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阿迪契作品绕颈之物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是啊。”
他没有再说下去，我意识到他可能不想告诉我更多的事，他不想告诉我他怎样活着离开校园，也不想告诉我他怎样登上飞机，我听说战后有一些孩子被空运到加篷，但肯定没听说有人乘坐红十字会的飞机离开，而且那么早就走了。两人之间的沉默构成了紧张的气氛。
“你后来一直在瑞典？”我问。
“是的，他们扔炸弹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奥尔卢[29]。没人留在这儿，所以我也没有回来的必要。”他停下来，喉咙里冒出了不适的声音，那本该是一阵笑声，可是却变成了一连串的咳嗽声。“我和安雅医生有过一些接触。他告诉我一些重建校园的事情，我好像听他说你战后去了美国。”
事实上，一九七〇年战争结束后，伊贝瑞和我马上就回到了恩苏卡，但只住了几天。因为对我们来说，那实在是一桩过于残酷的事情。我们的书籍被烧成了焦炭，堆在前院那株伞形树下。浴缸里是一坨坨钙化了的粪便，我的《数学年鉴》被一页页地撕下来当作擦屁股的纸，那些屎迹抹在我用于研究和教学的数学公式上。我们的钢琴——伊贝瑞的钢琴——不见了。我的毕业礼袍（我曾穿着它在伊巴丹[30]接受我的第一个学位）被当作抹布堆在一边，蚂蚁在上面忙碌地爬来爬去，我茫然地瞪着它们。我们的照片都被撕烂了，相框也被砸破。于是我们离开这儿去了美国，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回来。我们另外分到了一处房子，在埃赛维赛街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避免开车经过伊莫克街，因为不想再看见那幢老宅，后来我们听说新搬进去的人砍掉了那棵伞形树。我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伊克纳，但我只字未提在美国伯克利那会儿，我的美国黑人朋友查克·贝尔曾为我安排教职一事。伊克纳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小女儿齐克怎样了？她现在肯定已是成年女子了。”
我们在“员工家庭日”带齐克去教师俱乐部时，他总是给齐克买芬达饮料喝，说她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姑娘。我觉得这是真心话，因为我们是以总统[31]的名字为她命名的，而伊克纳是早期的齐克主义[32]者，后来他宣称这个运动过于乏味而退出。
“战争带走了齐克。”我用伊博语说。用英语说到死亡，对我而言，那就成了令人不安的定局了。
伊克纳深深吸了口气，只说了一声“Ndo”，就是“遗憾”的意思。他没有追问是怎么回事，这让我有释然的感觉——再说也没那么多“怎么回事”可说的——他的表情看上去也不见得特别震惊，那意思好像战争总是会死人的。
“我们战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也是女儿。”我说。
不过伊克纳没有马上接过这话茬。“我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我离开了国际红十字会。那里都是一些懦夫，根本不可能为人类去征战。飞机在埃凯特[33]被击落后，他们就放弃了，好像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戈翁[34]想要的结果。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飞机却仍然坚持飞越乌利[35]，在夜间飞行！我是到了乌普萨拉[36]才见到他们的。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我组织募捐活动，我在欧洲各国首都组织了比亚夫拉集会。你们听说过特拉法加广场[37]那次集会吗？我就是那次集会的召集人。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我不敢说伊克纳是在对着我说话。他好像是面对大庭广众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我朝凤凰木树那边望去。聚集在那儿的人还在，但我说不准他们是否卖完了香蕉和花生。也许这是因为我开始沉浸于一种朦胧的怀旧情绪中，这种情感攫住了我的身心。
“克里斯·奥基布[38]死了，是吗？”伊克纳的问题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来。有那么一刻，我在想他是不是想要我否认这个消息，使奥基布也能做一个起死回生的幽灵。但奥基布的确是死了，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星辰，这个人的诗歌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搞科学的人，那些并不理解他的诗歌的人。
“是啊，战争带走了奥基布。”
“我们的事业失去了一个大人物。”
