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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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更之前的无意识意图又是怎样的情况？科学家们用电脑软件分析具体动作发生前大脑各个部位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显示为神经活动相关的血流量），令人震惊的是，在大脑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动作足足七秒之前，侧前额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和中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就已经出现了神经活动的迹象，而这些部位和辅助运动区还有运动神经元都有一定的距离。考虑到磁共振反应的滞后性，神经信号应该是发生在意识意图的约10秒之前，正是这些信号促成了后来的意识以及动作行为本身。这个实验同样也解释了早前的一个发现，即为什么人们在危险面前会出现皮肤电反应，而要过好一会儿他们才会意识到刚才做出的决定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从个体意识到做某事（扔球）的意图时，他大约还有一秒来放弃这个打算，而且直到动作发生前的100千分秒（一秒的1/10）我们都来得及刹车。而这种效力能持续到显意识状态下——也就是说，动作发生之前200千分秒的无意识作用能够影响这个动作发生的可能性。如此，我们证明了在知觉意图出现之前，更存在一长串的无意识神经活动（而在知觉意图出现之后还得经过一秒的延迟，动作才会最后发生），但这一点并不会推翻自由意志的概念，至少在我们能够丢弃不好的主意并且能够通过自觉和不自觉的方式从过往经验学习进步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如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现在我们很清楚显意识需要一些时间来“看清楚”，或者换个说法，一枚神经信号从脚趾到达大脑只需要20千分秒，但是被显意识留意到则需要花费25倍这么长的时间，即整整500千分秒（半秒）。意识又一次远远地落在了现实后面，而这段时间足够无意识大肆修改即将进入意识的信息。

简而言之，在做决定的整个流程中，意识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约10秒后），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意识到某个决定之后放弃（1秒），这两条是证明无意识大脑先于显意识的最佳证据。此外，流入的信息需要大约经过半秒才能进入意识，所以与其说意识是行为的发起者，还不如说它只不过是事后评价和评论行为（包括合理化行为）罢了。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说过当你第一次（意识大脑）遇到他时，你遇到的不是他——只不过是他的代表罢了。

思维抑制的神经生理学原理

神经生理学家们也充分研究一种特殊的自欺——个体有意识主动介入并抑制真实信息进入意识，还阐明了其中的原理。研究得出的结果实在是骇人听闻：通过自然选择，大脑的一些区域进化出了抑制其他大脑区域活动、制造出自欺思维的本领。

现在来看看主动的自觉记忆抑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主动去抑制自己的思维活动“我今天不会再想这件事了”“上帝啊，不要让这个女人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诸如此类。在实验室中，研究人员引导受试者去遗忘刚记住的几组任意符号，而遗忘的效果因人而大大相异，这种效果的大小显示为一个月后受试者们能够回忆起的符号的数量。而这些个体差异最后被证明同神经生理学上的差异相关。背外侧额叶皮层（DLPFC）在引导遗忘阶段激活程度越高，其抑制海马（通常来说储存记忆的地方）同步活动的程度就越高，一个月后记忆的程度就越低。DLPFC可能和克服认知障碍以及动作神经活动的计划及调节有关。我们猜想大脑这部分区域之所以进化出了这种抑制记忆的新功能，是因为这些区域之前就能影响其他大脑区域的活动，比如说行为抑制。我们的身体会对此做出响应，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当我察觉到一个想要伤害他人的念头，并且想压住这个念头时，我会感觉到一只手臂或两只手的抽搐，似乎是想把什么东西推得老远。

抑制思维只会适得其反

在刚才那项神经生理学的研究中，受试者要在短时间内记忆一串无意义的字母或数字，并在短时间内尽量遗忘，而且结果是在遥远的一个月后才得到测量。但是在我们试图遗忘有意义的事情时，会出现另一个作用。一般人会认为刻意地去忘记一件事情（不要想大白熊）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在想法浮现的时候刻意制止，多几次就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大脑会和这种抑制对着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会和大脑背道而驰，比如说有时不小心在别人面前把实话说出来，好像对大脑来说这种遗忘是非常不情愿的。被我们压制的想法会经常反弹到意识中，有时甚至以一分钟一次的频率持续好几天。在神经生理学的角度看来，有些人擅长记忆抑制，而有些人觉得棘手，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成功。

