带给他。它们在我的手提包里。从我发现他把它们丢下的那天起，就一直在那里。手套属于死者吗？是的，它们属于死者。殡仪员会咨询他的客户。不必麻烦了，我说。你就把东西收下，行不行？就让我把它们拿出手提包吧。因为我在这里饱受煎熬。一切都太痛苦了。我把手套放进他手里，趁他交还给我前就离开了。

我在巴士站等车时，看到你的车慢慢停靠在殡仪馆外面。我看到你出来，走向乘客门，但还没等你走到那里，门就猛地开了，差点打到你，一个瘦小、单薄的女人，比我高一点，冲了出来。莫琳穿一条黑色的夏季连衣裙，戴黑墨镜，夹着一个枕头和一个泰迪熊。当然，是带来入棺的东西。她的步子快而细碎。她等不及要走进殡仪馆。而你则相反，移动得很缓慢。你走在她的后面，手里什么也没拿，而且你似乎无法抬起头来。在门口，莫琳停下了，对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你点点头，让到了一旁。等你独自一人后，你拿出一根香烟，向一个路人借了火。我听到一声尖叫，一种可怕的女人的哭声，在殡仪馆里回荡。我想象殡仪员已经领她走进那间不准我进的房间了。你冲到角落里，对着一个垃圾桶呕吐。

在街的对面，我看到了一切。但你没看到我。

几天后我们遇上了。这次我没有回避你。我当时在药店里，正在满柜架地找能帮我睡眠的东西，然后你推开了门。你安静地问柜台后面的伙计，要给妻子买处方药。你试图审慎些，但你的到来还是让整个药店变得十分拘谨和庄严，就好像你是店里唯一的活物。看到你让我的心搅了一圈又一圈。

药剂师忙着找莫琳的药片。把袋子递给你时，他说：“请接受我的哀悼，弗莱先生。”店里的另一个女人，就是离你最近的顾客，也用不自然的方式重复一句说，她也“对你失去亲人”深表遗憾。似乎没有人嘴边有合适的词语可供使用，还是保持沉默或者至少坚持老生常谈的措辞更安全。你转而倦怠地点点头，就好像你希望每个人都能停下这件事，让你走就好。

你是个不一样的人了，哈罗德。

你曾经挺得那么直的肩膀，现在驼了。你的夹克上沾有油污，头发看起来没梳过。你刮过胡子，但一撮胡楂从你凹陷的左颊上长了出来。或许你没注意到。要不或许就算你刮胡子时，想的也是戴维，然后问，又有什么所谓呢？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是留起络腮胡又有什么分别呢？但还是你肩膀的佝偻让我最揪心。那个，还有高尔夫球俱乐部的领带。

人们有时说起另一个人，说他变成一具空壳，或者他从前本人的一个影子，但这两样东西你都不占。你全化成液体了。无法想象你大笑或跳舞或做任何癫狂的事情，比如玩无花果球。那部分的你都没了。你显得更小、更慢、也更老了，而且近乎天真。你被剥光了，回到你最原始的样子。你收好了处方药，拖着脚步朝门走去。

“哦，你好。”你说。我一定动弹了，甚至可能弄出了噪声。

你隔着药店给我一个微笑。一边是我，一个愧疚的女人，一个辜负了你和你儿子的人，搅和你的人生并且说谎又说谎的朋友，一边是穿着棕色夹克打着领带的你，对我微笑。

你问我愿不愿意走到大街上。至少我认为你想走。我注意到我们往门口走时，人们如何给我们让路。没有说话。我记得那个。你的眼睛盯着地面，在寻找从你生命中消失的东西，而另一个顾客冲去开门，放我们走。

“莫琳怎么样？”我在外面问。

“你说什么？”

你试图再次微笑，但笑不出来。你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的儿子死了。”你说。你又告诉我一次：“戴维死了。”那就是你生命中唯一的话语。

我说我知道。听说了。我很遗憾，我说。非常抱歉——

“是，”你盯着地面，“是。”

“有没有我能做的？”

“做？”你重复这个词，就好像临时会错了它的意思，对此非常抱歉。

“能帮上什么忙？”

你闭上眼睛，又缓慢地睁开。然后你轻柔地说：“真好，奎妮，但我觉得没有。现在没有。”

你问我近况怎样，我说不过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重复说。对，我说。你的脸皱成一团，慢慢地说，对不起，我记不起我们刚才在聊什么了。你转身离去。

因为我觉得你马上要走了，我才敢大喊出来：“你还好吗，哈罗德？”