“是啊，可他至少勇敢地战斗过。”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本来的意思只是向克里斯·奥基布表示一下敬意，他原本可以像我们学校有些人那样成为校董事会成员，却因为保卫恩苏卡而饮弹身亡。我不想让伊克纳误解我的意思，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对此表示一下歉意。一股小小的旋风卷起尘土，穿过路面而来。我们头上的松树摇摆起来，呼呼作响的风儿把干枯的松针吹散开去。也许是由于心里不舒服，我才对伊克纳说起战后我和伊贝瑞一起开车回到恩苏卡的情形，说到放眼皆是废墟的景象，炸飞了的屋顶，布满了弹孔的房子（用伊贝瑞的话来说就像是瑞士奶酪）。当我们行驶在穿越阿古莱里[39]的公路上时，冲过来的比亚拉夫士兵拦住了我们，把一名受伤的士兵塞进了我们的车里，他的血都流淌在后座上，由于车座的皮革破了，那人的血深深地渗入了里面的填充物，和车内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一个陌生人的血。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对伊克纳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但好像应该告诉他。我又告诉他，那士兵带有金属腥味的血让我想起了他，伊克纳，因为我总是在想象中感觉到是那些联邦士兵射中了他，让他死在那儿，让他的血染红了土地。其实并非如此，我既没有想象过这情形，受伤士兵也没有让我想起伊克纳。即使他觉得我的故事奇怪，他也不会说出来。他点点头说：“我听说了许多事情，许多事情。”
“在瑞典过得怎么样？”我问。
他耸耸肩。“我去年退休了。我决定回来看看。”他说“看看”，那意思像是还要打探某种肉眼不能看见的东西一样。
“你的家人怎么样？”我问。
“我没有再婚。”
“噢。”我说。
“你太太怎么样？恩奈娜，不是叫这名字？”伊克纳问。
“伊贝瑞。”
“噢，是啊，当然啦，伊贝瑞。可爱的女人。”
“伊贝瑞已去世三年了。”我用伊博语说。我很惊讶地看见伊克纳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已经忘了她的名字，可是，他竟然还能为她感到悲伤，或者，也许他是为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感到悲伤。我意识到，伊克纳是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人。
“真遗憾，”他说，“真是遗憾。”
“没什么，”我说，“她会来的。”
“怎么回事？”他看着我，那眼神有些困惑不解，他当然听见我说的话了。
“她会来的。她会来看我。”
“我明白了。”伊克纳用那种安抚精神失常者的口气对我说。
“我是说，实际上她常去美国，我们的女儿在那里当医生。”
“噢，是吗？”伊克纳的问话显得太机灵了，他看上去松了口气。我没有责怪他。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所受的教育要求与某些被认为是真相的事实保持严格距离。伊贝瑞葬礼的三个星期后，她第一次来看我，我正是像他这样大为疑惑。当时恩凯鲁和她的儿子已经返回美国了。我是独自一人。当时我听到楼下的门关上又打开，打开又关上，我什么都没想。我以为是晚上的风刮的。但我卧室窗外并没有树叶的飒飒声。那些印度楝树和腰果树并没有在那儿瑟瑟作响。可是楼下的门开了又关了。回想起来，我怀疑自己当时是害怕了。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跟伊贝瑞走路的声音很像，每走到第三步就特别重一些。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黑暗的卧室里。接着我感觉床单被拽起，一双轻柔的手在按摩我的胳膊、大腿和胸部，随着乳液的缓释作用，一阵愉悦的睡意袭来——我无法抗拒她的造访带来的睡意。我醒来后——每次她来过以后都是这样——我的皮肤上留下了“妮维雅”润肤膏馥郁的香气。
我经常想告诉恩凯鲁，在哈麦丹风[40]来临时，她母亲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而雨季来的次数就少了，可是如果我跟她说了这些，她就有理由过来了，准得让我跟她去美国，而我就会被迫过着一种被管束的毫无生气的舒适生活。那种生活倒是充满了我们称之为“机会”的东西。那不是我要过的生活。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七年赢得了战争，情况会变成怎样。也许我们就不会去海外寻找那些机会了，而我也就不需要担心我的外孙不会说伊博语了，上一次他来尼日利亚，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对陌生人说“下午好”，因为在他的世界里，礼节是要有前提的。可是谁说得准呢？即使我们赢得了战争，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改变。
“你女儿觉得美国怎么样？”伊克纳问。
“她过得挺不错。”
“你说她是个医生？”
“是的。”我觉得可以告诉伊克纳更多的事情，要不，也许是因为我起先的谈论造成的拘谨还没有完全缓解。于是我告诉他，“她住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小镇上，靠近罗德岛。那家医院董事会刊登广告招聘医生，她去应聘了，他们看了她在尼日利亚医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说他们不需要一个外国人。可她是在美国出生的——你知道，我们是在伯克利生的她。战后我们去了美国，我在伯克利教过书——于是他们就留下她了。”我轻声笑笑，期待伊克纳也会跟我一起笑起来。但他没有。他朝凤凰木树底下的那些人望过去，他的表情很凝重。