这里涉及两个同时发生的作用。一方面，脑子里一旦浮现或再次出现某个不好的念头，人们会运用意识来抑制；另一方面，无意识会同时开始搜索那个禁词，似乎就像在查找系统错误一样。而如果这时候你说错了什么东西，就更难抑制这个念头了，特别是同时存在认知负载的情况下。当某个人出现分心或者正承受思想负担时，无意识的搜索在运作，但是显意识的抑制却没有，所以你更容易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

通过神经抑制来促进欺骗

神经生理学的第一次重大进步来自于实现了对大脑活动时间空间维度的即时测量，一开始只能测到粗略的脑电图（EEG），后来通过功能磁共振扫描（f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PET）扫描提高了精度。而最近的方法（见第1章）采取了相反的途径，即通过清除大脑特定区域的活动来观测效果。最开始是通过在头皮上施加外部电刺激来抑制正下方大脑区域的活动，比如在一个人回答一系列问及他是否参与了一次模拟的室内金钱失窃案时，把电刺激施加到欺骗相关部位（在前额叶皮层）。尽管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种人为刺激并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比如敲打某人膝盖引起膝跳反应），八成坏处还更多呢——实际上这种操作是积极的，至少能提高欺骗的质量。实验中有三个关键因素得到了提高：在神经活动被抑制的情况下，撒谎的反应时间缩短，生理反应的时间也缩短，所以人们反应变快，也更不容易紧张。电刺激同样也减少了人们在撒谎时的良知挣扎，也就是说人们在神经活动被抑制情况下罪恶感降低，而罪恶感越少，谎撒得越流畅。此外，对于此区域神经活动被完全抑制的人，他们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撒谎次数增加，而回答不相关问题时撒谎次数减少，这样更增加了谎言的可信度。

太让人吃惊了吧，人为抑制心智活动后居然能提高撒谎的质量，而且这一点可以类推到自欺上，既然能够通过贴在脑壳上的外部电磁装置抑制心智活动，那么我们也能指挥大脑从里面发出神经元指令来抑制心智——也就是通过自欺的生理手段来更好地撒谎。我们唯一搞不清楚的是这种外部抑制是否同时抑制显意识中有关谎言的区域，不过我们将拭目以待。

在中国，最新的两次研究显示病态性说谎病人脑中的白质（white matter）数量要高于普通人。白质指的不是神经元本身，而是那些给神经元（特别是那些细长的树突部分）提供营养的支撑神经胶质细胞，并且白质也和欺骗有关。研究显示，杂耍艺人练习量越大，他们大脑“杂耍中心”区域的白质成分就越多，所以越爱撒谎，白质自然就越丰富。

无意识自我识别能揭露自欺

30多年前，一项经典实验成功地揭露了人类的自欺，依据是研究受试者对自己声音的（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言语否认（denial）和投射（projection）。借由一系列设计精巧的试验，科学家们发现个体会同时贮存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只不过真实信息经常被埋到了无意识里，反倒是虚假信息进入了显意识当中。反过来，人们否认（或投射）自己声音的行为很容易受到自我感觉的影响，所以可以说自欺最终的作用对象是别人，而非我们自己。

这个实验的依据是一个生物学常识，那就是我们人类在听到同胞的声音时会出现一定生理反应，特别是在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比如听到磁带播放自己声音的录音）。但是我们平时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大可以来玩一个自身识别（self-recognition）的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人们要回答听到的某个声音是否是自己的（即有意识的自我识别），同时科学家会观察此时是否会出现无意识的自我识别（表现为显著的生理激发）。

