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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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他们已经走了。我甚至都闻不到烟味了。”
那女人什么都没说，又返身坐到那块裹身布上。奇卡看了她一会儿，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说，觉得有些失望。也许她想让这女人给她几句祝福的话，什么都行。“你家离这儿远吗？”她问。
“很远，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我回到姑妈家，会带她家的司机一起过来，把你送回家。”奇卡说。
那女人把目光转开去。奇卡慢慢走到窗口打开窗子。她想听到那女人出声阻止，回到她身边去，不要冒险。但那女人什么都没说，奇卡从窗口爬出去时，只觉得那双平静的眼睛在注视着她。
街上很平静。太阳下山了，暮色中，奇卡朝四处张望了一圈，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走。她祈祷着这时出现一辆出租车：出于魔法，出于运气，出于上帝之手。接着她祈祷恩奈迪坐在出租车里，问她到底上哪儿去了，她们都担心死她了。奇卡朝市场那边走去，还没走到第二条街的尽头，就看见了一具尸体。她一直走到跟前，凭着某种感觉才发现的。那具尸体肯定是刚刚焚烧的，被烤灼的肉体气味非常恶心，她以前从未闻到过这种气味。
过后，奇卡和姑妈一起坐车搜遍整个卡诺（由一位坐在有空调出风口的汽车前座上的警察陪同），她还会看见别的尸体，许多被焚烧的尸体沿街一溜躺着，好像有人故意把这些尸体弄到一起，连成一道直线。她注视着其中一具尸体，赤裸而僵直的尸体，脸朝下扑倒，这情形让她大受刺激，因为她无法知道这个全身烧焦的男人是伊博人还是豪萨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过后，她会收听BBC广播，听到死亡和骚乱的详情——广播里说着“混和着种族矛盾的宗教冲突”什么的。而她则把收音机甩到墙上，一阵狂怒掠过全身——为着所有这些被打包消毒过的新闻，为着所有那些语焉不详的报道，为着所有那些尸体。可是这会儿，从焚烧的尸体上发出的热气离她这样近，这样温热，她赶快转身朝店铺跑去。奔跑时她感到自己的左小腿一阵刺痛。她回到店铺敲打着窗子，一直敲到那女人来开窗。
奇卡坐在地上，暮色中，她凑近小腿察看着，一道鲜血从腿上淌了下来。她那双眼睛在脑袋上不安地甩动着。这看上去太怪异了，这鲜血，像是有人把番茄汁射到她腿上一样。
“你的腿，流血了。”那女人说，有点儿疲倦的样子。她到水龙头上沾湿了头巾一角，清洗着奇卡的腿，接着又用湿头巾包扎她的腿，在小腿肚上打了个结。
“谢谢。”奇卡说。
“你想用厕所吗？”
“厕所？”
“那边有些罐子，我们都用它来做便盆的。”女人说。她从商店后面拖来一只罐子，一股气味直扑奇卡的鼻孔，混合着灰尘和金属锈水的气味，她不禁感到头晕恶心，连忙闭上眼睛。
“对不起，噢！我的胃里难受。今天所有糟糕的事儿都来了。”那女人站在她身后说。她打开窗子把罐子搁到外边，然后凑着水龙头洗手。她回过身来，沉默地和奇卡坐到一起，过了一会儿，她们听见远处传来刺耳的阵阵叫喊，奇卡听不清在叫喊什么。店里几乎全黑了，那女人在地上躺下来，上半身在裹身布上，下半身露在外面。
过后，奇卡在悲伤中会读到《卫报》的报道，所谓“操豪萨语的极端保守的北方穆斯林历来有攻击非穆斯林的传统”云云，她将不再想念她为那个温柔和蔼的穆斯林豪萨女人检查乳头的经历。
