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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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

[1]大洋国只对政治诉讼案中的被告人称 “公民同志”，意指对方已经不再是 “革命同志”。——历史学家批注

[2]改革派称保守派党员为“猛犸象”、“水牛”、“鬣狗”、“犀牛”等;保守派则称改革派为耗子、“鹦鹉”，“死苍蝿” “蚊子” “虱子”等 ——历史学家批注

[3]在革命前的大洋国，政府每月都会给公民寄账单，上面写明政府为他们付出了多少财产牺牲——历史学家批注

22 史密斯谈《时代》文学副刊的运作

《时代》 文学副刊总共发行五千份。这个数字对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帝国来说算得了什么? 当然啦，老百姓大多不会阅读。[1]只有住在伦敦的一百五十万成年了的外围党党员阅读每星期五最新出版的《时代》文学副刊。奥勃良也不会批准我们至少将印数增加一倍。“真理不属于众人，” 当我为了报纸的事情找他时，奥勃良不无嘲讽地说，“好商品只能卖给少数人。” 尽管 《时代》 文学副刊形式上作为发行量数百万份的《时代》报副刊发行，但在当时连我们编辑部成员和编辑们都拿不到一份样刊。我终于说服了奥勃良，为部分作者——尤其是诗人和插画家——颁发奖品。写一首诗或画一幅画，可以从核心党的供给库里得到一块巧克力或一瓶啤酒。在大洋国报纸的创办初期，确实令人兴奋。真理一点一点地征服现实。当时有些话题，现在想来肯定滑稽可笑，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激发出人们激烈的情绪。比如标题为《谁将运走垃圾?》的头版文章，讨论了伦敦糟糕离谱的公共卫生状况，险些引发了国内政治危机。以《糖在哪儿?》为题的辩论，向党内高层领导反映了市民副食品供给问题。我们觉得，这些人开始怕我们，就这么一份篇幅有限、发行量很小的小报，在大洋国拥有了如此之高的威信，以至于——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他们想要封禁它。随着体制犯下的错误被一个个披露出来，媒体的自由也逐渐增长，由于体制的错误多得无数，媒体可能达到的自由也便显得无限辽阔。

当然，有些话题我们必须绕开，我们不能报道军事失败的细节、党史上的敏感章节，以及许多经过奥勃良亲自修正我们才意识到的事情。不管怎么说，首先，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审查官，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像真部审査员那样完全掌握可行的尺度。每星期三下午，我都要将报纸的手稿送到真部的审査员那儿，不过他对我们的文章极少改动。我们采取两种自我审査的方法:锐化与钝化。假如某位作者在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上过分谨慎地表达自己，我们就会将他文字的硬度上调一格。假如有谁超过了可以被允许的尺度范畴，我们就会在风格上把他的声调弱化一些。“锐化”审査工作由有妥协倾向的维特斯负责完成，“钝化” 审査工作则交给我做，由于我是公认的 “极端主义分子”。只有一次，《时代》 文学副刊发生了整篇文章被全盘否定的事，而且正是我写的一篇丰富多彩的《30年代的生活画卷》。4月中旬，我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人，我跟他在 1984年春天就聊过一次天。这次，我直接把他带到了栗树咖啡馆的台球室，《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老巢就设在那儿，我请他喝了一杯胜利牌琴酒，刨根问底儿地让他详细描述革命前的伦敦的日常生活。老人在酒精的作用下说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讲他为了举行婚礼而从道具出租店借了一顶礼帽，讲他在夏夜喝啤酒，讲他跟同事一起遛狗。我从他嘴里得知，当时在这条街上随时可以买到橘子和香蕉，老先生还记得当年的舞厅和街头娱乐。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好记者，但这篇文章相当不错。即便如此，编辑部还是反对发表，特别是裘莉亚惊讶不已地表示抗议。“这篇文章的实质是说，” 她情绪激动地解释说，“30年代再灰暗的一天，也要比革命后的整个时期都色彩丰富!”赛麦附和道，她说得没错，所以不能把这篇文章拿去送审。维特斯认为，至少要让老人说几句关于剥削和压迫的话，否则这篇文章显得完全失实。派逊斯沉默不语，只是出于紧张一个劲儿地咳嗽。最后，我自己放弃了发表。

裘莉亚并不是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不过直到4月底，她始终参加了报纸的编辑工作。每次开会她都出席，尽管新工作消耗了她越来越多的精力: 她跟胜利剧院的剧团一起为公演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做准备。她在《时代》文学副刊的最后一次行动是策划抵制电视体操。她成功说服了一位智力有限的真部官员铁洛逊。