下面来说说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受试者被要求阅读书中的一个段落，然后进行录音，这些音频被切割成1/2秒、1/4秒、1/6秒、1/12秒的片段，然后再把受试者自己和其他人的声音混合剪辑起来（按照年龄和性别匹配）做成磁带。同时，每一位受试者都被连到一台测量皮电反应（GSR）的仪器上。皮电反应的原理是人们听到自己声音时皮肤起的电反应是听到其他人声音时的两倍。在认为听到了自己声音时，受试者会按下其中一个按钮，而另一个按钮是来表示他们对判断的把握。

科学家们发现了好些有趣的结果。一些人有时会否认自己的声音，而这也是他们会犯的唯一一类错误，并且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搞错了（试验后采访时，只有一个人反应过来自己有犯错），然而皮肤却交了一份满分答卷——也就是说，和科学家们料想的一样，受试者在听到自己的声音时，GSR数值会大幅提升。反过来，另一组人会投射别人的声音误作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他们所犯的唯一一类错误，尽管其中约一半的人随后会意识到错误，不过皮电反应再一次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所以这种无意识的自我识别似乎比有意识的自我识别要更靠谱。还有另外两种错误类型：从来不出错的人和既否认又投射的人，他们有时候甚至能骗过自己的皮肤，但是简洁起见我们就忽略这两种类别吧（因为原因我们尚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如果让一个人感觉变糟糕，会降低这个人的自我卷入（self-involvement，比如照镜子）程度。在上述实验中，如果在一项测试中取得较低分数（实际上分数是随机判的），受试者感觉变糟糕，他就会开始否认听到自己的声音。而那些得分“高”的人，会开始不断听到自己的声音，实际上那是别人在说话。似乎在成功的条件下，人们更愿意进行自我展示，而在失败时则相反。

而另一个有趣的事情——尽管从未进行统计分析——是否认自己声音的那些人在接受各种外界刺激时都会表现出高水平的激发反应，好像他们都很紧张，并充分做好了否定事实的准备。与此相反的是，编造事实（投射）似乎要轻松得多，这些人的反应激发水平和那些不犯错误的人一样，都比较松弛。可能那些需要去否认的现实更加可怕吧。而且，否认总比辩解快，认知负载也低，但是却需要维持在激发状态，比较消耗能量。

大脑对熟悉面孔的反应也类似。有些人在大脑特定部分遭到损坏后，会无法识别熟悉的面孔。当他们被要求从不熟悉的脸里挑出熟悉的脸，或给熟悉的脸匹配名字的时候，他们的正确率飘忽不定。但是，这些受试者其实在无意识里正确地识别出了熟人的脸，证据是他们的大脑活动和皮电反应都出现了变化。当被问及哪一张脸他们更信任的时候，如所预料那般，正确率就变得稳定得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能勉强接触到自己的无意识的，不过非常有限罢了。

我们能不能在其他动物身上对这一方面进行研究呢？有些鸟儿身上也能观察到一模一样的现象。在多次实验中，当鸟儿听到同类的歌声时，会引起高水平的生理反应（对比听到其他种类的歌声），但是听到自己的鸣叫时，激发水平会来得更高。鸟儿很聪明，很快就能学会在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可以类比言语自我识别）去啄下按钮，而鸟儿们的生理反应同样能揭示某些近似于人类无意识自我识别（在人类是皮电反应）的东西。当鸟儿打仗输掉时，它们是不是就灰心丧气、拒绝在听到自己声音时啄下按钮，而打了胜仗之后就会啄个欢快呢？

