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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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乐观又和免疫功能有什么关系呢？一系列的研究已经证明，乐观和健康程度、免疫功能以及存活率呈正相关关系。最近的一项研究尤为引人注意。这个研究五次测量了法律系的学生们在一年中对学业的乐观程度和一项主要的免疫指标。在这一年中，对一个学生来说，越乐观则指向越高的免疫功能，但是在学生之间对比则没有这个区别，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一个乐观的学生的免疫系统就见得比别人更好。尽管心理学家们一直都认为心情会影响免疫系统，但是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当你的免疫系统几乎全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积极，而且乐观。
心理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联系紧密深切，并且互为因果，一个系统在行动时难免影响到另一个。自欺会对免疫作用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原因尚未明确，并且这种影响通常遵照一条原则：自欺程度越深，免疫系统越差，但有时自欺可以提高免疫功能。
这个领域才刚刚起步，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但是还有许多东西有待挖掘。哪一个层面的信息抑制和哪一种免疫作用有关？大脑和免疫系统会同时被哪些化合物影响而且还会在争夺这些化学物时讨价还价？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知道的东西是不是太少，以至于根本提不出关键的问题？
第7章 自欺的心理学原理
五花八门的自欺是怎样成为现实的呢？我们不妨舍弃精确的机械论术语，而采用心理学的框架来探讨下为了骗到自己，我们需要经历哪些心理过程。人类大脑在搜索信息的同时又摧毁这些信息，不过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我们什么时候进行信息搜集？什么时候进行摧毁？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搜集和摧毁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得研究大脑从吸收信息到呈现信息给他人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当中，大脑都把信息流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初来乍到，信息就已经出现了偏差；接着对信息进行编码，进一步扭曲它的面貌；然后送进记忆进行储存，储存下来的不乏虚假的信息；最后我们呈现给他人的，自然就是些谎言了。不过这样做了之后，我们的个人形象不是变得更好了吗？难道不是变成了一个对人有“效益”的人了吗？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自我吹捧。这种自我吹捧，或者说虚假的自我呈现，可以分为面向自我和面向他人的两种类型，而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就算舍去一些单纯的计算误差后，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从一个更大的样本中进行二次抽样）当中还是会出现不容小觑的偏差，这就是自欺的原理，是一系列不断出现偏差的心理过程，而这些心理过程会影响到信息获得和信息分析的每一层面，导致了真相在一个接一个的心理步骤中被逐步地、系统性地扭曲了。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既研究信息获得与信息分析，也要研究信息的持续性衰退和信息损坏。
在本章一开始，我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自欺的实现不要求大脑同时储存同一件事的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比如声音识别的例子（见第3章）。还有就是可能只有谎言被大脑储存下来了，比如老龄积极偏差的例子（见第6章）。信息越早走偏，或越彻底地被无视掉，那么大脑需要储存的真实就越少，毕竟前面讨论过隐瞒真相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认知代价的；但是如果大脑完全没有对真实信息进行存储，你以后可能也要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大脑完成了对信息的储存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到底是会选择隐瞒真相还是保留真相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能够揭示大量令人振奋的答案，欢迎大家都参与进来。
在下文中，我将首先回顾一些大脑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出现的偏误（bias）的例子，不过我不想面面俱到，而是准备简略地谈一谈那些对形成谎言起到作用的心理过程，其中包括我们在预测未来情绪时出现的偏误。否认（denial）、投射（projection）和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或称作“认知失谐”）则在欺骗和自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某些信息视而不见，某些信息宁滥勿缺
