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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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我倒车出库时，把我的奔驰车擦出一道小划痕，所以这次停车入库我非常小心。这车用了二十三年，但车况仍然不错。我还记得当年从德国买回这辆车时，恩凯鲁有多么兴奋，当时我去德国领取科学院颁发的奖金。这是最新款的车。我都不知道，但她的同伴都知道，她们盯着速率表和里程表看，要求摸摸仪表板。当然啦，现在，每个人都开着一辆奔驰车。他们从科托努[41]买来的二手车，不是后视镜没了就是车头灯坏了。伊贝瑞曾嘲笑过他们，说我们虽是旧车，却远比那些开起来嘎嘎作响又没有安全带的车子要好。她的幽默感还在。有时候，她又出现的时候，她会逗弄我的睾丸，用手指抚弄着它们。她完全知道我因前列腺治疗失去了那种功能，这样做只是为了逗我，她笑了，那是温柔的嘲笑。在她的葬礼上，我们的外孙朗读了自己作的诗歌《外婆，笑口常开》，我觉得那诗的题目真是太好了，孩子气的语言几乎让我流下眼泪（虽然我怀疑大部分文字是恩凯鲁捉刀）。
我进屋时环视了一下院子。哈里森会一点园艺，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时节浇浇水。玫瑰枝丛还只是一些根茎，但至少抗逆性很好的樱桃枝丛露出了一点暗绿。我打开电视机。屏幕上仍是一片雪花点，虽然奥塔格布医生的儿子，那个性情开朗的年轻人（他是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个星期刚来修过。自从上回遭雷击之后，我的卫视频道也挂了，我还没有去卫星电视管理站找人来修理。几个星期缺了BBC或是CNN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国家旅游频道的节目信号相当好。几天前，国家旅游频道播出了一个访谈节目，又是一个人出来谈论可恶的进口假药——这回是针对伤寒症的药物。“我们的药品毒不死人，”他面朝摄像机瞪大眼睛，像是在恳请公众理解，“只不过就是治不好病罢了。”我关了电视，因为无法继续面对那人鲸脂般厚厚的嘴唇。但我没有觉得愤怒，没有表现出本该（如果没有伊贝瑞）有的愤怒。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再跑到中国或是印度，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去进口过期药品，那种药品肯定不会置人于死地，但绝对会让疾病夺走病人的生命。
我为什么从未这么想过，战后过了这么多年，伊克纳·奥柯罗居然没有死。事实上，我们有时是听说过，别人以为他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已经死去，过了几个月或是几年后，他又出现在圈子里，我只能想象，那些不敢相认而又心存希冀的家人，满心疑惑地朝这些倒霉汉身上扔出了多少沙土。然而，我们几乎无法谈及那场战争。一旦谈及，也只是用极为含糊的态度，好像重要的不是我们曾缩在壕坑里躲避空袭，过后去埋葬那些皮肤泛红的烧焦的尸体；也不是我们曾啃过木薯皮，看着我们孩子膨胀的疳肚，而是我们活下来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比亚夫拉战争幸存者心照不宣的共识。即便是伊贝瑞和我，我们曾为第一个孩子是否取名为“齐克”有过数月的争议，但“恩凯鲁卡”这个名字很快就定下来了：未来会更好。
我现在坐在书房里，我曾在这儿给学生的论文打分，辅导恩凯鲁做中学数学作业。扶手椅的皮革已磨旧了。书架上方的彩色粉笔画剥落了。书桌上，厚厚的电话簿上搁着电话机。也许电话铃声会响起，恩凯鲁跟我说起我外孙的事儿，他今天在学校里表现很好，我听了笑逐颜开，尽管我知道美国的教师都挺粗枝大叶，而且轻易就给学生一个“A”。如果电话铃不响，我就洗澡上床，静静地躺在黑暗的卧室里，听着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上个星期一
从上个星期一开始，卡玛拉就经常站在镜子前面。她从这边转到那边，审视着自己凹凸起伏的腰身中段，想象着这身段作为一本书的封面会怎么样，接着她会闭上眼睛想象着崔西那染了颜色的指甲抚过书面。她冲完马桶就这样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
她出去时，乔希站在门口。崔西那个七岁大的儿子。他有着和他母亲一样浓密而没有弧线的眉毛，就像画在眼睛上方的两道直线。
“嘘嘘还是便便？”他用娃娃音嘲笑地问。
“嘘嘘。”她走进了厨房，威尼斯百叶窗的灰色光影投射在长形餐边柜上，他们每天下午都在那儿为他的“阅读马拉松”竞赛做练习。“你喝完菠菜汁了吗？”她问。
“喝完了。”他望着她说。他知道——他肯定知道——她每次走进盥洗室之前把那杯绿色菜汁递给他的唯一理由就是给他倒掉的机会。乔希第一次喝这菜汁就不喜欢，他做了个鬼脸说：“呀，太讨厌了。”
