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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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家庭中的自欺以及分裂的自我

我们的生命至少前20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这个家庭通常包括一位或两位双亲，以及一名或多名兄弟姐妹。而所谓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又包括祖父母、叔叔/舅舅、堂/表兄弟姐妹，等等。而其中的生物学关键是遗传相关性（genetic relatedness，或简称r）。也就是说，家庭当中成员之间的联系指的是他们从同一位直系祖先那里继承来完全一样的任意基因的概率。父亲或母亲任意典型基因在后代身体中出现的概率是一半（所以r=1/2），而后代体内任意典型基因出现在双亲之一体内的概率也是1/2。同胞兄弟姐妹的相关性是1/2，而异父或者异母兄弟姐妹的相关性就只有1/4了，以此类推。接着就来谈“汉弥尔顿规则”（Hamilton’s rule），指的是为了让利他主义在自然选择中胜出，面向亲戚的利他行为给对方带来的好处与两人间的遗传相关性的乘积，必须大于做出利他行为的个体所支付的成本。比如说，如果你去帮助只有一般血缘关系的姐妹，那么（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带给她的益处最好四倍大于你因此遭受的损失。同样地，如果你想通过伤害对方来获得好处，那么在带给对方的伤害四倍大于你的收益的情况下，自然选择就会投反对票。总的来说，家庭内部的相关性比较高——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会鼓励为他人付出而反对彼此纷争——但是由于彼此之间相关度的值差距太大，达不到统一（统一指r=1），所以家庭成员之间肯定会出现纷争。遗传相关性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的关系在于，它给不断进化的欺骗和自欺增添了另一重维度和另一种逻辑。

父母可能会假装自己对后代做的事情是严格基于遗传相关性的（亲代投资），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经常基于不相关的部分（亲代剥削），而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偏误。反过来，后代也可以假装自己需要双亲能力范围外的、更多的亲代投资，而且往往也能博得父母更大的关爱。所以实际上遗传相关性能导致各种错综复杂的自欺和欺骗，且进一步引起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操控他人（manipulation）、内在分歧（internal bifurcation）等现象，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自选选择之下，个体既会对亲戚做出利他行为，也会做出自私的行为，所以相比起无关的人，我们在面对亲戚时更容易隐瞒自己真正的动机和意图，即所谓虚假陈述。比如说，一个和你r值低的人不太可能主动为你的利益着想，但是一个r值高的人就应该这么做——而且和你血缘越近，越会这么做。你的亲戚可以冠冕堂皇地假装为你着想，但是他们真实的动机却是为了操控你。一个亲戚也同样可以对你说：我不是和你有1/4的血缘关系么，所以如果你把你自个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岂不是也在影响我1/4的利益吗？为了我俩都好，麻烦你把自己收拾起来。

或者来看看下面的例子。首先，尽管自然选择要求每一个人都向后代投入关爱，但是父母可能不会充分响应孩子的需求，或者完全不理不睬。所以，深层的——并且经常是更为痛苦的——虚假陈述通常见于血缘更接近的亲属。你是在为孩子付出，还是在将他压榨？你究竟爱不爱这个孩子？你是否认为孩子是一个独立的、需要投入精力养育的个体，或者你只是把他看作满足你其他目的的一个工具？你的选择将对孩子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这也给欺骗和自欺留下了充足的余地，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对孩子来说都如此。

其次，因为在长期的亲代投资中父母会不停地说教，所以语言能提供许多有意识或无意识操控孩子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上一章提到的诱导性自欺，这是一种有利于父母而非后代的自欺形式。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会相信父母总是在为他的利益着想，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直到后代不再依赖亲代投资后，他们可能才会慢慢摆脱此类强加性自欺，而恍然大悟的孩子更会因此在青春期后半段出现情绪上的动荡，并且对父母展示出公然的敌意。反过来，成年人因为之前对孩子的操控付出巨大代价，但是代价的程度各有不同。毕竟“家长”并非一个统一的单位，而由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构成，在操控后代这件事上目的各不相同，因为对孩子的控制既影响到他们自己，也关系到各自的七大姑八大姨。

