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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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偏见早在婴儿和幼童时期就出现了。他们会根据种族、外表、母语和性别把其他人分成不同的群体。三岁的时候，孩子们就会更喜欢和内群体成员一块玩耍，并且对群外成员展现出明显的负面言语态度。他们和成人一样，在被随机分配进入某个群体后，会展示出对所在群体的偏爱，并且相信自己所在的群体要比他人的群体优越，而且也开始以伤害的方式对待群外成员了。

近期研究显示猴子在对待群内和群外成员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心理结构。试验向一只猴子展示一组组匹配了的群内和群外成员面部图片（按照这只猴子和它们的互动经历进行修正），测试它的视觉反应。很明显，它盯着群外成员的时间会更长——这表示在意和敌意。类似地，猴子会将群外成员盯着的物体同群外特征联系起来，对群内成员则相反。最后，雄性猴子（而不是雌性）更容易把群外成员同蜘蛛的图片联系起来，而把香蕉同群内成员联系起来。这项研究的美妙之处在于，猴子这种生物会不时在不同的群体之间迁进迁出，所以我们可以精确地控制它们之间的熟悉程度。比如说，群内成员对一只猴子来说更为亲切，但是除开熟悉程度这个因素，群内成员仍然比群外成员更受青睐。这进一步加强了外群体成员同负向刺激物之间的关联，而加强了群体内成员同正向刺激物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发现和人类一致：比起群内成员，人类男性会对群体外成员抱有更为歧视的态度。

权力的偏见

人们常说，权力会带来堕落和绝对化的权力，绝对没错。这通常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权力放任自私的政策，进而导致堕落的结局。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权力会立刻腐化我们的心理流程。在人们身上诱导出权力在握的感觉后，他们就不再会考虑他人的观点，并且总是只想着自己。结果就是，他们理解他人视角、想法、情感的能力被极大地削减，此外更会造成对他人视而不见。

这里基本的实验思路是通过一种叫作“启动条件”（prime）的设置引发大脑暂时进入某种状态。“启动条件”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只是短短一个字，也可以是一篇长文，比如这里的例子。权力启动组包括让人们在五分钟里写下一个他们曾觉得自己拥有权力的场景，同时让这部分受试者给另一群人分糖果，而低权力启动组则被要求在五分钟里写出相反的场景，并且仅仅被允许说出自己想要的糖果的数量。

这一点儿的权力启动却产生了让人震惊的结果。当受试者被要求连续打五下响指后马上在额头上写下一个大写E字后，一种无意识的偏见就被揭露出来了。比起被赋予权力的人，在“启动条件”中被设定为缺乏权力的人会把E字写得三倍大以保证其他人能看清楚。这种作用在男女身上强度相等。权力使得注意力从他人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一基本事实已被附加的研究所证明。和被赋予中等权力“启动条件”的受试对象相比，高权力的受试对象识别常见人类表情——诸如恐惧、愤怒、悲伤和快乐的能力有所下降。而男女在高权力“启动条件”下也有一致的表现，只不过通常来说女性在情绪识别方面做得更好一点，而男性则会表现为过度自信。简而言之，权力在握的男性之所以难以正确理解他人的情绪，原因正是在于他们的性别和地位。在理性层面，决定发动战争的人通常是有权的男性，而他们内在的偏见会把他们引向错误的方向：不在乎他人，不尊重他们的观念。天啊，悲剧的结局随处可见（见第11章）。

男性因为权力而导致蒙蔽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为什么不来看看温斯顿·丘吉尔的例子呢？他经历过人生的灿烂高峰和晦暗低谷，一时间他是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且是史上权力最高的首相，下一秒钟，他就只是一文不值的前首相了。类似的情形倒转同二战有关。在他权力的巅峰期，人们用诸如独裁、傲慢、偏狭这类具有暴君特质的词汇来形容他，而在他失势时，他又被认为是个自省谦卑的人。

道德优越

在人生中，我们最在乎的东西莫过于道德水准，它甚至比外表和能力都更为重要。道德水准高低是我们在评估他人时所采取的一个重要变量——它也因此容易受到欺骗和自欺影响。道德伪善是我们天性中深藏的一部分：在自己身上可能只是小小的品德缺陷，放别人身上就是不可饶恕的道德问题——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群内外成员的对比上。比如说，当犯下错误的是我自己时，我很容易就原谅了自己，并且通常不乏幽默感地为自己开脱——但是同样的罪行放在别人身上，我会恨不得拿他去下油锅。