“你爸爸说你每天晚餐前得喝完它。”卡玛拉曾这么对他说过，“只有半杯，一转身就能解决。”她说着转身进了盥洗室。事情就是这样。她出来时，那只玻璃杯空了，就像现在这样，倒进了洗涤槽里。
“我来给你做晚餐，你得在你爸爸回来之前把‘赞尼·布莱尼’[42]都搞定，好吗？”她说。用美国人的腔调说“都搞定”在她嘴里仍然显得不那么流畅轻快，可她是为了乔希才这么说的。
“好啊。”他说。
“你想用鱼还是鸡肉来配饭？”
“鸡肉。”
她打开冰箱。最上面一层堆放着塑料瓶装的有机菠菜汁。两星期前搁进去的是一罐罐草药茶，因为当时尼尔正好读到一篇《儿童适饮的草药茶》的文章，在这之前，那里摆着豆饮料，豆饮料之前，是有助骨骼生长的蛋白质奶昔。卡玛拉知道，菠菜汁很快就会出局，因为今天下午到这儿时，她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那本《蔬菜汁完全指导》不再摆放在餐边柜上了，想必尼尔周末把它塞进抽屉里了。
卡玛拉拿出一盒有机鸡丝。“你干吗不躺下来看一会儿电影，乔希？”她说。他想坐在厨房里看她做饭，但他看上去有些厌倦了。另外四个“马拉松阅读”决赛者可能也和他一样厌倦了，他们的嘴巴由于不停地翻滚着不熟悉的词语而酸胀不堪，他们的身体因为想到明天的竞赛而绷得紧紧的。
卡玛拉看着乔希往DVD播放机里插进一张《淘气小兵兵》，在沙发上躺了下来，一个橄榄色皮肤的瘦小孩蜷着身子缩在那儿。“混血种”，这是尼日利亚国内的人用来称呼像他这种孩子的词，这个词的意思是，“长相酷，肤色浅，帅气，能够出国探望白种的外祖父母”。卡玛拉以前总是对那些富有魅力的混血人种没什么好气。但在美国，“混血种”不是一个好词。这是卡玛拉在应聘《费城城市报》的保姆广告时才知道的。广告上说那份工作报酬丰厚，交通方便，不需要开车。尼尔在电话里听说她是尼日利亚人好像很惊讶。
“你英语说得这么好——”他说，这话有些惹她不高兴了，他这么惊讶是什么意思，他以为英语是他的私人财产吗？而就因为这个（尽管托贝奇警告过她不要提起自己受过的教育），她还是告诉尼尔，她有硕士学位，当时她刚来美国与丈夫团聚，在等待绿卡（有了绿卡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期间想通过做保姆来挣点钱。
“好吧，乔希学期结束之前我家需要有人来照管他。”尼尔说。
“没问题。”卡玛拉马上说。其实她没必要说自己有硕士学位。
“你是否能教乔希一些尼日利亚语？他放学后在学法语，一周两次。他要去一个犹太教堂修学龄前的功课，他们在那儿为他做一个四岁孩童的入学考试。他非常安静，挺乖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可我关心的是，学校或我们周围是否有跟他一样的双重人种的孩子。”
“双重人种？”卡玛拉问。
尼尔轻咳了一下。“我的妻子是非洲裔美国人，我是白人，犹太人。”
“噢，他是个混血种。”
一阵停顿，尼尔的声音变得厚重严肃了。“请不要使用这样的字眼。”
他这语气让卡玛拉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尽管她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而且，那声音让她确信，这份工作没戏了，所以，当他要求她留下地址以便他们几天后联络她时，她颇感吃惊。他身材很高，下巴很长。他说话流利平静，几乎有镇定人心的作用，也许跟他的律师职业有关。他在厨房里会见了她，他的身子靠在餐边柜上，询问她在尼日利亚的生活情况，还告诉她，乔希从小就知道自己有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双重背景，所有这一切使得电话机上写着“对枪支说不”的银色报事贴显得顺理成章了。卡玛拉不知道这孩子的母亲在哪里。也许尼尔杀了她，把她塞进了大箱子里。卡玛拉过去几个月在电视里看过一些法制节目，知道这些美国人有多疯狂。但她听久了尼尔的言谈，就更加明白他连一只蚂蚁都不会杀害。她感觉到他身上的脆弱和种种焦虑。他告诉她，他担心乔希在学校里由于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而日子很不好过；乔希可能会不快活；乔希可能会厌烦自己；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乔希年纪稍长后可能会质疑自己的童年；乔希可能会压抑。卡玛拉有时会打断他，问道：“为什么你要担心这些没有发生的事呢？”说实在的，她自己对这份工作也不敢十分确定。他确实是给了她这份工作——乔希放学后一直到六点三十分，每小时十二美元，现金支付——她仍然不能肯定，因为他所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她的倾听，而且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倾听。
尼尔告诉她，他管束孩子的方法是讲道理。他从来不打乔希，因为他不相信滥施体罚能管好孩子。尼尔说：“如果你让乔希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他就不会再犯。”