你在哭泣，但不想让我看到，于是我瞟一眼自己的脚来让你好受些，但我真希望做了别的事情，我希望我有勇气抱住你让你哭。“当然，莫琳更难接受，”你说，“做母亲的总是更难接受。”你致歉后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就好像你每走一步都很疼。为了避开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你迈到一侧，闪了个趔趄。酒瓶状的一个东西从你的外套口袋里晃出来。你现在喝酒了。

几天后我在地方报纸上读到，戴维的葬礼将是私人事件。仅限家属。我意识到，这指的是你和莫琳。你没有其他家属。啤酒厂里没有人再提起戴维。你的儿子死了，世界吞下那条消息后继续运转。第一周之后，我再没听过任何人提到他。

于是你埋葬了你的儿子。唯一一次见你没穿浅棕色就是你回来上班的那个下午，你穿了一套黑色西服。

“哈罗德？”我温柔地问，“你在这儿能行吗？”销售代表们纷纷给你让路。

你退缩的样子像个刚被揍了一顿的男人，预料到还会被揍却试图保持勇敢。

“行。”你说。

就那么完了。

谢谢，谢谢，谢谢

哈罗德，三天来一直很难找到时间给你写信，也没时间考虑我的海上花园。连和玛丽·安贡努修女静静坐在一起，看看窗外的云都很难。有太多其他事情需要处理。娱乐室的墙上钉满了祝福者寄来的贺卡。有太多的花送到，弄得几个义工都得了花粉热。今天早上我已经编出十张致谢函，因为看字费劲，两眼酸疼。手也累。还有，我晚上没睡觉。没人睡觉。

“晚上会有一场通宵祈祷。”芬缇说。（这是星期二说的，我想。她在忙着做她的横幅。）

“一场什么？”珠母纽王说。他尝试帮忙，但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

“一个新病人告诉我的。广播上说了。人们要带来蜡烛和一些东西，在外面为我们祈祷。”

事实证明，所谓的通宵祈祷更像是一场派对。无论工作人员何时来查房，看起来都怒气冲冲的，而且疲劳。好像嫌我们要烦心的事情还不够似的，我无意中听到一个人抱怨着。芬缇整夜没睡，从她的窗口跟着一起哼唱也无济于事。守夜者们打算一直待到你来。

“他们不用回家吗？”值班护士说。

兴奋劲儿过去后，芬缇上床睡觉去了。

失去一座花园

不是说我后悔来到恩布尔顿湾，安家落户，甚至打造出一座海上花园。但事情变得愈发不可收拾了。所有的人。所有的纷扰。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得不改变花园，只是为了展示新东西。它不再是为爱存在的一座花园。它是一处游览胜地。而且跟我无关了。它关乎其他人，以及我觉得别人期望见到的东西。

鉴于我的花园现在如此珍贵，或者至少它承载了如此沉重的期许，我必须考虑保护它了。毕竟，克莱斯特也有一座小港湾来保护渔船安全。我开始为围墙收集石头，大的放在底下，小点的火石放在中间，贝壳放在最顶上。我又花了一个夏天建造围墙，因为人们开始帮忙了。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顶着太阳在沙滩上找石头，还帮忙堆砌围墙。但问题就出在这儿：我解释说大石头要放在最底下，贝壳要放在最顶上时，他们不听我讲。有时我要花上一整夜的时间扒掉旁人堆的墙，把所有压碎的贝壳扔出去，那是有人塞进中层的。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我的花园已经不是我最初开创的样子。

有一晚我躺在床上，在给花园想新点子，然后我意识到，尽管有石墙和我的努力在保护它，它依然很脆弱。假如大风侵袭它呢，或者海鸥来滋扰它呢？第二天一早，我就搭巴士去了特威德河畔贝里克，从五金店买了好几块防水帆布。我用石头压住防水帆布，固定位置，又刷了一块木头标志，请求人们在花园里走动时要多加小心。即使我人不在，即使在本该睡觉的时候，我的思绪也一直陷入如何确保花园安全的各种方法中，不能自拔。不过，我对大风或海鸥的威胁判断错误了。五年前，别的东西伤害了它。

一群绵羊。

它们显然是从本地一处农场逃出来的，不遗余力地啃光了高尔夫球场，然后列成一路纵队走上滨海小道。它们跳过围墙，吃掉花园里的一切。

我接受了这场浩劫，散乱的石头、撞毁的石池、折断的木棍、遍地海藻，还有碎裂的贝壳，太痛苦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那起保护作用的防水帆布也没了踪影。在从前花园的位置上，现在只有三十只昏昏欲睡的绵羊。