奇卡几乎整夜无法入睡。窗子关得紧紧的，闷热的室内尘土飞扬，黏稠的空气里夹着沙砾直往她鼻孔里钻。她一直看见窗边飘浮着一具发黑的带光晕的尸体，用控诉的姿势指着她。最后，她听见那女人起身打开窗子，暗蓝色的黎明泻了进来。女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爬出窗外。奇卡只见有人走过的脚步声。只见那个女人喊出了声，拉高了嗓门，像是认出了什么人，接着是一阵语速飞快的豪萨语，奇卡听不懂。
女人爬回店铺。“危险过去了。那是阿布。他是卖食品的。他来看看自己的店铺。各处的警察都有催泪瓦斯。军队正开过来。趁大兵开始骚扰什么人之前，我得赶快离开。”
奇卡慢慢站起来，活动一下身子，所有的关节都在痛。她得一路走回姑妈家那个带有围墙大门的庄园，因为街上根本找不到出租车，只有军用吉普和破破烂烂的警车。她将见到姑妈，手里拿着一杯水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一遍又一遍地用伊博语念叨着：“我干吗要邀请你和恩奈迪来我这儿啊？我的命数怎么把我给卖了？”而奇卡则紧紧搂着姑妈的肩膀，让她坐到沙发上去。
现在，奇卡从腿上解开头巾抖了抖，好像要把血污抖掉似的，然后递给那女人。“谢谢你。”
“一定要好好清洗你的腿。问候你姐姐，问候你的家人。”那女人说着把缠在腰间的裹身巾系紧了。
“也问候你的家人。问候你的娃娃和哈利玛。”奇卡说。过后，在走回家的路上，她将捡起一块带有干血迹的石头，把这恐怖的纪念物抱在胸前。在她抓起石块时，心里会闪过一丝奇怪的念头，她将永远见不到恩奈迪了，她的姐姐不在了。而现在，她转身又对那女人说：“我能留下你的头巾吗？也许腿上还会出血的。”
那女人看了她一会儿，好像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接着就点点头。她脸上也许浮现出对未来的一丝悲哀，但她淡淡地微笑着，是心烦意乱的微笑，然后把头巾递给奇卡，转身从窗口爬出去了。
幽灵
今天我看见了伊克纳·奥柯罗——我一直以为已经死了的人。也许我本该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土朝他扔过去，在我们老家这是分辨人鬼的一种方式。但我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个七十一岁的退休数学教授，我应该因自己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而对老家那种迷信一笑置之。我没有朝他扔沙土。我心里想这样做的，却没有这样做，不管怎么说，毕竟我们是站在大学财务处的水泥地上见面的。
我到那儿是去询问我的退休金的，那个面无表情的科员乌格沃克还是那句话：“你好，教授，对不起，钱还没打进来。”
另一个科员，他的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也朝我点点头，一边嚼着粉红色的可乐果，一边向我表示抱歉。他们都习惯这一套了。我也习惯了。那些聚集在凤凰木树下、身上带有刺青的人们也习惯了，他们在大声议论这事儿，一边比着手势。有人说，教育部长窃走了退休金。另一个说，副总理把那笔钱存入一个利息很高的私人账户。他们诅咒着副总理：他的阴茎翘不起来。他要断子绝孙。他会拉肚子拉到死。我朝他们走过去，他们都跟我打招呼，一边对这种局面无奈地摇晃着脑袋，好像认为我教授级别的退休金要比他们这些送信的、开车的退休金更重要似的。他们像别人一样管我叫教授。树底下，坐在他们旁边的那个小贩也在喊我。“教授！教授！快来买上好的香蕉呀！”
我和文森特聊了起来，八十年代我担任教务长时，他曾是我的司机。“教授，都三年没发退休金了。”他说，“这么说，人刚一退休就该去死。”
“可不是嘛。”我说道，当然他不需要我来告诉他这情形有多糟糕。
“恩凯鲁怎么样，教授？我想她在美国一定很好？”他总是会问起我的女儿。他经常开车送我妻子伊贝瑞和我去埃努古[26]的医学院。我记得伊贝瑞去世时，他和他的亲友还来参加了葬礼，在葬礼上说了许多颇为动情的话，回顾伊贝瑞待他这个司机多么好，还把自家女儿的旧衣服送给他的孩子。