再次，最出乎我们预料的，那就是遗传相关性会把个体分裂成许多的自我，每一个自我都具有不同的考量，而这些自我当中最重要的当属我们的母本自我和父本自我。从前，我们以为有机体的私利是一个整体，怀抱有一个单纯的目的：最大化自己的基因繁殖成效。但是“亲属理论”（Kinship theory）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对的，我们体内不同的基因具有不同的遗传，因此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比如说，Y染色体总是从父亲传给儿子，所以从自然选择看，他从女儿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是不是意味着父亲们至少比较偏爱儿子呢？不见得。父亲们的X染色体只传给女儿，而且X染色体上面的基因数比Y染色体丰富九倍，所以就算存在偏爱，那也是在遗传意义上更为偏爱女儿。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不过有证据显示，比起孙子，奶奶应该更偏爱孙女，毕竟X染色体继承的概率不同（孙女是1/2，孙子是0）。

但是Y染色体和X染色体只是基因组里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自身的基因分裂主要发生在父本自我和母本自我之间，而这两者势均力敌。我们体内有几百个基因，只有在从母亲那里继承来时才会具有活性，它们被叫作母本活性基因，而继承自父亲的、数目大约和前者相同的被叫作父本活性基因。母本活性基因经由自然选择，起到的是促进母系的利益的作用，父本活性基因同理。它们能引发内部的基因冲突：两个独立的基因自我互相竞争夺取行为的控制权，并占据更多的基因显形。这种冲突具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这两个1/2自我之间存在互相欺骗——只不过这种欺骗不是针对他人，而是针对彼此。比如说，首先，你体内的母本基因会过分强调作为个体我们要多为亲属着想（特别是母亲那边的亲戚），而父本基因的作用是抵消这些母本基因的作用。其次，两个1/2自我之间在向外界行骗的程度上并不一致（此时可能存在自欺也可能没有）。我们下面会看到，我们的这种分裂在生命中如影随形：早期有那些影响早期生长、消耗双亲资源的基因，晚期有影响我们成年期行为的基因。

亲代和子代之间的冲突

因为亲代同每个子代只有1/2（而不是1）的相关性——反过来也如此——所以这一点给亲代和子代之间的冲突留下了充分的余地。这种冲突通常和子代得到的亲代投资的数量以及子代的行为倾向有关，这几点对它们的亲属能产生较大影响。自然选择出能最大化直系子代存活率的亲代，但是子代同自身的相关性（r=1）是和同胞兄弟姐妹的两倍（r=1/2），所以自然选择下子代会想办法获得平均数以上的资源，尽管他一般不会因此把两倍于自己获益的损失强加到手足头上。孩子能使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欺骗，他假装自己需要更多的资源，并且借此从心理上操控父母，有时甚至让父母违背自己的天性。自然选择下的亲代可能不会把所有资源都展示给子代，以保证资源在子代之间公平分配。这里亲代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要将自己的意愿尽量强加到子代身上，或是在子代中进行公平分配。第二种选择原则上来说更能减少亲代未来同子代之间的冲突，万一子代往后有样学样呢。而全面支配孩子的一个隐患，在于一旦子代身体发育得和父母一样成熟，他就能认识到父母对自己作为的真相，此时家庭中往往会出现剧烈的情感冲突。

普遍来讲，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子代只有在带给对方的益处乘以r值大于自己做这件事付出的成本时[对于同胞兄弟姐妹而言，是B（益处）>2C（代价）]，才会对亲戚做出利他的行为。但是对父母而言，他们希望无论何时子女都能行使利他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则B>C。所以，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父母想培养自己的后代成为更好的人（更为他人着想，不自私），但是这和子女自身的意图相反。所以父母会惩罚那些一般来说不道德的自私行为（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为损害了父母自身的利益）。