尽管我们总是大力推崇自由意志，但实际上我们人类把大多数时间花费在了信息的审查和删减上，我们拼命搜罗那些观点和我们一致的报纸杂志，并刻意躲开和我们意见相左的文章。比如说，如果我看到一篇证明大麻具有医学疗效的文章，我肯定会仔细地读上一读；如果那篇文章讲的是大麻对健康的害处，那么我顶多扫上一眼就完事了。如果是谈论香烟的文章，那压根就提不起我的兴趣，因为我知道对于香烟几十年前就有科学定论了，而且我也戒烟好久好久了。所以在我的注意力范畴内存在偏误，而且这种偏误一方面能投我所好——我吸食大麻[1]，所以对它更感兴趣——另一方面也能导致自欺欺人，我会夸大大麻有益的一面，而忽略它有害的一面，我这么做是采取了主观的视角，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狡辩。
一项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准确地计算出了这种偏误的程度。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你们好像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病，但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测验就能知道结果：往一条由某种材料制成的带子上沾点唾沫，只要看到带子颜色变了，就能知道到底有没有得病（变色是对应有病或者健康取决于具体的实验组）。那些经过诱导相信变色代表健康的人盯着带子看的时间要比相信变色代表有病的人长60%（实际上，带子根本就不会变色）。另一项实验向受试者播放了一段描述吸烟危害性的录音，他们被要求必须仔细倾听录音的内容，但是录音里有一些干扰杂音，受试者可以自行调低杂音。最后发现，烟民们并不会去这么干，但是非吸烟者为了听清楚磁带的内容，就会去调低杂音。
有些人拒绝接受HIV检查或其他的健康检查，这样做大概是为了回避坏消息。“我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伤害到我。”这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在不管怎么挣扎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这种心态会更加突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自我安全感更高的人，反而更能接受并考虑这些坏消息。简而言之，我们会主动回避关于自身的坏消息，特别是在坏消息也不能对现实起到帮助或者我们自身缺乏安全感的时候。这里自欺起到的作用是维持及投射（向他人展示）一个积极的自我评价。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哪里。比如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身边同时有两场对话在进行，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感兴趣的那一场上面；对于被我们忽略的对话，我们大概能知道谈话主旨，但是对细节就不清楚了。所以信息搜集的流程从一开始就拒绝了那些稍后需要花功夫来隐瞒的信息的流入。在一项试验中，人们被说服相信自己非常有可能或非常不可能被选中参加一次精彩的约会，那些相信自己可能参加的人会把更多时间用于思考这次约会的积极一面；而那些相信自己没希望的人则会花更多时间思考消极的一面，仿佛这样做才能抵消自己的失望之情。
[1] 美国部分州视吸食大麻为合法行为。——译者注
偏误信息编码和偏误信息解释
就算我们真的去接待那些没被我们拒之门外的信息，但是我们还是会想方设法地把它们扭曲掉。有一项研究要求人们盯着一个有点像大写字母B又有点像数字13的图案（或者一个有点像马又有点像海豹的图案），并告诉他们这个图形可能是字母或者数字（或可能是农场家畜或者海洋生物）。只要提前针对不同的类别（字母或数字）方向上给予不同的食物作为奖励，设定他们的动机，受试者身上很快就出现了感觉偏误，时间是短短的400千分秒（即图案刚刚来得及进入知觉所需要的时间）。眼球追踪显示，人们的第一眼通常（60%）会指向他们偏好的图案类别。这项研究表明，动机对于信息处理的影响能持续到视觉刺激的前知觉处理中，并且能引导视觉系统将特定的内容呈现到知觉意识中。类似的还有用颜色做的研究。
关键的地方在于，人类的感觉系统会迅速地聚焦到那些首选信息上——上述例子就是能得到食物奖励的图案类别。不过这一点和自欺或者欺骗倒没什么关系，而是能带来直接的好处。但是有些信息能够增加自尊感或者帮助我们更好地去骗人，所以我们能随时调动偏误流程，优先选择此类信息。个人幻想往往是促进自欺生长的金牌养料，一旦人们开始陷入幻想，选择性注意力也就会变得格外的牢固。
早在60年前科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相关的效应：当被要求画出一枚硬币时，饿肚子的孩子画出来的硬币更大，因为能满足自身欲望的手段（钱能够买吃的）在这时充满了诱惑，所以在我们眼中看起来也更大。近期的一项验证研究显示，在人们口渴的时候，玻璃杯看起来也变大了，甚至当你无意识认为园艺非常有意思的时候，园艺工具似乎也变大了一圈。
第一偏见的作用力非常巨大，在一项试验中，人们按照持强烈支持死刑或强烈反对死刑的观点被分成了两组，然后给他们提供了一连串丰富的正反证据，有些证据是支持死刑，有些证据反对死刑。但是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因此而趋向统一，相反，分歧进一步深化了。那些之前就反对死刑的人现在掌握了更多的证据，反之亦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作用的是偏误解释，即赞成死刑的人只接受了那些支持自己的证据，引援它们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把那些反对证据视作不可取的谬误。和前面一样，自我肯定和这种行为呈负相关关系——越认真反思自己的人越不会自欺欺人。这告诉我们另一件事，那就是自欺会拉开人们之间的距离——朋友之间，爱侣之间，邻居之间——不过在一些共同的集体目标面前，比如战争，相同的自欺会把人们凝聚在一起。