卡玛拉想说，打孩子就是对他的约束，当然滥施体罚是另一回事。她在报纸上看到过，美国人所谓的滥施体罚就是在孩子皮肤上揿灭香烟。但她还是说了托贝奇教她的话：“我对打孩子的看法和你一样。当然，我只使用你允许的约束方式。”
“乔希的饮食习惯很健康，”尼尔继续说道，“我们几乎从来不让他吃含高果糖的玉米糖浆、漂白面粉或是反式脂肪。我会把所有的要求都给你写下来。”
“好的。”她没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离开前她问：“他母亲是做什么的？”
“崔西是个艺术家。她目前长时间都呆在地下室里，她在做一个大项目，一项任务。她要赶工期……”他的声音慢慢低下去。
“噢。”卡玛拉看着他，有些困惑不解，心想难道美国人就是这样吗，她必须要这样来理解他所说的话，理解为什么不是男孩的母亲来见她。
“目前不允许乔希去地下室，所以，你也不能去那儿。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贴在冰箱上。崔西一直要到晚上才上来。斯古特斯每天会给她送汤和三明治去，她那儿什么都有。”尼尔停了一下，“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打扰她。”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打扰什么人的。”卡玛拉说，声音有点儿冷，因为突然间他对她说话的口气有些像尼日利亚国内的人对待家中女佣的样子。她本来不该听了托贝奇的话来给陌生人的小孩擦屁股，她不该听从他说过的——这些高档住宅区的白人不知道拿自己的钱怎么办好。但即使在她走向车站抚慰着自己受伤的自尊时，她也明确知道自己不需要被说服什么。她要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她需要一个每天离开公寓的理由。
如今，三个月过去了。做了三个月乔希的保姆，听了三个月尼尔的担忧，执行了尼尔由焦虑驱使的指示，佯装对尼尔滋生了一种怜悯之情。三个月里没有见过崔西。最初，卡玛拉对那个女人颇为好奇，她光着脚在婚礼上的照片就摆在小房间的架子上，她有一头长长的鬈发，皮肤的颜色像花生奶油。卡玛拉不知道崔西是否会走出地下室，或是什么时候出来。有时候，她会听到地下室有动静，门砰地关上，微微传出一阵常见的那种古典乐曲。她不知道崔西会不会来看自己的孩子。每当她试图和乔希聊起他母亲时，他总是说：“妈妈工作很忙。如果我们去打扰她，会让她发疯的。”因为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看上去对此事无所谓，她也不便对他更多地盘问。她辅导他做家庭作业，和他一起玩牌，看DVD，告诉他一些自己小时候玩过的小花招，当他听话时，她表现出很舒心的样子。崔西的存在渐渐变得不重要，有点像卡玛拉往尼日利亚给母亲打电话时，线路中发出的背景声。直到上个星期一。
那天，乔希在盥洗室，卡玛拉坐在厨房桌边检查他的家庭作业，突然她听到背后有什么声音。她转过身，以为是乔希，不料却是崔西，紧身裤和紧身毛衣把身材勾勒得玲珑有致，她微笑着，用染着指甲油的手指把脸庞旁边一缕长长的鬈发拢向脑后。在她俩眼神相触的奇妙时刻，卡玛拉突然再次希望自己能减减肥和化点妆。这女人有的东西你不是也有吗？她的朋友倩薇会这样说。这是不是挺可笑的啊？自从上个星期一之后，甚至就在她不再吃油炸大蕉、在南街美发店把自己的头发编成塞内加尔式发辫、仔细察看美容品店的睫毛膏时，卡玛拉也这样说过自己。这样说自己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那天下午在厨房里发生的事是某种奢望的展示，因为现在推动她生活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想着崔西再次从地下室上来。
卡玛拉把鸡片塞进烤箱。尼尔由于不能按时回家，只能让她为乔希打理晚餐而多付她三美元。她感觉有些好笑，“做晚饭”听起来像是一桩挺难的事儿，实际上只是一连串拆除包装的动作：打开纸盒或袋子，把东西搁进烤箱或微波炉。尼尔真应该看看她在国内是怎样用那只积满烟炱的煤油炉做饭的。烤箱发出了嘀嘀声。她在乔希盘子里那一小堆米饭上摆放了一圈鸡片。
“乔希，”她喊道，“晚饭好了。你想用冻酸奶当餐后甜点吗？”
“好的。”乔希咧嘴一笑，她想到他那两片嘴唇和崔西真像。她的脚趾在餐边柜角上撞了一下。自从上星期一以后，她经常会磕磕碰碰。
“你没事吧？”乔希问。
她揉了揉脚趾。“没事。”
“等等，卡玛拉。”乔希跪在地上亲吻了一下她的脚，“这样，疼痛就会被赶走了。”
她低头看着他的小脑袋，那上面的头发可怜巴巴地鬈曲着，她想紧紧地拥抱他一下。“谢谢，乔希。”
电话铃响了。她知道是尼尔。
“嗨，卡玛拉。家里都好吗？”
“都挺好的。”
“乔希怎么样？他对明天的事儿感到害怕吧？他紧张吗？”
“他没事儿。我们刚做完了练习。”
“不错。”一阵停顿。“我能很快和他打个招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