我哭了好久。我待在海滩小屋里，那里没人可以打扰我，或者试图帮忙。很多天都无法直视我的花园。每次我离开海滩小屋，都得抬头盯着天空，因为看到那片废墟让我太心疼——做了那么多，最后落得一场空。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出售房产然后继续上路，尽管不知怎的，我已经没有旅行的意愿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有个肿块，在我的下巴底下。邻居们听说我要去医院，都很体贴。但过了一小段时间，状况转坏，我还是关门避世更容易些。

大约一年多以后，我在海滩上闲逛时，捡到了一根浮木。我用它充当手杖，帮我爬上小路。我回到海滩小屋后，把它插进地里，就没再管。

早上我打开百叶窗，出乎意料的是，它立在那里，像一根金色的船桅闪闪发光。我的花园又启动了。但这次不用维护什么，让我轻松很多，因为再也没有理由害怕失去它了。我不再需要向其他人展示我爱情的美好。我病了，只剩精力把它留存于心。

亨德森先生给我惊喜

“《贝里克小报》上有一张你的照片。”亨德森先生说。

“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芬缇大声喧哗。报纸被病人一一传阅，直到最终传到我手里。是一个年轻女子在二十岁左右时的肖像，一头浓密的棕发。一定是在牛津拍的。

我无法相信那个年轻女子就是我。

亨德森先生指向另一张照片。一个穿“朝圣者”T恤的高个子男人，炫耀着一脸的大胡子。我过了一小会儿才意识到那是你，等我意识到时，我的脉搏突突狂跳。“还有，你看到了吗？”亨德森先生说，“你看到那个人脚上穿的是什么吗？”

不是——我开始微笑。不是——

“帆船鞋！”他捂住肚子轰然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亨德森先生这么开心。

所以我要为此谢谢你。

列举鞋子

哈罗德，今天，我一直在想着脚穿帆船鞋的你。你大概应该买双步行靴，但若如我猜想，你一直都穿着帆船鞋，从来没穿过步行靴，大概还是不该买不适合你的东西吧。

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和玛丽·安贡努修女一起回忆我拥有过的每双鞋子。这是个让人脸红的练习。你应该不记得，但我的脚又小又宽。我想要的鞋子都是我穿不进去的款式。

我已经提过我在金斯布里奇买的鞋子——我的会计鞋。那双鞋圆头、矮跟，脚踩在混凝土路面上时，发出结实的响声。记得吗？

除了那双鞋，我还数出了三双我在学生时代穿的黑色系带鞋、我母亲最恨的软木楔跟鞋、平底人字拖、懒人鞋、红色漆皮高跟鞋（几乎没穿过）、我丢下的天鹅绒舞鞋、布洛克鞋、惠灵顿长筒靴、园艺鞋、网球鞋、两双蓝色的低跟浅口鞋（为什么？）和过去五年里我走到哪儿都穿着的一双白色运动鞋。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双舞鞋。毋庸置疑。

我用女鞋度量了我的一生。

一次我在海上花园旁边遇到一个女人。这是在绵羊事件以后。我已经开始重建花园，但它现在完全是一处更加素净低调的地方。你会步行经过而注意不到，或者只看到几块石头、几根棍子。人们已经忘记了参观，我也放弃了沙阶。

那个女人当时正靠在我的墙边抖鞋子。我没看到她脚上穿的是什么，只看到她整洁的白夹克，有垫肩和金纽扣。我问她需不需要帮忙时，她跳了起来。没看到我，她笑着大声惊呼。更确切地说，她把我错当成花园里的众多石头之一了。女人告诉我，她正在高尔夫球俱乐部参加一场婚宴，是逃出来偷偷抽支烟的。

“这些该死的高跟鞋。”她说。她告诉我，情绪低落时，总是更换鞋子。是你在世界上造成的噪声大小决定了你的幸福程度，她说。她当时脚蹬一双六英寸的虎纹高跟鞋，离去时，脚踩在石头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

过了没多久，我又看到她了。这次她在远处的海湾下面对我挥手。走近些察看时，我发现她的细鞋跟卡进了一块石头的裂缝里。她不单是在招手。她被困住了。

我们回到海滩小屋——就她来说，是打着赤脚——提早喝下午茶。尽管实际上我们坐在花园里边喝金酒边看海浪。结果我发现，她是物理学讲师。这件事只是告诉你一个道理，绝不应该根据鞋跟来判断一个女人。

热

我的身体又不太好了。守夜的领头人每晚都在外面，我知道他们为我们祈祷，跳舞唱颂是很贴心，但我真心希望他们能默默地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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