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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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我们不够强大吗?”我问了一句傻话。“如果我们不得不防患于未然的话，那我应该承认，还不够强大。” 奥勃良回答，“只有我们是不够的。从前，在老大哥在世时期，”他说这话的语气好像我们告别那个年代并不仅仅才两个月，而已长达五十年之久，“我知道，老百姓惧怕我们，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不是出于胁迫，而是出于明智，自觉自愿。现在我们需要有天赋的人。”
“正因如此，” 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们想创办一份周刊，将作为《时代》的文学副刊进行运作。您将出任这份周刊的主编。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让全国人民接受和平的想法。至于和平意味着什么，”他自问自答，“以前，和平意味着战争。从现在开始，非常遗憾，将意味着战败。当然，我们要对这个词谨慎使用，” 他补充道，“尽管这带来的安慰十分有限。我们必须适应这个想法，过去的大洋国不可能维持下去了。我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改变自己。我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其中包括，”他警示性地扬起中指，“现在，这里必须响起几个另类的声音。要有一点点批评，一点点诗歌，以后可能还要评论一点政治。我们要修建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一座伸向理性世界的独木桥。怎么样，史密斯，我是否已经让您明白了党的意图?”
我问他，他讲的这些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 不会再重复“去年的小插曲”了吧?
“哎呀，天哪，”奥勃良难过地揺揺头说，“您怎么还在想这件事! 我并不是让您纠集小团体，而是派您做一份普通记者的工作。而且，我们将紧密配合，想来，如果新周刊逃避党的审査，对我们俩都没好处。您将和我保持联系。我已经为您选好了同事。文学副刊不可以脱离党和英社[2]——我们伟大、官方的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但是不要忘记，”这时候，奥勃良下意识地碰了下杯，“对英社的解释可以有好多种。刚开始时，我们先印五千份，四千份给四个部的官员们，一千份发给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们。当然，还有几份会送到欧亚国。让我们昔日的敌人看看，大洋国不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野蛮暴政，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民主政权——其实，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民主。”
肯定会有许多人想不通: 我什么会答应奥勃良? 为什么接受这个邪恶刽子手的建议? 其实，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别无选择。我想，假如我不接受主编的职位，回头总会有别人接受。鬼知道别人或别的那些人会将《时代》文学副刊办成什么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顾什么“道德考虑”。要将魔鬼(老大哥的幽灵)从大洋国赶走，我们先要跟恶魔(奥勃良) 结盟。今天我可以坦白地说了，这个结盟是战略性的，对我们来说可以利用的东西，要比对奥勃良和奥勃良们来说要多得多。
[1]真部(真理部)，在革命爆发之前，即媒体与宣传部;和部(和平部)，即战争部;富部(富裕部)，即副食品与供给部;爱部(友爱部)，即公共管理与住房事务部。——历史学家批注
[2]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即老大哥体制的官方思想体系，意味着公民完全处于掌控之下。1985年后的体制考虑到这个词的不受欢迎，因而更乐于使用“真英社”(真正的英国社会主义)一词。——历史学家批注
4 裘莉亚·米勒(下面称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请你们将留声机关掉，今晩就别去跳舞了，尽管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不太容易……我并不敌视快乐情绪，也不反对开心消遺。我们的社会，摆脱了老大哥时代冷酷残忍的伪清教徒主义，承认青年人的权利和文明娱乐。然而，也不妨偶尔以严肃的态度和责任心对过去的事件进行省思，从中吸取其中包含的无论对现在还是将来均有益处的经验教训。这本读物首先就是写给你的，亲爱的孩子，你很幸运不再生活在残酷暴政的黑暗岁月，在那个时候，所有正直的人都尽力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他们这么做，首先就是为了你。(……)