大脑的两个半球是否会互相隐瞒

我们的左半脑和右半脑是通过胼胝体连接在一起的，脊椎动物这一古老的对称性结果对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大脑的两个半球能独立接收信息（左耳、右脑）并独立行动（左脑控制右手）。我注意到，除非大声把要找的东西喊出来（左脑明确寻找目标），我的右半脑不会主动参与到寻找的动作中去，也就是说，我想在视线范围或者口袋里（包括左边口袋）找什么东西的话，除非我大声把那个东西叫出来（打火机），不然根本就不可能找到。突然间，我就在左视域里发现了目标——在左边口袋里摸到了这个东西（这是大脑串线运行的结果，左侧身体的信息首先抵达右脑，而右脑随后又控制左侧身体的运动）。我相信这是因为一开始寻找对象的信息并没有通过胼胝体进而不被两个半脑共享，只有在听到要找的东西名字的时候，信息才得以进入到右脑中，然后由右脑控制的左视域和左侧触觉才突然间反应过来并开始工作。

这个有趣的现象和欺骗及自欺有没有关系呢？我相信是有的，因为当我想向自己隐藏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几秒钟前无意识地从别人那里摸来的钥匙——它们会第一时间被我藏到了左边口袋里，就算我有意识要去寻找，也不会最先发现这里。同样地，我注意到“不小心”摸到女人（动作发生前对此一无所知）的通常也是我的左手，而支配左侧身体的右脑在发现这一事实后往往大吃一惊。实际上左脑掌管语言，并同意识相关，而掌管左手的右脑和意识的关联性就没这么高了。

证明上述观点的一个证据是否认的过程（包括随后的辩解）优先储存在左半脑，并且能被右脑抑制。由于左脑中风右半身瘫痪的人几乎不会否认自己的身体情况。但是有一部分左半身瘫痪病人会否认自己有中风（病感失认，anosognosia），而且在面对确凿的反证时（拍摄到他们无法使用左手的视频），他们就会开始喋喋不休地否定瘫痪的真正成因（只是关节炎啦，今天觉得身体不太灵活啦，运动太多啦）。这一点常见于大脑右中侧出现病变的人，同其他证据一道证明右脑在情感上更为诚实，而左脑会起到自促作用（self-promotion）。通常人们在听到威胁的话语后做出反应的时间会缩短，但是那些病感失认病人的反应时间会变长，这显示他们在抗拒同自己真实情况相关的信息。

强加性自欺

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进化的自欺，这种自欺对自己隐瞒谎言的同时向外吹捧高大的自我形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类型的自欺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我们人类对他人的意见、欲望及行动都格外敏感，同时他人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操控和支配我们，而这就导致了强加性自欺（imposed self-deception，强制的程度各不相同）的产生。其中不乏极端的例子：俘虏开始认同绑架者，被虐待的妻子太为施虐者着想，被性骚扰的儿童会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在这些强加性自欺的例子中，被害者都会为加害者着想，这很不可思议，但被害者们可能是为了避免和支配者产生进一步冲突才这么做，而且他们也坚信这么做是对的。遭受家暴的妻子无不出于过度的恐惧认为沉默是避免进一步伤害的最好办法——如果她如此坚信的话，确实也是这样。

来看看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比如说鸟儿。在许多种鸟类中，一开始是雄性占据上风——雌鸟进驻到它的领地后，最开始是雄鸟有选择觅食地的优先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支配地位不断下降；而当雌鸟进入产卵的阶段时，情况就颠倒过来了：雌鸟夺取了雄鸟的觅食地优先权。可能是在这个阶段中雌鸟有出轨的可能性，并且雌鸟的亲代投资也比雄鸟的投入大，所以天平偏向了她那一边。类似也可见于人类夫妻的关系中。

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几乎每次和女性交往都会出现同样的模式——一开始我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最后就完全沦为附庸。只有在很久之后我才注意到了这是自欺关系里的砝码对调——重心从我这儿移向了她那儿。一开始所有的讨论都是以我为中心，但是我几乎注意不到——男人说话女人听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然后我们会经历一段短暂的双方说话平等的时期，最后是砝码快速地滑向她——我会为实际上是她犯下的错误而向她道歉。