极端虐待

由于人类亲代投资的周期较长，所以期间会有很多机会出现过激的反应，害得亲代投资不足或者遭受虐待儿童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有时还会出现反抗行为。在某些极端的例子里，反抗只能让孩子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们会遭受更多的虐待，亲代投资也进一步减少。所以在孩子步入青春期之前，一般来说只能屈服于父母，但是越不吭声，父母的暴政就越残酷。他们即使怀抱很多委屈也不敢和外界说，所以不反抗的特征之一也就是不向他人吐露心声。对于大多数的虐待（包括身体、情感、性意味的虐待）来说，如果施虐方和儿童的关系越亲近（包括继父母），那么比起亲缘关系更远的人施暴，儿童就越难披露被虐待的事实，甚至很多年都不敢吐露秘密。这导致外界难以干预，而抚养者也更不上心。并且这会对儿童的免疫系统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持续到成年期（见第6章）。

此时自然选择偏向的是那些能装作一切正常的孩子，但是这很可能是他在自欺欺人。假装的手段包括分裂（disassociation）和选择性回忆（selective recall）。在分裂的情形中，儿童的心智分裂成了两个（或更多）相对独立的部分，其中一部分无法回忆起虐待的经历，或者并不认为那是可怕的行为——这部分通常是展现给父母看的那个自我。而在那些已经遭受虐待的儿童中，分裂比选择性回忆更常见，并且影响到了该儿童的智力发展，比如说在斯特鲁测试（识别用不同颜色写出来的表示颜色的词语）中的表现。

有一个说法是儿童会完全压抑极端心灵创伤的回忆，直到成年后才详细回忆起来，但是大多数例证都否定了这个说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经历创伤时遗忘因素不起作用，上面说到的分裂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施虐者和受虐儿童的亲近程度和记忆缺失的程度相关，因为比起非抚养者的施暴，抚养者同样的暴行引起的伤害程度最严重。这是因为父母的施暴可怕到需要刻意忘记的地步或者是因为他们会恐吓儿童不许向外人说呢？可能两者都有吧。我们也知道，当施暴者越是近亲，受害人就越不愿意向他人诉说秘密。

基因组印记

之前提到过，过去30年中遗传领域最让人震惊的发现之一是人类个体并非有着统一利益取向，而是分裂为父本遗传和母本遗传两部分利益体。这两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还逼迫我们接受他们各自的世界观。生物学家过去曾认为基因并不记得自己是从父亲还是母亲那儿来的，所以他们认为基因具有平均相关性：一半概率来自母亲，一半概率来自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生物学家们却发现少数基因的基因表达水平受限于来源，通常一个拷贝具有基因活性，另一个拷贝则不具有活性，所以就有了父本活性基因和母本活性基因之分。因为活性完全取决于基因的具体来源，所以这些基因的表达并不表现为平均相关性，而表现为和父亲的相关性或母亲的相关性（0或1）。

最早在小鼠中发现的两种印记基因（imprinted genes）就足够阐明问题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Igf2）是一种父本活性基因，能够通过促进细胞分裂速率激活胚胎的生长。比起非活性拷贝，单个活性拷贝能让新生儿的体积增长40%。在竞争母本投入的过程中，比起母本基因，子代体内的父本基因跟同胞的相关性自然要低。雌性生下的同一窝父亲不同的后代之间或者不同窝和不同雄性交配所生下的后代之间，父本相关性不一样，但是母本相关性却是一样的。所以，比起兄弟姐妹，父本基因肯定会更看重自己（与非印记基因或母本活性基因相比），比如更快的胚胎生长率和更大的新生儿体积。

真正的证据随后才被发现。另一个印记基因有着和Igf2截然相反的作用，Igf2r（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受体）是一种母本活性基因，哺乳动物中该基因的蛋白进化出了一个Igf2的次级结合位点，结合后会把Igf2运送到溶酶体那里降解，Igf2r因此消灭了70%的Igf2，结果就是胚胎的生长速率被降低了30%。所以两者不可能同心协力，而是强力地互相对抗，试图把对方彻底清除。这对个体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如果子代体内确实存在着两股对抗力量，那么也没什么好奇怪了。有证据证明影响早期发育的印记基因总是遵守“黑格规则”（Haig’s rule），即在母本投入期间，父本活性基因对生长有促进作用，而母本活性基因产生的是消极作用。