我并不否定那些岁月。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老大哥的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刑室和牢狱，它还意味着数百万人的辛勤劳动，他们用自己的臂膀与才智将大洋国建设得强大起来。另外，我们的国家最美好的(人性化的)时期，是从1985年10月之后开始的，因为党吸取了过去的沉痛教训，清算了自己以往的错误，终止了所有的动乱，并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
从历史上看，改革运动是从《时代》文学副刊创刊开始的。大家都知道，我当年的朋友和战友温斯顿·史密斯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遗憾的是，他后来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变成了我们国家的敌人。如果我因为这个否定他过去的存在价值，就等于又接纳了老大哥时代令人诅咒的宣传手段。对史密斯一生功过的评价，是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我只想从这个话题所需的角度出发，讲讲与他有关的私人记忆。
当时另一个关键人物詹姆斯·奥勃良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奥勃良曾经滥用职权，所以被我们党开除了。这位曾经的警界高官，后来无耻地写了一本用心险恶、诽谤大洋国的小册子，他跟史密斯一样墮落了。无论是谁，只要他偏离了“真英社”的最高原则，不管他抱着什么样的主观意图，迟早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实事求是地说，当奥勃良贪婪、病态的权力欲尚未登进峰造极时，他也曾在改革运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批准创办了《时代》文学副刊，而且连编委会都是由他亲自圈定。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冬日上午，当奥勃良召史密斯去见他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担心。要知道，就在一年之前，我们俩在奥勃良的刑室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没有担心的理由。在党内，健康的力量开始苏醒，在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季之后，春天呈现出某种令人兴奋的征兆。
比如说征兆之一，当时的一个青年组织，简称为“抵性会”的抵制性爱青年联合会，女会员们在1月底开始涂口红。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你们已经习惯了看涂口红的女孩 (甚至有的时候，她们化妆化得过于夸张)，肯定会为我说的情况感到诧异，难道涂口红还有什么重大意义? 事实上，在当时确实意义重大! 起先，女孩和妇女只是薄薄地涂上一层，化着几乎看不出来的淡妆去上班，后来，她们涂得越来越厚，而且色调也逐渐发生变化: 从浅玫瑰红到鬼一样的绛红色。那个时候，涂口红的女人大概只能在反映旧体制的题材、遭到禁映的电影里才能看到。
就在3月份那天，当温斯顿被叫去见奥勃良，我也开始涂口红了。在真部的走廊里，我迎面撞见了奥勃良。“您可真漂亮!”那只令人生厌的灰麻雀跟我打招呼。“春天来了，同志!”我对他表现出极度的轻蔑。
5 詹姆斯·奥勃良(下面称奥勃良)谈同一件事
我在许多方面遭人毁谤:有人说我残暴无情，说我野心勃勃，说我狡诈虚伪，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说我胆小或愚蠢。我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归结于我的两种重要品性:勇敢和清醒的判断力。现在，我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已经十五年了 (卸磨杀驴)，但我仍跟从前一样毫不犹豫地承认: 我不为当时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懊悔。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英国家庭[1]，父亲参加了大革命前夕的残酷斗争，但是没能活到革命胜利。他不但被关进旧体制的监狱，而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我们家经常遭到搜査，大英帝国警察也有事没事找我的麻烦。自打我母亲成了寡妇，由于家里经济拮据，上大学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少年时代，我对任何压迫和侮辱都满怀憎恨。因此我投身于革命运动，我花了好长时间寻找一个能够发挥上面提到的我那两种重要品性的领域。就这样，我于1965年成为精神保卫局警官，也就是今天被人们嗤之以鼻的 “秘密警察”。
是的，我当了秘密警察! 在我一帆风顺的工作生涯里，我经常体会到，被我窃听的那些家伙，绝大多数既不勇敢也不聪明，甚至恰恰相反:蠢得就像白痴，而且懦弱无能。在精神保卫局的窃听室里，那些曾经坚定不移的革命者，为了苟且偷生而背信弃义，“伟大的” 理论家们在我们手里变成愚蠢的弱智。谁也别说，这些家伙是被我们折磨成那样的! 经过拷打——包括最严酷的拷打在内——从嫌疑犯身上暴露出的毕竟是他们已经存在的品质。承认一项罪责的人，也有可能去犯罪。好了，咱们不说这些恐怖童话了!