[1]这里并非指一般性文盲，而是指国家将所有的必要信息通过电视通知民众，逐渐让他们丧失了阅读能力，就像摒弃过时的技术一样。如果有谁，如果有人，如果恰恰有老百姓想要阅读，那么想读的也必是色情、喜剧类的文字。即使词汇贫乏，语言粗糙，也不会觉得有所谓。——历史学家批注

23 摘自铁洛逊撰写的发表在1985年4月20日《时代》

文学副刊上的头条文章

真心话晨操

当一个人清晨起床，活动倦怠的肢体，那种感觉是多么美好! 一—二，左—右，指挥的口令仿佛与我们心跳的节奏发生共鸣! 我们的器官和精神都需要这种运动。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要求你。

毫无疑问，党也是出于这个正确的认知，要求大洋国每位党员在每天早上必须做晨操锻炼。电视，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它为中央指挥健康发展运动提供了可能。这样做既合理又正确。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本来聪明的想法——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在实施的时候走了样。[1]

党员劳动者们紧张焦虑地站在屏幕前，因为一位陌生的女同志在用充满攻击性、命令性的嗓音冲他们叫喊，好像在面对面地羞辱我们每个人。体操对于有些人来说太激烈，太吃力，因此恰恰违背了我们早上锻炼的目的，夺走了我们本来可以唤起体内劳动愿望的运动的快乐。

能不能——这是我们卑微的建议——让公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决定每天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体操，从而让他们自愿完成他们所必须担负的责任呢? 我想，这里提到的改革[2]与英社的伟大原则和我们社会的实践并不矛盾。

R.铁洛逊

(党员，优秀运动员)

[1]赛麦进行“锐化”审阅时在此处建议加一句话:“相对实施而言，思想通常是根本不设防的。”但是，编辑部不同意将这句话发表。——历史学家批注

[2]一部分改革已经在5月份实施了。根据新的健康卫生规定，党员劳动者可以在三套电视体操中选择一种:它们分别称为“严格”、“精选”和“轻度”。最后一种只需活动活动手指头。——历史学家批注

24 裘莉亚谈《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成员

(……) 3月初，我们的心都还很齐。之后我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最初的分歧也并不是观点上的，想来当时的情况非常明确，我们每个人都在跟老大哥的遗产作斗争。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做的都是同样的事: 扩大正在自行解体中的暴政所暴露出的裂隙。

然而，每个人的性情和气质都发生了变化 (也许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差异)。乐天派的维特斯，梦想派的派逊斯，嘲讽派的赛麦，敏感、虚荣的安普尔福思，他们彼此互补，配合默契。我想，我的谨慎小心也与史密斯粗心大意的激进主义相互般配。这是多么好的组合，至少在开始的时候! 今天的年轻人要是能了解这种团结的力度该有多好!

后来，有几个具体事件对我们造成了冲击。比如，派逊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刻腾地起身，离开编辑部扬长而去。他为自己找的借口是，他夜里最晩要在十一点钟上床睡觉，否则他吃的安眠药不起作用。我猜，他是因为牢骚满腹的派逊斯夫人才不得不回家。正像赛麦所说，精保局没有必要监视派過斯，因为他在家里时时刻刻受到监视。（我们从不知道，究竟何时何地让派逊斯获得自己思想的历史辩证成果——摘取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党员对他疯狂迷恋的果实?派逊斯在这种事上十分害羞。“你们的脑袋里想的总是这些!”他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总是变得绯红。)

安普尔福思与派逊斯正好相反，总是过分炫耀白己的女人缘，尽管实际上他非常自恋。有的时候，在编辑部会议上，他只想讨论自己的诗歌。他总是长篇大论，讲他诗歌深刻的内涵和潜在的美感，说我们都是外行，不懂他作品的真谛。赛麦有一次对他说:“你知道吗，大卫，你的讲解要比你的诗歌丰富、有趣得多。”

下一次的编辑部会议，大卫没有出席。同事们到他家去探望他，那是一套面积很小的単身公寓，墙上贴满了他自己的照片和登有他诗歌的《时代》文学副刊。“你们去给你们自己找一个更好的诗人吧! ” 他站在门口透过门缝用一本正经的声音冲我们喊，直到我们递给他一瓶货真价实的英国威士忌，他才放我们进屋。