“恩凯鲁挺好的。”我说。
“她打来电话时，教授，请代我问候她。”
“好的。”
他聊得有点儿多，说到这个国家还没有学会说感谢，说到他给医学院学生补鞋，他们却不付钱。但他吸引我注意的只是他那个喉结，警觉地上下滑动着，好像马上就要从满是皱纹的脖子里蹦出来似的。文森特比我年纪小些，也许还不到七十，但看上去老多了。他只剩少量稀疏的头发。他为我开车的时候，我记得他相当饶舌，我还记得他喜欢看我的报纸，我不太喜欢他这种习惯。
“教授，你不买点儿我们的香蕉吗？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凤凰木树下有人嚷嚷道。看上去好像有些面熟。我猜想可能是我家隔壁邻居伊杰瑞教授的园丁。他说这话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不过我还是买了花生和一串香蕉，其实所有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是某种润肤品。他们的脸和胳膊看上去都灰扑扑的。这会儿已经快到三月了，可是这儿的热风季节很长：那干燥的风，使得我衣服上噼里啪啦地带着静电，眼睫毛上沾着灰尘。我今天抹的乳液比平时要多，嘴唇上还涂了凡士林，而手掌和脸上还绷得紧紧的。
伊贝瑞曾嘲笑我不会正确地保养皮肤，特别是在干燥的热风季节，有时她会在我早晨洗完澡后用她的“妮维雅”润肤膏在我胳膊、大腿和后背上慢慢地涂抹。她总是一边好玩地大笑着，一边对我说，我们得好好保护这可爱的皮肤。她总说我的肤色是当初打动她的重要原因，一九六一年那会儿，成群结队地涌向伊利埃斯大街她家住处的求婚者们个个都比我有钱。“光洁无瑕”，她这样称赞我的皮肤。我倒看不出自己这身深棕色的皮肤有何特别之处，但在过去的岁月中，在伊贝瑞双手的抚摩下，我对自己的皮肤还是颇有些沾沾自喜的。
“谢谢你，教授！”那些人说，然后彼此打趣道谁会来分这几个钱。
我站在那儿听他们聊天。我知道他们说话得体是因为我在那儿：木工活儿做得不像样，孩子们生病，高利贷还不上。他们不时放声大笑。当然，他们心里是怀有怨气的，他们当然该有怨气，但他们竭力表现自己乐观的一面。我经常在想，如果联邦政府统计局不是根据我在职时的职位向我提供退休金，如果恩凯鲁没有坚持给我寄来我并不需要的钱，我能否做到像他们一样。我对此深表怀疑，我很有可能会像乌龟那样缩进壳里，放弃自己的尊严。
最后，我跟他们道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泊车位旁边尽是松树，从教育学院到财务处这儿都裹在一片林啸之中。我就是在那儿见到伊克纳·奥柯罗的。
他先喊我。“詹姆斯？詹姆斯·恩沃耶，是你吗？”他张大嘴巴站在那儿，我可以看见他的牙齿颗颗完好。我去年掉了一颗牙。我没去做恩凯鲁所说的“种植牙”，但我看见伊克纳的满口好牙还是不免有些酸溜溜。
“伊克纳？伊克纳·奥柯罗？”我疑疑惑惑地问，因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前这活生生的人，三十七年前就死了呀。
“是我，是我。”伊克纳迟疑着向我走近。我们握了手，然后短暂地拥抱了一下。
我们——伊克纳和我，算不上是好朋友。我以前对他相当了解，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对他相当了解。就是他，当一个在英格兰长大的尼日利亚人接任校长，宣布教师上课一概必须打领带之后，他却旁若无人地继续穿着他那色彩鲜艳的短外套。就是他，登上教职员工俱乐部讲台，呼吁政府给予非教学人员更好的待遇，一直说到喉咙嘶哑。他是教社会学的，虽然我们许多任教于正经学科的人觉得搞社会学的都是玩虚的，整日闲着没事干，写上一大堆让人不堪卒读的书籍，但我们觉得伊克纳与众不同。我们宽容他那种咄咄逼人的作派，没有扔掉他写的那些小册子，而且相当钦佩他在文章里表现出的博学多识的刻薄劲儿，他的胆识征服了我们。他依旧是那个干瘪、瘦小的家伙，生着一对青蛙眼，有着浅浅的肤色——但如今已失去了光泽，显露出老人斑了。当时，有人慕名前来拜访他，一见之下却难掩失望之情，因为他那辩才无碍的学识与他的外表实在很不相称。其实，后来我们那儿的人有个说法：最出色的动物总难装进猎人的笼子。
