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罗伯特·特里弗斯作品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屈打成招、拷问，以及拍马屁

其他一些诱导性自欺的类型也值得强调。和我们以为的不同，说服重大犯罪的嫌疑犯做虚假供述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尽管这样的结局很可能是——其实经常是——受害者长期的心理钳闭。逼供只需要两个元素，一是受害者意志不够坚定，二是一套老式的逼供方式：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将嫌犯完全同他人隔绝开来，剥夺其睡眠，采取刑讯逼供（不准否认、不准驳斥），然后虚假的证据被逼出来了，杜撰的故事被问出来了——“我们在杀人凶器上发现了你的血迹；可能是你在半梦半醒之间杀了你父母，但是其实你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暗示你只要承认了，逼供就结束了，但事实上，屈打成招才是嫌犯不幸的开端。每个人在逼供之下意志坚定的程度不一，诱导性自欺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会持续不断地编造记忆来圆那些话——而这对自己根本就没任何好处。

还有一种强加性自欺的类型防御性自欺。来看看一个人被拷问时的情况：因为疼痛难忍，这时受害者身上会出现一种叫作“分裂”（disassociation）的现象——疼痛被从心智当中分离了出来，而这可能是为了减轻疼痛。心理和神经系统似乎能把剧烈疼痛客体化，然后把它从身体中分离出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折磨方施加给被折磨的人的自欺，但是也可以把它视作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暂时保命用的防御性反应。但是我们从许许多多的受害者的回忆中得知那不过是一时之计，拷打这件事和在当时的绝望无助会造成长期的心理和身体负担。当然，比起折磨带来的疼痛，还存在许多种比较温和的“分裂”——比如妈妈为了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给他咯吱痒痒。

还有一种相对来说温和的强加性自欺是拍马屁。下属通过拍马溜须、让上级舒服的方式来获取地位。在皇室宫廷中，拍马者有很多时间来揣摩君王，而君王几乎不会注意到前者。而一般来说高高在上的君王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动机去专门研究自己身上的自欺。

强加性自欺有时也会出现在骗局中，指的是一些有心人通过精心的欺骗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见第8章）。比如说，精明骗子能诱导受害者相信他们是老熟人进而让对方上钩。骗子会把一条胳膊围上对方的肩膀，“老伙计，最近都干吗去啦？”而诚惶诚恐的受害者则会主动开始编造两人何时何地曾相遇的记忆，然后骗子又会进一步利用这些记忆，“证明”他的确是值得信赖的老熟人。

还有一种广泛存在、意义非凡的诱导性自欺，那就是领导者能诱导跟随者产生自欺，这种作用能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将在第10章中见到，领导者会利用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同的虚假历史叙述（false historical narratives）来煽动战争。同时，一个领导者能不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是否能说服人民相信自己是在为他们谋利益，而往往事实并非如此。

儿童“虐待”事件中的虚假回忆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美国，儿童、妇女遭遇性虐待的证据不断浮出水面，导致了两次大面积的虚假指控，因莫须有罪名而被判刑或遭受公众无端唾弃的无辜者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原因是指控者们被强制灌输了虚假记忆。这种强加性自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这两次大规模虚假指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第一次指控声称女性曾遭受大面积的童年期性虐待——而所谓证据是来自于“恢复记忆疗法”，指的是一系列专门设计能够唤起（或者虚构）此类记忆的手段。女性被以其他不相关的理由带到理疗师那里，理疗开始前她们不拥有任何曾被性虐待的记忆，但是却在治疗后确信自己曾遭受长时间的反复虐待。来自理疗师的建议、引导性问题、催眠法恢复记忆——这些都是逐步灌输那些虚构记忆的手段。

而第二次大规模指控则是第一次的自然延伸。既然过去存在那么多没被揭发的性虐待事件，那么现在肯定也有很多兽行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1983年在加州，一所预科学校的教师们被指控经常向学生实施性虐待，并且还逼迫他们参与邪教仪式，诸如宰杀宠物兔子，甚至还逼迫他们在飞机上进行此类活动。这两次大规模指控的相同点在于，你可以给他人灌输虚构记忆，但是你却无法控制这些人编造记忆的步伐。后来随着这些“记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离谱，最后这个大规模指控也就慢慢没了声音。但是在那之前，许多人受到了深深的心理伤害，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小孩曾遭兽行染指，被机器人和龙虾攻击过，还被迫生吞青蛙卵。