“嗯，是啊。不过至少，对我们来说还不算太糟。记得五十年代末白人地盘上的学校教育吗？”他问。
我点点头表示记得，尽管伊克纳和我的海外留学经历不一样，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而我是获得“联邦黑人大学基金会”奖学金去美国读书的。
“教员俱乐部还是像以前一样徒有形式。”伊克纳说，“我今天上午去过那儿。”
“我很久没去那儿了，退休前就很长时间没去了，我在那儿感觉自己太老了，显得格格不入。那些新来的家伙都挺无能。没人会教书。没人有新鲜的想法。总是大学政治，政治，政治，而学生们则用钱或是自己的肉体来换取成绩。”
“是吗？”
“是啊，全都堕落了。大学理事会成了个人崇拜的场所。真可怕。记得约瑟法特·乌迪纳吗？”
“那个了不起的舞蹈家。”
我得回头想一想，因为自从我在战前认识那个校园舞会上最出色的舞者约瑟法特后，已经过了太长的时间了。“是啊，是啊，就是他。”我说，我对伊克纳的记忆颇为钦佩（他的记忆定格在我觉得约瑟法特还是很有尊严的那个时期）。“约瑟法特当了六年校长，他掌管这个学校就像摆弄他父亲家的鸡笼。钱都不见了，接着我们就看见一辆辆的新车，顶着压根就不存在的外国基金会的名头。有人上诉到法庭，但什么事儿都没有。他指定谁可以得到升迁，谁不能升迁。简而言之，他一个人就是学校的理事会。继任的校长对他言听计从。你知道，我从退休后就没拿到过退休金。我刚从学校财务处出来。”
“为什么没人出来阻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伊克纳问，有那么一会儿，昔日的伊克纳又回来了，他的声音，他的勇气，让我再次想起这曾是一个果敢无畏的爷们。他没准会走过去一拳砸在旁边的一棵树上。
“嗯”——我耸耸肩——“许多教师篡改了自己的出生年月。他们去人事处贿赂什么人，这样能再干五年。没人想退休。”
“这不对呀，根本就不对。”
“全国都这样，真的，不仅仅是这儿。”我慢慢地摇头，从左摇到右，我家乡的人遇到这种事儿就会这样摇头，好像在悲哀地表示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
“是啊，各行各业的道德底线都被击穿了。我在报上看到过制售假药的事儿。”伊克纳说，他一提到假药，我马上想到这事情真是相当巧合。制售假药之风是我们这个国家近年发生的灾难，如果说伊贝瑞不是这样去世的，我也许就把这话当作闲聊中平常的牢骚一听而过。但我的心里起了怀疑。也许伊克纳已经听说了伊贝瑞当时的情形，躺在医院里，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的医生一直搞不懂她经过治疗为什么没能康复，而我则心烦意乱，我们全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得知那些药物统统无效，却为时已晚。也许伊克纳想要和我聊这桩事情的整个过程，进而证实他早已从我身上窥见的失常苗头。
“假药真是太可恶了。”我郑重地表示，我决定什么都不说了。但我也许误解了伊克纳的意思，因为他并没有坚持继续这个话题。他朝凤凰木树下的人又瞥了一眼，问我：“你这些年过得怎样？”他似乎很好奇，好像不知道我在这儿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独自一个住在校园里，曾经光洁润泽的皮肤现在已经枯萎，总是等着那永远都到不了的退休金。我笑笑说，我是个安息的人。退休的人还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伊博语里不是把退休称作“老年的安息”吗？
有时，我顺道去看看老朋友马杜威教授。我穿过自由广场斑驳的地面，广场四周尽是芒果树。要不，沿着伊凯佳尼大道走，那条街上的摩托车开得飞快，学生们叉着腿站在路边，飞驰的摩托车闪避着路上的坑坑洼洼，经常撞上路边的学生。在雨季，当我发现一段从雨水中露出的地面（因为有一条排水沟），就会涌起一阵成就感。我浏览报纸。我吃得不错，我的仆人哈里森每周来五天，他做的苦叶汤无人可比。我经常和女儿通话，我的电话每隔几个星期就出故障，于是我就急忙去尼日利亚电信公司的营业处贿赂某人，让他们派人来维修。我在自己布满灰土、乱糟糟的书房里翻出老而又老的期刊。我深深呼吸着印度楝树（这排楝树隔开了我和伊杰瑞教授的房子）的香气——据说这种香气可以治病，尽管我从未弄清它能治疗什么。我不再去教堂，自从伊贝瑞第一次来看我之后，我就不再去了，因为我不再疑惑。对于死后生活的不同看法才导致我们走向宗教。于是，到了星期天，我就坐在游廊上望着屋顶上的秃鹰，我猜测它们也在呆呆地朝下张望。
“过得好吗，爸爸？”恩凯鲁最近一次来电话时这样问候我，那声音里稍许有些恼人的美国口音。不好，还是不好，我告诉她，我就这样。就这么回事儿。
又刮来一股带着尘土的旋风，我们两个都眨巴着眼睛抖落沙尘，我请伊克纳到我家去，这样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但他说他正要去恩努古，我问他过后还会来吗？他两手做了个含糊的手势，像是表示会回来。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看着他走了，目送这宛若干瘪坚果的人，然后开车回家，一路上想着我们生命中可能会遭遇的情形，想着我们生命中已经遭遇的一切，想着我们这帮人——战前的好日子里所有光顾教师俱乐部的人。我开车很慢，因为那些摩托车手根本不顾交通规则，因为我的视力不如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