偏误记忆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通过扭曲多个记忆步骤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更容易记住自身好的一面，遗忘那些干过的坏事，或者随着时间推移把坏东西点粪成铁甚至点粪成金。在信息处理过程的最后步骤实现自欺的一个例子是在向他人复述回忆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差异复述（differential rehearsal）来美化个人形象。补充性记忆偏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比如在接受一堂“技能培训课”之前，首先测定受试者们的技能水平，在上完课之后，他们回忆起课前自己的水平比实际要低，这样就获得了一种“得到了进步”的错觉。或者在回忆他们课上的表现时，这些受试者又记得自己的表现比实际来得要好，也同样是为了制造出“取得进步”的错觉。此处我们通过一连串的偏误记忆维持偏误的前后一致，为自己带来某些好处。
我们经常会为了自己而歪曲记忆，比如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总是以为自己交往过的性伴侣没实际中那么多，而和同一位性伴侣相守的时间要长得多，实际上正好相反。类似地，我们总以为自己参与了根本就没参加过的选举投票，给那些根本没出过力的慈善活动捐了善款，就算真的给谁谁投了票，我们也总记得我们投给了最后获胜的参选者。实际上我们投的是落选的家伙，只不过被我们忘记了。父母们也总以为自己的孩子比实际上来得更乖巧聪明。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尽管普遍的说法是，记忆就像一张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发黄模糊的照片，实际情况却是，记忆既可以被重新塑造，也可以被人为操控，也就是说，我们能不断地修修改改自身的记忆，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去影响他人的记忆。如果警察询问一个目击证人，是否有看见一辆事故现场附近根本不存在的红色跑车，那么在随后的取证过程中，目击证人就会不断提供关于这辆红色跑车的各种信息，有时甚至会变成这次事故当中最为生动的细节。前面提到过，差异复述尽管都是些胡话，但是却能让自己都信以为真。
我再举一个例子。个人的健康信息这种东西，就算写得再清晰易记，还是很容易被记错。一些人在做完胆固醇筛查测验后，分别在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之后接受一项检验他们对测验结果记忆程度的测试，通常来说（89%），这些调查对象都能够准确地记得自己的胆固醇风险等级，而且不随时间推移遗忘。但是多达两倍的人认为自己的胆固醇水平比实际水平要低。日常生活中，类似的记忆偏误还有例如人们能够很轻易地记得自己做过的好事，忘记自己干过的勾当。但是在回忆他人的善恶行为时，却记得清楚多了。
我们甚至还可以杜撰完全虚构的记忆，正如一句话所说：“我的记忆力非常好，甚至能记住压根没发生过的事情。”我特别记得过去的一件事。很多年间，我都会告诉别人这么一个故事：我曾在1968年前往哈佛图书馆幽深处探寻一本我父亲在1948年与人合著的图书。这本书由美国国务院出版，书中所述为那些罪不至在纽伦堡被处死的纳粹犯人奠定了去纳粹化步骤的理论基础，其中包含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如果你是救世军人，那么稍加批判便可不再追究，若你是一名党卫军人，那么你首先要被剥夺五年的工作机会——书中写的大概是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一本书存在。没错，我的确被哈佛图书馆的陈年灰尘呛过，那本由我父亲与人合著的书也的确躺在那儿，出版机构的确也是国务院，但是呢，这本书的出版日期其实是1943年，而且也只是一本无足轻重的著作，内容也只是讲了讲纳粹占区内部的纳粹组织结构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德国重建的建国宝典。但是这些正是虚假记忆的要点——夸大事实，粉饰美化。看我给这份回忆不断地增加了生动的细节，我甚至跟人说我才不是个道听途说的人，所以我亲自到图书馆里进行求证，看看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家族故事——这么做反而增加了我的说法的可信度。只不过这本1943年出版的无人问津的小书背后才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家族故事呢！看，这就是虚假记忆构建的特征——不断往里面增加细节，增添说法的可信度，直到它最后彻底融入你的记忆里。
我们也可以颠倒回忆中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身份。戈尔·维达尔记得有一次上NBC电视台的晨间节目《今日秀》，接受汤姆·布罗考的采访。布罗考首先就对方的双性恋题材作品向维达尔提问，但是维达尔回答说他来这儿是讨论政治问题的，但是布罗考坚持要问双性恋的问题，不过在维达尔的坚持下，两人最后还是顺利地开始讨论政治话题。但是若干年后，当布罗考被问到，您记忆中最有难度的采访是哪一次时，他说是采访维达尔那一次，因为维达尔老要谈双性恋的问题，但是自己只想和他讨论政治。两人的位置被完全对调了——布罗考这么做是为了提升自我形象，谈政治问题当然要比老是对双性恋抓着不放显得正常多了吧。