大卫最担心的是，后人只会把他视为 《时代》 文学副刊诗人。他不希望人们只提他的政治功绩，他很羡慕那些在新闻自由的第一缕春风中不做任何政治评论，只写所谓“纯诗歌”的同时代诗人。他注意到赛麦，尽管赛麦是自己的朋友，但更爱读史文朋和艾略特的诗作。“我不想为当什么公众明星而牺牲自己的才华。” 他喋喋不休地唠叨。但是最终他还是不能放弃使他一举成名的政治评论。因此，他在诗歌和政治之间.，在过分的自信和无尽的失败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对于我们年长些的同事维特斯来说，无论爱情，还是荣耀，都不具太大的吸引力。现在，我完全可以这样讲，而无损于这位尚且年轻——六十岁——就不幸过世的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学说，他最大的嗜好在于美食。他与核心党的供结网关系密切 (他有几位老同事在那里工作)，经常给我们搞到一包包的衣服和食品。维特斯同志总是激情四射地参与编辑部聚餐的筹备工作。在吃饭前，他总是戴上阅读用的老花镜。“我想看看我吃的是什么，更何况，这里有什么值得可看! ”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怀着巨大的食欲往嘴里塞熏鹅腿和进口的东亚香蕉，赛麦——他总是友好地挖苦我们所有的人——跟他开玩笑说:“嘿，维特斯，总有一天他们会用鹅腿收买你，在你没进精保局之前，会给你先订好一日三餐。”

在我们中间，赛麦最幽默顽皮，开朗乐观。嘴里总叼着质量最差的胜利牌雪茄。“现在我跟老大哥的惟一联系就是这个了。” 他经常说，意指画家们为那位独裁者造像时，总习惯画他叼着胜利牌雪茄 (尽管老大哥的实际品位比这个高，所抽的烟也比这个好)。赛麦跟我们最爱开的玩笑是吓唬我们。“有朝一日，”他预言道，“《时代》报上会登出一条公告，说这整个的民主自由时期不过是个玩笑，老大哥根本就没有死，只是想考验大家一下，看看在大洋国里究竟有多少心口如一的信徒和口是心非的叛徒。他现在重新登上舞台，惩罚那些叛变者。”赛麦绘声绘色地讲述“最后审判日”的脚本，所有的党员都吓得屁滚尿流地为自己辩护。我们听得笑岔了气，只有派逊斯没笑，他一点不觉得赛麦的预言有什么意思，他紧握着双手求他别再开这样的玩笑。

“你呀，”语言学家无动于衷地朝他挥了下手说，“你没有什么好怕的。十点半离开，回头我们在刑室里为你作证，你每天都在晩上而最重要的事情总在那之后才讨论。他们肯定会放过你的，顶多把你的左脚和右手砍下来。”

其实，赛麦连温斯顿·史密斯也不放过:“听我说，你这个守口如瓶的同谋犯，” 他用精保局审问官的口气说，“你没必要否认。我们在所有跟你上过床的女人腋窝下都装了窃听器。由于你在做爱的时候都评论政治，所以我们直接从现场听到了一切。只是电视系统还不完善，否则我们当时就可以彼此看到。[1]再说，我们知道你本来不是个坏人，只是总幻想扑在你妈的怀里。事实上这已经从你粗野的文字暴露出来。”

赛麦的挖苦歪打正着。史密斯的确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比方说，他总是热衷于平民百姓，但实际上一个都不认识。因此，要他保持激情并不困难。有一次，他还真往编辑部领来一个老酒鬼，向我们介绍时的神态，仿佛在展示未来的希望。“你们看哪，”他说，“正是这样的人将会推翻暴政。”这老家伙确实心态不错——在来编辑部之前被他灌醉了——喋喋不休地讲起过去英国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

史密斯非常希望，人们能为他在《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和 “星期一倶乐部” 所做的工作摸着他的脑袋夸奖他。的确，很多人喜欢史密斯，为他经久不衰的青春激情与热忱惊讶不已，正是那份激情与热忱为我们的事业招募到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但是也有人嫉妒他，更有些人对他貌似温和实则强硬的性格表示反感。如果他听说有谁不喜欢他，心里会感到痛苦至极。对所有人——包括精保局的人员在内，他都愿意往好处想，而不往坏处想。虽然他在政治中表现得最为激进，是攻势最猛烈的精神领袖，可一旦他要亲自出马与谁正面交锋，他就会变得犹疑畏缩。他曾跟我抱怨过，说他受不了这种在政治逼迫下时刻准备战斗的精神状态。有一次他无奈地说:“要是整个斗争都能用文字进行该有多好! ”只是政治在《时代》文学副刊的版面上越来越难以装下，而《哈姆雷特》的首演马上将冲击这个世界。

[1]赛麦错了:实际上，《时代》文学副刊编辑的所有私生活都遭到了窃听，甚至被录像。后来，由于大洋国明文禁止演员们在电影屏幕上裸体出镜，所以这些资料被移用在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故事片里。——历史学家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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