而有些人因为这些臆造的虐待而被判刑，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忍受公众对他们无端发难，骂他们是自家孩子也不放过的禽兽。天啊，甚至还有许多临床心理学家愿意出庭担保这些妇女和儿童说的都是真话。但是这些所谓的专家，其实不过是扮演了丑角罢了。

自欺是心灵的免疫系统

另外一个流派的心理学理论将自欺视作一种防御性手段，用来抵御我们的原始无意识冲动（弗洛伊德体系）或者抵御那些侵害我们幸福的灾难（社会心理学）。在后者看来，幸福感是凭借自身努力得来的结果，也是我们心智健康的组成部分，所以是值得保护的。为了守卫幸福感，我们身上长出了一套“心理免疫系统”来保护心智健康，正如真实的免疫系统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健康的人幸福而乐观，对自己生活有更大的把握，自欺有时能带来这些效果，所以为了心理健康，我们编造事实，歪曲逻辑，忽视其他可能性——简而言之，我们对自己撒了谎。同时，他们还认为我们身上有一个调节自欺程度来保护幸福感（为了不在别人眼里显得太滑稽，或者变成妄想狂）的“责任中心”。太麻烦了呀，难道大自然不会进化出更靠谱一点的幸福感调控工具吗？

当然，成功的个体理论上更幸福，更乐观，且更有自控能力，他们也更容易显现出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的特点。这是不是意味着自我增强带来了幸福、乐观和自控能力呢？不。消沉的家伙在各个方面所展现出的自我增强都比快乐的家伙少很多——他们甚至会展现出自我嘲讽。这一点有时候会被当作证据，证明如果没有自欺的话，那我们全部都会变得很消沉。但这样说根本是颠倒因果，消沉的时候并不宜自我膨胀，特别是你这种膨胀是为了向别人炫耀的时候——消沉实际上是自我检讨的良机，这样做反而能减少自欺。

在进入到这个假象的心灵免疫系统之前，我们最好回忆下真正的免疫系统对付的是一个所有生物都会遭遇的重大难题：贪得无厌的寄生虫（见第6章）。生理免疫系统采取一系列货真价实的机制来攻击、摧毁、吞吃、杀死各种各样的入侵有机体——上千种的病毒、细菌、真菌、原生体和蠕虫——而这些寄生生物本身就是几百万年大自然严苛选择的结果。免疫系统同时还积累了数量巨大且精确的入侵者数据库，这样就可以事先准备好精确有效的反击。

反过来说，心灵免疫系统的运作方式并非去直接修理那些害我们不开心的东西，而是把它们挪到合适的情景里，给它们找理由，把问题大而化小，并且对真实情况撒谎。如果身体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干活，它就会这么跟你说，“好吧，你重感冒了，但是不至于像住在街那头的那哥们一样染上糟糕的流感。”所以，真正的心灵免疫系统应该能让我们走出去并解决问题：罪恶感驱使我们转向弥补性的利他主义，不幸福的感觉会鞭策我们努力改进生活、减少不开心的事情，笑声让我们学会欣赏生活中的荒谬之处，诸如此类。但是自欺却把我们困在死胡同里，最多只是给了我们暂时的安慰，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诚然，作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我们人类对他人的言行格外敏感，并且很容易受到影响——我们会折中让步——但是，还是得说，为什么要依靠像自欺这样不靠谱的东西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呢？要留神“自欺防御论”和膨胀的道德感是一丘之貉：我撒谎，不是要骗你，只是为了从你的诘难之下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幸福感罢了。

这种防御系统里颇有一些漏洞。你自身就是构成你的社会世界的一部分，观察着你的内心良知，同时也在研究你做出的行为——它看见的顺序是怎样的呢？首先是你的有意识行为，然后才是你的无意识自我么？让我们先这样假设吧，那么欺骗你的良知能不能帮你欺骗身体的其他部分，有时候甚至给你带来好处呢？我相信是的，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遗忘一些我们无力改变的痛苦回忆。有一个人的女儿被不知名的凶手杀害了：“她死的时候，我把一切关于她的记忆都包裹了起来，并且想要去忘记。”很可能那些反复的痛苦记忆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所以忘掉也无妨。我们还能通过很多方法改变意识状态（从定义上来说构不成自欺的那部分意识），比如沉思、祈祷、乐观主义、目的感、意义、控制，还有所谓的积极幻觉。而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这些方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提高免疫功能，而在此我只想稍微深入讨论两个相关例子：安慰剂效应和催眠，这两者都证明了信念的确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