最后一点证据也值得提一提。尽管人工诱导的具有双倍父本染色体或双倍母本染色体的小鼠基因组无法顺利发育，但是如果只将小鼠的一部分细胞弄成双倍父本（核子来自两个精子细胞）或双倍母本（核子来自两个卵细胞），并保持其他部分细胞正常的话，那么这样的小鼠仍然可以正常发育。这些三头六臂的怪物揭露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那就是双倍母本细胞越多，新生儿的体积越小，反过来双倍父本细胞越多，新生儿体积越大，这和之前科学家的预计一模一样。但是仍有咋舌之处：小鼠体内器官的相对体积还是发生了改变。比如说，双倍父本细胞数量越多，新皮层面积越小，也就是大脑容积越小。而下丘脑则刚好相反：双倍父本细胞数量的增加增进了下丘脑的容积，而双倍母本细胞数占优势的个体下丘脑消失了，我们来分析下为什么。

对立印记基因之间的内部冲突

正如个体之间的冲突为个体之间的欺骗（包括自欺）提供了前提条件，所以个体内部的冲突同样为分裂的自我之间的欺骗搭建了舞台——这个大概可以叫作“多个自我之间的欺骗”。这种欺骗涉及大脑的不同部分：新皮层是重要的社会大脑，涉及和近亲的互动以及其他社会关系，而下丘脑和饥饿感以及生长有关，更关乎自身的动机。我们可以想象这两者之间的争吵，新皮层这个母本派说，“家庭很重要，我对家庭有信念，我会为家庭付出。”而下丘脑这个父本派却回答说，“我饿了。”所以，每个家伙都在为自己的立场争吵，似乎都是为了整体（“我”）好。

毫无疑问，这些冲突也提供了必要的基因多样性。印记基因另一个让人惊奇的发现在于（至少对小鼠来说是如此），超过一半的印记基因能影响早期的神经发育以及随后的成年期行为。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已经得到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小鼠当中，调节雌鼠母本行为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居然是父本活性基因，调控了雌鼠诸如寻回幼崽、舔舐幼崽、圈住幼崽给它们取暖这样的重要母本行为。听起来有点矛盾对不？其实并不矛盾。当不存在近亲繁殖的情况时，雌性中的这两种印记基因——父本印记基因和母本印记基因——都有一样的机会被遗传到后代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任何不公平。但是雌性同样会花费时间精力照顾姐妹的后代以及其他亲戚，所以这样做会扣除繁殖所要消耗的资源，但是父本基因会强调只为自己的后代付出。

来看看下面的情况，如果一个年轻女孩在考虑和她的表兄弟（比如说姑姑的儿子）偷尝禁果，她的父本基因会立刻察觉这是个增加后代基因相关性的好机会，因为后代同自己的相关性将从1/2增加到5/8（近亲繁殖的优势），但是她的母本基因发现这样做并不能增加半分后代和自己的基因相关性——而这两边的基因都会因为后代质量的降低（由于基因同质性提高）而蒙受损失（近亲繁殖的劣势）。简而言之，女孩体内的父本基因会跃跃欲试，但是母本基因则会抵制这种青春冒险，前者会说“亲一下表哥多美好”，而后者就会义正词严地警告近亲繁殖会生下有缺陷的婴儿。而对个体而言，她会因此体验到激烈的内部冲突，每一边都在大声宣扬自己的主张，所以女孩会很难拿定主意。