我之所以认为讲讲这些很有必要，是因为我在 1985年感到极度失望，我震惊地意识到，懦弱和愚蠢似乎是绝大多数人品性中的有机成分，在这种时刻，整个国家政权都可以掌握在手中。在那场最终将国家卷入灾难的改革运动的历史中，我看到了这点。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改革在当时是必要的! 但并非是像那个多愁善感的裘莉亚·米勒所说，是为了“让人们在这个国家中感觉更良好”。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不会将这个定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之所以需要改革，是为了让国家更良好地运转，要知道，老百姓只有在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指引下，才会感觉到自己安全。毫无疑问，在困难时期，国家要表现出机动灵活的柔韧度，而柔韧度需要智慧与胆识。在1985年，正由于缺乏这两种品性，所以才在对外的防线失守后，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
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必要否认——老大哥也犯了错误。他不该忽视寻找自己的接班人。在生命的黄昏，当他的老年动脉硬化症一天比一天加重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他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小圈子，而这些人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 希望他尽快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死得越早越好。他刚一咽气，大分裂便随之开始了。
核心党内有两大派系相互对立:一个称为“铝派”，一个叫做 “纸派”。铝派分子跟老大哥的遗孀——老大姐抱成一团，要迅速拿起武器，重新跟欧亚国进行战斗;纸派分子则反对说(而且有权反对)，这个计划太不现实。重整空军就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问，而且还要将现在已经少得可怜、按人头分配的副食量再减掉一半; 更不要说，我们曾经的盟约毫无用场，东亚国比欧亚国好不到哪儿去。因此，纸派建议，要尽快跟后者签订和平协议。
最初，精神保卫局——其中包括笔者本人——在两大派系的争斗中极力保持中立地位。然而，当得知铝派准备收拾掉纸派后，我认为，面对政变者，我们只能支持知识分子。
于是我制订了一项计划，递交给精保局的领导集团。我向他们建议说，我们要创办一份类似媒体的东西，当然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比方说一份周报，让旧英国所谓的“公共與论” 发出一些声音，这肯定会对老大姐及其党羽造成一定压力，尤其是在像签署和平协议这类最重要的问题上。另外，要让全体党员与新政策保持一致，因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宣传早已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基层官员发了神经。
我想，应该为报纸组建一个独立的编辑部。但是无论哪个思想陈腐的官员，还是哪个满脑子梦想的诗人，都不可能胜任这一项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聪明灵活、又不自持己见的编辑班子。我们最好选择那些已被改造得现实了的家伙，或者刚从监狱或集中营里放出来的犯人。反正我们清楚这些人的底细，他们不容易逃出我们的手心。我的计划被讨论通过，随后我找温斯顿·史密斯谈话。史密斯显得很识时务，他承诺和我们一起工作。(至于他违背承诺，最后彻底与国家为敌，这也不能全怪他。有精神生活的人一旦觉察到国家政权开始削弱，就会立即变得十分猖獗。)
我亲自点将，让语言学家、哲学家、“新话”[2]“双重思想”[3] 家赛麦，经济学家维特斯，诗人安普尔福思和历史学家派逊斯进入编辑部。他们全都诚惶诚恐地接受了新的委任。
《时代》文学副刊第一期于1985年3月1日与读者见面。实际上它跟大洋国的其他媒体没多大区别: 内容不外乎是官方声明、头条文章、棋术解答和填字游戏。但在第一期里发表了一篇如果没有我的鼓励，根本没有人敢写的文章——大卫 · 安普尔福思的著名诗篇，我指的是题为《大洋国战士的抱怨》的那首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给予那首诗以灵感的缪斯。[4]
[1]有资料说，奥勃良是贵族与女仆生下的私生子;他姓了继父的姓，继父是爱尔兰工人。在旧体制里，一个“非法出生”的孩子是没有前途的，在老大哥统治时期，他的爱尔兰姓，总使他陷于不利的位置，为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障碍。他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以消除自已身上的“天主教徒”的嫌疑，不过，他最终还是成功了。——历史学家批注
[2]新话(新型词语):老大哥体制进行的语言改革，其目的是将人类的思想沟通限制在最小的范围里，同时将剔除原来词汇的附带含义(例如，“自由”)和组合。新话原本计划在2050年正式推广，但这个计划被革命失败后的体制取消了。在20世纪90年代，只适用于电视语言的洗脑。——历史学家批注
[3]双重思想(双重性的思想方式):老大哥体制的官方哲学，认为所有词汇都可以从相反词义进行理解(例如，和平=战争，无知=知识，等等)，因此可以根据党的解释去理解词义。1985年后的体制对这个哲学进行了精细打磨，采用了三重思想(三重性的思想方式)。根据这个理论，例如，和平=战争，但是与此同时，和平=和平。至于双重思想与三重思想之间的区别，属于比较学专家的研究范畴。——历史学家批注
[4]有资料说，安普尔福思的这首诗，当时已经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好几个月。——历史学家批注
6 大卫·安普尔福思
大洋国战士的抱怨
摘自《时代》文学副刊第一期
你的飞机被丢在了那里你美丽的小鸟[1]你闪光的小鸟我的祖国
我们该怎么办啊在你悲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命运威胁着我们我的祖国
欧亚国敌军正在加那利群岛举办庆功会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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