安慰剂效应

能产生自我效益的自欺有两种，一种是安慰剂效应，一种是催眠（包括自我催眠）。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第三方介入，在安慰剂效应中通常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在催眠术中则是一个提着怀表在你面前摆动、念念有词的催眠师。人们把“安慰剂”当作正常药物服用，但实际上它并不含有有效化学成分，但病人以为它会产生治疗效果。安慰剂效应稳定且明显，所以现在所有的医学实验在检测新药物时，都会添加一个安慰剂对照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测试一种治疗关节炎的新药物，你必须给一组同样数量的人服用从外观上看一模一样但是并不含有效成分的药片。只有当新药的作用强于安慰剂的时候，才能说药品本身有疗效。当然试验中如果能添加第三个组就更好了——既不服用安慰剂，也不服用药物本身——这样就能更精确地衡量安慰剂效应本身，但是大多数医生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要这么做。

此类研究告诉我们，除了少数人身上不会显示安慰剂效应，其他的人很容易受到自我诱导的影响。这个比例和催眠术的结果一致，同理还有消除无意义记忆的能力。很可能容易出现安慰剂效应的人也容易被他人所操控（的确，上述的三个例子中都涉及第三方的影响）。自欺越容易给一个人带来良性治疗效果，就说明这个人越容易被他人利用，因为他人可以通过操控你的暗示感受性来为自己牟利。

下面几种作用都非常显著，并且很清楚地展示了成本和可见的好处之间的关系。在下述情况下，安慰剂效应展现得更为强烈。

·药片越大

·价格越贵

·药品的形式是胶囊而非片剂

·给药方式越深入（注射比口服明显，假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病人的积极性越高（以手不断抚摸药物）

·副作用越多

·“医生”看起来越专业（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

在不同的情况下，药品的颜色也能影响它们的效果：白色药片止痛效果更好（可能是看起来像阿司匹林）；红色、橙色和黄色兴奋效果更好；蓝色和绿色镇静效果更好。的确，蓝色的安慰剂光是通过颜色就能增加睡眠，效果立竿见影（见第6章）。

安慰剂效应的普遍原理和认知失调理论一致（见第7章）——一个人越被限制于某种条件，他就越会找理由合理化处境，而这些理由就会带来更多的良性效果。外科手术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安慰剂效应提供了例证，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心绞痛外科手术。这是胸腔的一个小手术，通过把近心处的两条动脉桥接在一起（号称）来增加流向心脏的血流量，以此来减轻疼痛。手术奏效了——心绞痛减轻了，病人很开心，外科医生们也很欣慰。然后一些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堪称绝妙的研究：他们召集一批病人进行了这个手术，切开他们的胸膛，剪开了动脉，但是却没有进行搭桥，然后又把伤口缝了起来，没人知道谁接受了哪种“手术”。随后科学家们对结果进行评估，结果“手术”效果和原本那些手术完全一致，或者说，之前手术全部的效果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把动脉桥接到一起和治疗效果没有任何关系。

外科手术很容易受安慰剂效应影响——大概是因为外科手术费用昂贵，而且一整个团队的鼎力协助让你心里宽慰吧。此外，有些外科手术从一开始就看着不靠谱，搞不好还会带来很多后续的并发症——然后需要进一步动手术——想想迈克·杰克逊的脸吧。所以门类繁多、不太安全的各种外科手术出现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比如说报偿性切除术（remunerectomies）这种手术就是发明出来切割患者的钱包的。再来看看关节镜（arthroscopic）手术，这项手术是为了修复关节炎造成的关节处损伤，一项基于假手术的小规模研究显示，只要假手术弄得和真关节镜手术一样，那么带来的效果和真手术是一致的，所以关节镜手术主要的效果其实就是安慰剂效应。而真手术会带来比假手术严重得多的疼痛，这很可能是因为前者切入程度更深，但是总体对于疼痛水平和其他方面来说，假手术和真手术带来的效果几乎是同等的。

在止痛效果方面，安慰剂也得到了详细的研究，毫无疑问，对于某些个体来说，光是相信自己已经吃了止痛药的念头就能诱导体内分泌内啡肽，从而减轻痛感。也就是说，大脑对于未来的期待改变了本身的生理状态。大脑做出了期待，然后你就能享受这个期待带来的好处。而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身上观察不到安慰剂效应的原因大概和他们无法预测未来有关吧。