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此类作用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在一个人进入认知负载（在进行道德评价时被要求记住一串数字）的状态后，他对自己的偏袒就会消失。但是在去掉认知负载后，强烈的偏袒再次出现，然后我们又会变得自以为公平公正了。这显示我们身体中有一种深植的机制，它总是在试图做出公正的评判，但是在它后面，某种“更高级”的官能出于我们自身的喜好将它做出的判断屏蔽了。这种心理结构的好处何在？拥有一双公正的内在的眼睛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自己行动，因为只有在正确识别自己行为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在和他人发生冲突时正确分辨是非。

控制错觉

对人类和很多动物而言，预测和控制这两种能力都是必需的。实验显示，比起规律且意料之中的电击，出其不意的不规则电击会导致更严重的焦虑（多汗、高心率）。确定性的风险要比不确定的风险容易承受得多。可控制意味着更大的确定性。比起无法控制的低频率电击，如果你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遭受电击的频率，你会觉得没这么难受。其他动物诸如耗子和鸽子身上的类似表现已经广为人知了。

有一种叫作控制错觉的现象，我们以为我们能左右事情的结果，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股市中，我们完全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其结果，所以任何声称自己能预测股市的言论不过是他们的错觉罢了。一个实验曾在股票经纪人身上直接验证过这一点，科学家们在一台电脑屏幕上弄出了一条横向运动的线，它看起来有点像股市的走势曲线——上上下下地运动，还会出现锯齿——一开始这条线会出现向下的态势，然后又开始往上走。然后科学家们让一名受试者坐在电脑前握住鼠标，告诉他按下鼠标“可能”会影响这条线的运动趋势，即向上或者向下。实际上这个鼠标根本就没连着电脑。然后，受试者被问到他们觉得自己多大程度上控制了线条的走势。通过这样的设计，我们就可以度量他们的“控制错觉”了。

当受试者的身份是股票经纪人（105名男性和2名女性）时，我们得到的结果非常有意思。股票经纪人所在的公司提供了这些职员内部评测和薪资的数据，控制错觉值高的受试者在这两方面的数据都很糟糕。上司对这部分人的评价是产能低而且赚得少。当然这其中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但是如果表现不好的职员们对自身失败的反应是去操控他们根本无力控制的一些外部因素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更多地在失败之处而非成功上寻找自己的原因，这就和一个被普遍证实的发现截然相反，即人类总是会去合理化自身的失败。所以另一种解释要更合理一些——他们想象自己更能控制其他事情，而非那个导致自己业绩糟糕的核心事实：我是一个水平不行的股票经纪人。注意到这里不存在任何社会方面的影响，因为没有人能操控股市走向，也无法对它了若指掌。当上司们能够很容易地通过股市的实际结果来对你的工作进行评估时，你是完全没办法蒙骗他们的。还不清楚控制错觉是否能在其他地方带来社会效益或者个体效益，比如说能够激发人们去努力锻炼真正的控制力。

有趣的是，当人们处于失控状态时会出现一种被称作假模式识别（illusory pattern recognition）的现象。假模式识别指的是当你诱导人们进入缺乏控制的状态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在随机数据中寻找固定模式的倾向。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失控这种悲惨的状态时，就会在数据之间发掘并不存在的联系，仿佛这样做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社会偏见的构建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对社会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和眼前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我们都对婚姻有一套看法，比如说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可能都会同意婚姻中的某一方是长期受苦受难的利他主义者，而另一方则自私到无以复加，但是两个人就谁扮演哪个角色的问题肯定会争论上一番。我们也都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套看法，我们是被压榨的工人，得不到应得的报酬，自身价值总被低估——所以就可以随意摸鱼然后总是偷拿公家的东西了？我们也对身处的社会有着一套理论，富人是在剥削其他人（这当然是真的）的情况下不正当地扩充占有资源的人，还是被苛捐重税的制度压得喘不过气的人？民主制度能定期地对权力进行重新调配，或者只是被富人利益操控着的傀儡？司法系统是不是经常歧视我们人民（包括非裔美国人、穷人，以及和组织相对而言的个体）？诸如此类。这些看法随着我们的成长而不断发展，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分辨忠奸，判别是非，同时也在不断地加深自身和他人对虚假现实的认同——这当然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

社会偏见的无意识影响尤为体现在争吵一事上。人类之间的争吵往往无法达成一致，这是因为实际上在争吵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口角看起来总是突然间爆发的人，但是实际上两面截然不同的观点之墙在争吵发生之前就已经树立在唾沫河的两岸了，只等着愤怒的闪电将它们显露出来。这两面墙是由建造了社会偏见的同一位水泥工堆砌起来的，如果需要的话，社会偏见会向你提供大把的例证，帮你们把各自的观点墙越砌越高。