又比如说性爱也是一个搞不清谁对谁错的噩梦——到底是谁对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所以任何一方或两方的性功能障碍都可以被认定为是某一方的错。不管是出于罪恶感或是害怕搞砸两人的关系，你可能都会主动代替对方自欺欺人——但是没人会羡慕这样的事情吧。

内隐自尊VS外显自尊

让我们来看看强加性自欺的另外一种情况，这种自欺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我们可以测量出所谓个体的外显偏好（explicit preference）和内隐偏好（implicit preference），前者是一个人口头承认的偏好——比如说，某个白人会说比起白人他更喜欢黑人（使用退化的美国英语）。而我们却没那么容易知道这个人的内隐偏好：来做个实验吧，受试者在见到“白人”名字（切普、布莱德、华尔特）和“好”的词语（喜悦、和平、精彩、开心）按下右手按钮，见到“黑人”名字（泰罗恩、马利克、贾马尔）和“坏”的词语（痛苦、恶心、战争、死亡）按下左手按钮——然后再反过来，白人和坏按右键，黑人和好按左键。这时就出现了时延——当他按下白人——好和白人——坏按键时反应时间各是多少——然后我们来做个假设：时延越短（反应越快）表示这些词语和大脑联系越紧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尽管这个方法直到1998年才被发明出来，却已经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包括（但是不常为社会科学所采纳）方法本身上的进步。互联网上也有几个网站（例如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网站）收集了巨大的IAT数据，这些研究也带来了让人震惊的发现。

比如说，在认定自己是比对方优越的人种时，黑人和白人的外显偏好是一致的，不过黑人的这种偏向表现得更加强烈一些。但是一论到两者的内隐偏好，白人的偏好反应就要比黑人强烈得多了，他们偏好的是白人。而黑人，平均来说，偏好的也是白人，尽管其中的差异并不巨大。但是他们居然更喜欢其他肤色的人种，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简直是难以相信，毕竟自我才是个体利益的出发点（如果还不是回归点的话）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某人的内心深处会用褒义词（诸如“愉悦”和“友好”）而非贬义词（诸如“可怕”和“糟糕”）来形容不相关的他人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并不是明显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的。

而这正是强加性自欺的特质——对自己的评价比对他人的评价低——并且它通常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说，一旦给黑人学生设定“黑人是劣等种族”的“启动条件”（priming），就会极大地影响到智力测验的成绩。这也是最早证实“启动效益”的实验之一，而现在这种实验已重复了上百个。在这个实验中，哈佛的黑人和白人本科生被召集到一个实验室，并进行一项难度系数较大的才能测试。有时学生们就是单单进行测试，而另外一些时候每个学生得首先简单陈述个人情况，其中之一就是各自的人种。如果不设定启动条件，那么黑人白人学生表现相当；而一旦设定了启动条件，白人学生的成绩会稍微提高一些（并非显著性地提高），而黑人学生的分数则直线下降，几乎会少一半。而通过给予相反的启动条件，你甚至可以做到提高一个人的成绩。当被给予“来自亚洲”的启动条件时，亚洲女性的数学测试分数变好，而被给予“女性”的启动条件时，成绩下降。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启动效应会持续多长时间：非裔美国人被提醒自己身份的频率是多久？一个月一次？一天一次？半小时一次？

这给了我们一个告诫，对于一个长久以来被贬低和排斥、现在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少数族裔群体来说，他们很可能已经形成了内隐的消极自我形象，比起自己他们会更喜欢其他种族，而这些种族往往是他们的压迫者，并且在意识到自己的低下地位时，他们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强制性或者诱导性自欺的力量会导致一部分（或者实际上是相当多数的）少数族裔个体接受支配族裔强加给他们的刻板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甘心受命，有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族裔可能会去反抗，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隐形镇压的存在。不论如何，当大部分人的意识发生改变时，历史上就会出现革命。而这时他们的IAT测验结果是否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们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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