我们能通过唤起各种过去真实的、依靠医治和安慰剂改善病情的回忆，来达到显著的安慰剂效应，正如一个作家所写的：

病人所接受的药物治疗可以比作调控实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温柔抚慰你的声音，医院或者手术的气味，针头扎入皮肤的感觉，吞咽下的药片，都会通过之前的经历获得特殊的意义，并且带来疼痛减轻的预期。

抑郁症似乎特别容易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无数试验证明真正的抗抑郁药只起到了25%的改善效果，而余下75%的改善效果来自于安慰剂。相信有什么东西能帮到你，实际上就已经打赢了一半的仗。毕竟，抑郁症的特征就是失去希望，而安慰剂提供的正是这东西，当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药时，我经常这么想。我被告之要等上至少三四周药物才会起效——“药物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不要期待药物能立竿见影，而应回归平均值的原理——或者说，事情在变糟之后才会好转——这时你就会得到各种可靠的证据。与此同时，坚持吃药！而最新的元分析（2010）揭示了一个让人震惊且非常喜闻乐见的事实：安慰剂对轻度抑郁的治疗效果和抗抑郁药一样好，但是对于更严重的症状，情况就大相径庭了：真正的抗抑郁药效果明显，但是安慰剂几乎毫无效果。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面向他人的自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一点点自欺行得通，但是多了就没法奏效。

毫无疑问，安慰剂效应在体育竞技里也能发挥作用，试验显示，自行车运动员在被告之自己服用咖啡因（实际上并没有）之后，能达到实际服用咖啡因（同时被告之服用了咖啡因）近一半的效果。单单告诉他们，他们已服用了更高剂量的咖啡因也能够产生强烈的正效果。而“好好努力”之类的套话——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也具有内在的安慰剂效应。

而我们甚至能从安慰剂效应中诱导出安慰剂效应，也就说，只要你告诉一个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现在要给他吃一片安慰剂——安慰剂就是不含活性化学成分的药片——但是呢，安慰剂效应非常强大，并且是不知不觉产生的，只要你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并且老老实实把药给吞下去。就这么和对方说一通有帮助的废话后，待会儿看到安慰剂效应同样发挥作用时就不足为奇了。

安慰剂和宗教之间有很多相似性，并且很吸引人，这两者都包含有强烈的信仰以及一系列的特定条件，包括普通的医者或者牧师这样起作用的第三方。而实际上，直到并不遥远的时间里（大约5000年前），医药和宗教是一家人。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按时参加宗教仪式（特别是音乐非常好听的时候！）能够增强安慰剂效应、带来其他的免疫益处，就和按时去拜访一个关切病人、医术高明的医生带来的效果一样。

而安慰剂效应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方面在于，它在不同的人群身上作用差别很大。约1/3的人显现出明显的安慰剂效应，1/3的人不好不坏，另外1/3完全不受影响。这是我们反复在强调的事实之一，即欺骗和自欺系统是一个不断在进化的系统，其中包括重要的自欺形式和自欺程度上的基因差异。我们不知道这种差异有多大程度是基因层面上的，但是近期的研究显示抑郁病患之间安慰剂效应程度的差别，的确是来源于特定基因上的差异。

还有什么东西和易受安慰剂影响有关呢？有一个，那就是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这个就是催眠术里提到的，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有些人很难被催眠，但是有些人就很容易被操控。所以容易被催眠和容易表现出安慰剂效应这两个变量之间能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很好理解。这两者都是需要第三方介入（催眠师或者“医生”）的自欺行为，而当把人们分成容易受催眠和不容易受催眠的两组时，首先催眠第一组的人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斯特鲁色词测验（stroop test，识别用不同颜色写出来的表示颜色的词语）中单词的颜色时，他们就不会被单词本身的意义所干扰。但是不那么容易被催眠的人在斯特鲁实验中的成绩就没有提高了。所以这证明了容易被催眠的一个好处：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或者更能承受认知负载。

本章一开始讨论了知觉控制的环境，然后顺接到更深入、更细致的外部控制形式——普遍的强加性自欺、拷打和“分裂”，对他人和自我的虚假质控，安慰剂效应，以及催眠。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几类冲突融入最关键的社会关系——家庭（第4章）和两性（第5章）中来讨论了。我们什么时候会把自欺施加到家人和性伴侣身上？而他们又在什么时候对我们这么做？

　　如果觉得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罗伯特·特里弗斯小说全集：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