社会看法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一连串复杂的现实，这些现实被我们选择性地记住一小部分，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自私自利的社会偏见，所以自相矛盾的地方早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很难被发觉。美国共和党在众议院里叹息说，如果当年国父们知道美国未来的一位总统（指克林顿）会和白宫实习生上床，他们会怎么想啊。然后美国黑人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回答说，他们才不是在和实习生上床，而是在和奴隶上床呢。而这正是幽默重要的功能之一——揭露出隐藏着的谎言和自欺欺人（见第8章）。

虚假主体叙述

人类会不断地构建虚假的主体叙述。借由美化自身及贬低他人，我们又主动地构建出虚假的历史。我们觉得自己道德更高尚，相貌更俊美，对他人更有“效用”，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最近的研究显示人到了40多岁和70多岁，会自然而然地在回忆时把过往那些消极道德的过往再往后推个10年（比起那些积极道德行为）。同样地，对于与道德无关的行为，人类的回忆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偏误，只不过没这么明显罢了。过去的我劣迹斑斑，但是现在的我行为端正。我在早年就意识到这一点，当谈到一些私人的事情（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时，我总会说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仿佛我过去的私事和我现在这个人毫无瓜葛，但是在谈到消极的内容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都是曾经的我干的。

当人们被要求提供过去有关被冒犯（受害者身份）和冒犯别人（加害者身份）的描述时，就会展现出显著的区别来。加害者通常将冒犯别人的经过描述成有意义而且合情合理，而受害者描述同一事件时则把对方的行为形容为主观刻意、不必要并且不可理喻。受害者通常能就这件事说上好久，特别会强调事件带来的持续伤害和委屈感，而加害者则认为这不过是偶发性独立事件，且不会带来任何长期影响。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地方：当受害者在被挑衅的时候会压抑愤怒，直到最后积累到爆发，而加害者只看到了最终的突发事件，并且很容易视受害者的愤怒反应为无理取闹。

还有一种叫作虚假内在叙述（false internal narratives）的东西，说的是个体在向他人隐藏自己真实动机时，也会变得感觉不到这个真实动机。他们会有意识地罗织种种借口，这样在自身动机被质疑的时候，就能脱口而出一套振振有词的辩解了，并以这样的辩白来画上完整的句号——“但是我根本没这么打算呀，我想的可是……”

服务于欺骗的无意识模块

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居然是个无意识的小偷。我会当着你的面偷走你的一些小东西：钢笔和铅笔，打火机和火柴，还有其他一些容易装进口袋里的实用小玩意。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偷东西（当然大多数时间你也没发现），尽管我的盗贼生涯已经有40年这么长了。可能是因为太过于无意识，这种行为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并且还经常和我自己的利益对着干：我从我自己那儿偷粉笔，搞得我经常上课上到后半段都没有粉笔可用（而我在家里又不用黑板）；我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偷铅笔和钢笔，只是为了将它们卸到家中——弄得我第二天上班无笔可用，诸如此类。最近我在和一位牙买加校长对谈时，从两人之间的桌面上偷走了一整把钥匙，它们对我一点用都没有，却给对方造成很大麻烦。

总的来说，似乎我身体里存在一个小小的无意识模块在做这些小偷小摸，并且刚好能不干扰到其他正在进行的活动（比如说话）。我觉得我身体里有个小怪物一直在盯着火柴盒子，它数算着伸手的时机，估量着盗窃的节奏。当然，这个小怪物会研究我那些受害者的行为模式，以及我本人的行为模式，这样就可以完美地开展偷窃行动，并且不暴露任何线索。这个小模块值得留意的特征包括：它一辈子都没有改变，就算意识到它的存在，也几乎不能帮我在事发前、偷窃中、偷窃成功后留意到偷窃的发生。这个模块似乎也随着我年岁渐增而出现失手。我唯一一次记得被抓个现行是被我小一岁的弟弟——我们是被当作双胞胎养大的，所以彼此察觉对方撒谎的能力要强过家里其他的成员。那次是在我们40多岁的时候，我说着话就开始偷他的笔，但是他中途抓住了我的贼手，把笔要了回去。

我绝对不会在其他人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行窃，我会看见一支中意的钢笔，手向它伸去，但是我会对自己说，“罗伯特，这是在偷东西。”然后我会罢手。可能我当着你的面偷东西的时候，我会认为你已经默许了这种行为。当我在偷那位校长的钥匙的时候，我会自发地为他提供的帮助赠予一些小小的回报，并且觉得真是便宜对方了。可能我是这么想的：“这个给你，所以这个我肯定要了。”并且我认定他肯定会赞同这次交易。

我们的身体里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无意识模块呢？我之所以能发现上述模块，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荷包经常不知不觉就塞满了好东西，并且会时不时被我的朋友们问起。然而剽窃思想不会留下任何证据，所以在学术界里非常常见。我曾经在写一篇论文时严重借鉴了一本很出名的著作，而且我写完的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事实。直到我重新打开我书架上的这本书，才知道我论文里的那些主意是哪儿来的——那些重点段落用下划线重重标注，而且空白处写满了标注。