“你还活着？”我问。我真是相当震惊。我和我的家人都在他去世那天见过他，那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正是我们紧急逃离恩苏卡[27]的日子，那天的太阳闪耀着一种奇特的红色强光，附近发出轰隆隆的炮声，联邦士兵已经打过来了。我们坐在我的雪佛兰轿车上。一些民兵在学校大门口朝我们挥手，对我们叫喊着，让我们别害怕，那些破坏分子——这是我们对联邦士兵的称呼——迟早会被打败，我们迟早能够回来。本地的村民们也跟我们一起逃难（战后他们只能在教师的垃圾桶里掏弄食物），他们有好几百人，女人头上顶着箱子，背上绑着娃娃，光着脚的孩子们扛着包裹，男人们拖着自行车，抱着山药。我记得伊贝瑞在哄着女儿齐克，因为匆忙之中齐克的洋娃娃没拿出来，这时我们看见了伊克纳那辆绿色的欧宝轿车。他从我们对面驶来，回校园去。我按着喇叭想阻止他回去。“你不能回去！”我向他叫喊。但他朝我挥挥手说：“我得回去拿些文件。”我觉得他这么回去相当鲁莽，因为炮声越来越近了，再说我们的部队一两个星期就会把那些破坏分子赶走。然而，我内心同时也充满着我们正义的比亚夫拉事业[28]不可战胜的信心，所以也没有多想，后来才听说就在我们撤离那天，恩苏卡就陷落了，校园被占领。埃齐克教授的亲戚带信给我们说，有两个教师被杀害了。其中一个教师跟联邦士兵争执了几句就被一枪击毙。不需要再说什么，我们知道那是伊克纳。
伊克纳对我的问题一笑了之。“我是活着，是活着啊！”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回答更滑稽可笑，因为他又笑了。现在想来，甚至他那笑声都是走了样的，变得毫无感染力，完全没有当年在教职员工俱乐部里辩论时嘲讽他的对立面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声音。
“可是我们看见你了，”我说，“你记得吗？就是撤离的那天？”
“没错。”他说。
“他们说你没能出来。”
“是啊，”他点点头，“我是没能出来。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比亚夫拉。”
“你离开了？”我现在听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每当我们听说那些内贼——我们称之为“贼”——背叛了我们的士兵，背叛了我们正义的事业，背叛了我们新生的国家，总会泛起一阵厌恶，他们背叛我们，就为了换取一条通往尼日利亚的安全通道，换取对我们禁运的盐、肉和饮用水。
“不，不是那样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伊克纳停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的肩膀有些下垂。“我是乘坐红十字会的飞机出国的。我去了瑞典。”他似乎有些迟疑不决，似乎有些奇怪的羞怯，完全不像昔日那个果敢而有决断的人。我记得，在比亚夫拉开战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会上，他宣布比亚夫拉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自由广场上，伊克纳讲话时，我们全都欢呼起来，“独立万岁！”
“你去了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