研究显示，在回忆和别人发生过的争论时，我们自然能把自己的有利论据和对方的拙劣论据记得一清二楚，自然把对自己的不利证据和对对方有利的证据忘得一干二净，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牢固自身立场，提升自我形象。如果动机进一步变成维护自尊的话，那么记忆将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加以扭曲，然后为失败和失策找到借口，并且把造成眼前烂摊子的原因推到过去无限远。这样大多数的人都能维持一种情况得到了改善、现在比以前好的错觉，所以错误一定都是过去那个年轻不懂事的自己犯下的，跟现在没有关系。
合理化不当行为和偏误叙述
为了合理化一些不道德或者不太恰当的行为，我们会在向别人辩解时修改自己的动机并且掩头藏尾，还会把这些由内部因素造成的行为归咎到外部因素上。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认为骗人不是坏事的念头能够起到合理化我们那些骗人举动的作用：骗人是情非得已啊，谎言是在自由意志的控制范围之外啊。
偏误的出现有时难以预料，而且还是在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甚至坑你一把的情况下。在这一方面曾经出过一个经典实验，设计得非常巧妙。实验把受试者们安排到一个尴尬的情形里，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坐到一名残障人士或一名健康人士边上，而这两人面前都放有一台正在播放电视节目的电视机。如果两台电视都在播放同一档节目，受试者们会优先坐到残疾人边上，好像在显示自己不带偏见；但是如果电视里放着的是不同的节目的话，他们就会坐到健康人边上，仿佛是有一些其他的正当借口这么做的（这边放的电视节目更精彩）。同样地，在对很多研究采取了元分析之后发现，美国白人在面对美国黑人时，选择帮助对方与否的概率和面对美国白人时差不多，但是一旦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给予对方帮助时，例如“离得太远”或者“会冒风险”，结果就大相径庭了。此时并不存在对自己行为的否认或是记忆有误，实际上他们否定的是内在的意图，并将自己的行为归咎到外部因素上，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决定论（determinism）能为各种不道德行为充当保护伞，借口说这是“无意识控制的”也同样能为这些行为脱罪：“我别无选择。”一旦采用决定论的视角，那么社会上许多恶行就有了为所欲为的依据。一项试验中，首先通过让受试者阅读一篇证明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文章，接受其中的决定论观点，随后在一项允许暗地作弊的电脑任务中，欺诈行为就会增加。这项实验表明，通过操控降低人的责任感后，我们就能轻易地诱导出（至少在他人眼中）不道德行为。
未来感受预测
很好玩的是，我们在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时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会把现下的喜怒哀乐投射到未来。在畅想一件乐事时，我们会高估未来自己的高兴程度；反之对坏事的设想也类似。似乎我们以为未来的那个自己会保持现下的高昂或低沉情绪，而不会“回归平均值”，即心情平复到一般的程度。我们觉得如果现在很开心，那么以后肯定会更加开心；如果现在觉得很郁闷，那么以后肯定只会更无精打采。在2004年美国大选结束一周后，克里的支持者们其实没有之前他们自以为的那么沮丧，而小布什的支持者们也没有自己原来以为的那么欢欣鼓舞。
有证据显示，在预测其他人的未来感受时，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不管这个“他人”指的是熟悉的人还是完全陌生的人。我们会大大高估一件事对他们产生的情绪影响的持续性，正如我们对自己做的那样。实际上，我们对他们情绪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自己情绪的预测有关，但是实际上这两者的准确度都不怎么样。
问题出现在解读环节上。有些人认为这也是自欺的一种，会出现这种错误预测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身的自欺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我们未来的情绪。但是我对这种观点存有疑问，人类之所以能把情绪投射到未来，是因为情绪表达的是“现下”，但是我们在口头预测未来的情绪状态时，那个时间点其实离“现下”很近，而这么短的时间已经足够某种平衡抵消机制发挥作用了，故而我们的预测其实根本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在“未来”这个时间点的情绪。
但是也有一些醒目的例外情况。我记得从前某次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里，我曾连续三小时“热烈追求”一位尼日利亚美女，但实际上我隔着她老远，根本不敢走过去套近乎。她离开的时候抛给我一个轻蔑的眼神，这眼神深深地烙进了我灵魂深处，让我难堪极了。如果当时有一位心理学家在场评估我的“情感预测力”的话，他大概会得出我在一两年后就会把这件事忘个精光的结论，实际上在25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所有的偏误都是自欺在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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