而这些无意识模块肯定能在一些特定方面操控他人，我们身体里肯定存在着一些特化的部分时刻在观察着他人身上的特定时机。这个假设的价值在于能证明我们体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心理活动能互不干扰地同时进行。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某个独立的无意识模块在不断研究偷窃或撒谎的时机的同时，完全不会影响（或几乎不影响）其他正在发生的心理活动。我们还不知道这样的心理活动是不是非常普遍。

自欺的特征

总的来说，自欺的特征包括对谎言的否定，无意识的自私和欺诈策略，假扮利他主义者形象和能对他人产生“效用”的个人形象，创建自私自利的社会偏见，对正在发生行为的偏颇主题叙述，以及隐藏了过去行为真正意图和因果关系的虚假历史叙述。其心理学特征表现为一整套走偏的信息流系统，显意识在部分地参与到虚假形象构建，同时对矛盾的举动和证据却一无所知。

当然，把真相藏起来通常是大有好处的，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人类身上自欺的机制和正确认识现实的机制是同时存在的。大脑的构成方式非常复杂，它被不断地切分出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两者之间又不断产生形式复杂的互动。

自欺欺人通常要付出误解真实的代价，特别是社会层面的真实。自欺的另一个后果是支离破碎的心理系统。我们将会看到，自欺会带来沉重的免疫负担。还有一种形式的自欺叫作强加式自欺，有机体会无意识地为了自身的短暂利益去强化自欺行为，最终却在很多地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这真是世界上最不划算的买卖。同时，我们也将在第3章中看到，自欺系统中也存在很多漏洞，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自欺获得即时的益处（甚至是免疫方面的益处）。在我们进入那一章之前，我们将先来看一看自然界中的欺骗行为。这个话题可说的例子多如繁星，但是背后只有几条数量有限的重要原理。

第2章　自然界中的欺骗

在我们深入自欺这个话题之前，先来看看其他物种的欺骗吧。如果我们把证据网撒得足够广的话，就能发现我们人类和其他所有物种身上种种重点的欺骗模式。在把欺骗放到进化这个大背景里之后，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新发现呢？欺骗的演化研究在讨论具体欺骗形式的同时，也试图总结普遍规律。迄今为止，我们已发现成千上万的具体欺骗形式，但是背后规律的数量其实非常有限。很多骗术并非一目了然，要仔细地对它们进行研究和分析，幸运的是科学家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而且已经发现了好几条能普遍解释人和动物的行为的规律：欺骗的创新能够带来很多好处，并且反过来触发花样更丰富的骗术。因为新颖骗术——从定义上来说——缺乏对应的防御手段，所以它们能够很快地在特定物种中间扩散开来。这就是欺骗者和受骗者之间的所谓协同演化（coevolutionary）角力的开端，并从未在进化史上中断过。这样的角力导致两者都进化出复杂的模样，且在此期间上演了一出出奇特、繁复且美丽的欺骗与反欺骗的剧目。总的来说这样的演化角力同时提高了欺骗者和受骗者的智力水平，对鸟类和哺乳动物而言尤其如此。思考一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即如何从背景色中找出某个生物，如果这个生物和背景在某些方面略有不同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揪出来；但是在经历过自然选择、生物能够完美融入背景的情况下，想要发现它就要难得多了——自然选择发挥强大的作用，淘汰了一切隐身术不过关的个体，所以现在要想发现这个匿藏在背景里的家伙，就非常考验观察者的眼力和智力了。

欺骗者和受骗者之间激烈的协同演化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看到欺骗者和受骗者同时被绑到了协同演化的红线两端，并且始终进行着激烈的对抗。两者的利益追求截然相反——一方通过行骗获益，另一方受骗后蒙受损失——这样从整个进化历史来看，一方基因的进化也会促进另一方基因进化。关键在于这种相互作用具有“频率依赖性”（frequency dependent）——某种骗术刚出现的时候成功率更高，而随着施展次数的增加，就逐渐失灵了；识破骗术的本领也是在被骗次数多了之后才慢慢提高的。这意味着欺骗者和受骗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法导致另一方彻底灭绝。从时间上来看，欺骗者和受骗者的数量比率并不固定，但是一定是在限定范围内发生变化，这样任何一方都不会彻底灭绝。像我们人类这样能使用语言的物种，在某种骗术变得猖獗时，我们就会用语言的方式提醒其他同胞。要注意的是以上两种角色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同时扮演欺骗者和受骗者的角色，这得看具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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