再来想象下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效应。假设有一个地方，女方婚后住到男方的村庄里，并且很少回到出生的地方（这种社群在印度乡村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女方的小孩在周围全是和自己具有父本相关性的亲戚环绕下长大，但是却碰不到和自己有母本相关性的人（除母亲和同胞兄弟姐妹）。所以生长在这样的社群的孩子在和他人互动时，会经历由两个基因自我引起的内在冲突，利他行为能促进父本基因的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但是却无法给母本基因带来这样的好处，诸如此类。一方面，男孩们注定要一辈子留在这样的社群里，而女孩们长大后就要和母亲一样远嫁他乡，所以男孩之间的冲突会相对严重，而另一方面，母亲们则站在儿子们母本基因的这一边，怂恿他们不要太为一大家子着想，而儿子们体内的父本基因恰恰鼓励他们要为血亲付出。

亲代操控与印记

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父母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去操控后代，而后代恰恰要抵抗这种控制。其中一个关键的变量是子代利他倾向程度和自私倾向程度的差别，因为这两点会对其他亲戚造成影响。父母会在子女之间提倡公平的美德，因为他们和每个子女的基因相关度都是平均的，但是又因为每一个子代和自己的相关度都要大于自身和同胞的相关度，所以子女们推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伦理。

当然，父母中的任一方所代表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所以又会有母本操控和父本操控之分，然后在这两种利益取向呈现在后代面前时又会引起相应的冲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子代体内的母本活性基因很容易受母本操控影响，父本基因同理。所以，亲代操控和子代体内的印记基因之间存在协同演化并互相推进。因此所谓“母亲的声音”和“父亲的声音”会在女儿或儿子体内产生对应的共鸣，或者说来自同性别的亲代的影响会被体内相应的印记基因所强化。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样的事情，是某次我在三个女儿面前污蔑她们妈妈的亲戚——当然不是说她们妈妈的坏话，上帝保佑，我脑子还正常，只是不喜欢她家那群人。当我一边给她们洗脑，她们一边露出恍然大悟、完全同意的表情时，我感到非常愉悦。这其实是又一出披着教导外衣的亲本操控。但是等她们走开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只是在她们身上搜寻父本基因的部分，并且想通过我自己的偏见来引起这一部分的共鸣。当我不在场时，她们会以更公正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但是糟糕的事情在于，等她们的妈妈过来时，她们的想法估计就反过来了。

顺便提一句，当人上了年纪后，“重要的亲属”的定义会发生改变，之前是那些具有重要基因不对称性的亲属（父母、异父异母兄弟姐妹、表/堂兄弟姐妹），后来变成了具有基因对称性的那些亲戚（子女和孙代），简单来说，重心从那些会产生基因层面冲突的对象转移到了那些不发生基因冲突的对象。所以我们年纪越大、内心越宁静的原因，大概是我们和外部世界的相关度结构变得越来越对称了吧。

婚姻冲突对基因冲突的影响

以之前的讨论为基础，让我们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婚姻不和所导致的基因效应，会给目睹并参与了这场冲突的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从逻辑上来说，孩子的父本基因应该会接受或者默认父亲那边的观点，而母本基因则会站在母亲那一边。而婚姻的冲突升级后，也很容易推知孩子体内代表两方的基因——父本基因和母本基因会因为基因产物（包括蛋白质、小干扰RNA，或者反义RNA这些能够调节其他基因的产物）的激增而得到促进，所以随着婚姻冲突的升级，孩子内部存在于基因层面、生化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冲突也会扩大。由此可见，婚姻不合的确会导致孩子内心的痛苦和内部的折磨。

孩子们对待即将诞生的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孩子通常会展现出很大的敌意，这样的故事我们也听得不少了。孩子们并不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小弟弟小妹妹的出生，相反，他会觉得现在有人要来瓜分自己和自己同胞兄弟姐妹的亲代投资了。比方说是同父异母的情况，这时引起孩子敌意反应的自然是他体内的母本基因，因为它们对父亲的新后代毫无兴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因层面引起的冲突应该比心理冲突来得更强烈。

印记和自欺

基因印记和自欺及欺骗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好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内部自我分裂和由此导致的冲突。在家庭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我们每个人都由两个不同的人构成，某种程度上这两个人目的相异，对现实各有一套说法，并且在欺骗和自欺程度上也各不相同——这是两个总在试图骗过对方的人，而我们把这两个人叫作我们的母本自我和父本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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