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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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03年攻打伊拉克
从最开始，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伊战）就写满了欺骗和自欺。美国借用“9·11”这个幌子，装作是被迫地开始一场防御战争，但实际目的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和相关经济资产，以及建立区域性能源基地还有支援自己的小弟以色列。伊战当然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如果世界能从这场错误中幸存的话，那么未来的教科书就会把这次战争形容为一次由自欺和欺骗带来的巨型错误。
只要能了解到一定程度的内幕信息，我们就能详细研究这整个经过。尽管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过度自信，但是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之前在NASA的例子中看到的（见第9章）。如果你想兜售一个含有缺陷的产品，那你肯定不想听到别人告诉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伊战并不涉及如何在敌方阵地瞒天过海，也和抓获对方头子、剿灭对方兵力没什么关系，所以并不涉及在和敌人对阵时的自欺欺人——此处自欺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国内民众，骗取国际支持，真正的目的并不在战争，而是入侵伊拉克之后能得到的好处，在这个前提下，详细理智的作战计划根本就不重要，所以伊战从一个错误变成了一场灾难。
正如有人说过，如果伊拉克主要出口的是鳄梨和西红柿的话，美国根本就不会跑到那里去。当然这一点遭到了否认，不过来看看下面两件充分揭露美国真面目的事情吧。在美国军队进入巴格达的两天后，当地就出现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但是美国根本没有去主动保护这个伟大文明的真正财富——具有无上价值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尽管伊拉克方曾一再请求），而是把士兵驻扎到了石油部门口（对于伊拉克石油行业来说，石油部也没什么太大价值）。同样地，在伊拉克陷入全面混乱之前，美国宣布任何不曾参与这场入侵的国家将无权入伙伊拉克的石油工业重建和其他重建项目。美国可压根没提到鳄梨种植业哦。
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两个理由都非常荒谬：萨达姆拥有包括核弹头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s）；还有他和参与策划发动“9·11”有关。美国搜集了各种微不足道的证据来支持这两个说法，并且还让群众信以为真。美国政府到底是在撒谎还是只是搞错了问题呢？有人做了一次非常漂亮的语言分析，证明他们是在撒谎。在美国政府做的有关（实际上找不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伊拉克同本·拉登有（并不存在）勾结的声明报告中，出现了我们在第1章介绍过的谎言典型特征（在和同样一群人中立的声明报告进行对比后发现）。也就是说，第一人称代词（“我”“我们”）的数量大大减少，这样就可以摆脱责任；排斥性的逻辑连接词也变少了（“尽管在下雨”中的“尽管”），这样就能降低复杂性，以达到削减认知负载和记忆负荷的目的。否定词的数量增加，这样大约是因为谎言中多存在否认，并且无意识中含有负罪感。令人意外的是行动动词的数量也减少了，大概是为了掩盖这些动作都是被计划好的。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特征在揭露实际谎言时的效力比在实验室中要强得多——因为比起在国际舞台上撒大谎，你在实验中说说假话并不会遭到什么报应。
由这次战争的谎言以及背后的侵略逻辑所产生的自欺同样导致了一系列的不幸。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正确估量这次战争的规模，以及缺乏充分细致的作战计划，包括应该在地面投入更多的兵力，等等。下面我将尝试勾勒其中关键事件的轮廓。
发动这场战争的决定很快得到了通过，几乎没怎么经过审议。虽然美国曾在1998年宣布在伊拉克实行“政权更替”政策，但是在“9·11”之前美国基本没想过要入侵伊拉克。而实际上伊拉克和“9·11”也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萨达姆在立场上比美国更反拉登。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很快地把注意力转向了伊拉克。小布什要求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等人收集伊拉克与拉登同谋的证据，第二天（9月12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阿富汗没有什么值得轰炸的目标，但是伊拉克却有很多。”也许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阿富汗没有什么值得觊觎的资源，但是伊拉克可是块风水宝地。几周之后，国防部的低阶将军们都知道美国有意攻打伊拉克了，而且美国还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在伊拉克之后连续攻打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等国家，最后拿下一等奖奖品伊朗。一个广为流传的新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在令人鼓舞的伊拉克解放后，将会产生类似柏林墙倒塌那样的多米诺效应，上述那些国家甚至在不需要美国插手的情况下都将迎来民主。而刺激这种想法出现的源头是一些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了袭击。
这种美利坚大帝国的白日梦和伟大的“美国例外论”还有壮美的命运感相辅相成。在现在的单极世界中，美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真相由我们一手编造，而那些“活在现实中”的人民却对这一点很反感。美国抓住“9·11”这个借口，以闪电速度发动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侵略战争，以为可以为自己和那些被入侵国家的民众都带来福利。在这个情况中，自欺是为了欺骗美国人和全世界。我们越进入伟大帝国的角色，便越能团结自身和他人投入到这场白日梦中。但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幻想就本质而言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会拒绝接受那些和幻想相抵触的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是多么重要，多么真实。
在阿富汗袭击美国的六周后，2001年11月中旬，小布什总统向国防部长颁布了一道正式的密令，让他制订详尽的入侵伊拉克计划。短短几个月内，战斗资源和人力就从阿富汗转移到了伊拉克。美国非但很快就做出了开打的决定，还长期对外保持着一副迫不得已的嘴脸（毫无说服力的）。正如我们所知，这是美国在20年中第二次放弃阿富汗，而这已对阿富汗造成了持续至今的灾难性影响。很久之前，心理学家就发现当我们在做出决定之前——比如是否要和苏西结婚，或者要不要去贝鲁特工作——我们会乐意考虑反面证据，并且会理智地考虑各种选项，权衡利弊；而一旦做出了决定——和苏西结婚，去贝鲁特工作——我们就不愿再听到其他可能性，也不愿审视自己的选择里有哪些缺点，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决定的执行阶段。在理由站不住脚的情况下，美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做出了攻打伊拉克的决定，而且后续还没有相关评估一路跟进，所以理智决策这个流程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旦做下决定，美国不会再考虑任何替代选项，对潜在成本也充耳不闻。正相反，美国会主动地装作没有看见反面证据，同时寻找一切根本站不住脚的证据来支撑自身的决定。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在为伊拉克人民谋福利。因为美国是在为伊拉克人民好，所以他们一定会支持这次入侵，然后把美国看作来解放他们而不是来侵犯他们的。这种错觉还得到了来自所谓可靠的线人“曲线球”（curveball）和臭名昭彰的骗子艾哈迈德·沙拉比的证据的支持。在这个例子中，美国那些思想家已经完全被自己的自欺欺人吞噬了——他们否认了这场战争实际是为了抢夺宝贵能源，以为自己是在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为帮助世界摆脱核威胁以及削弱全世界范围内恐怖分子的势力而奋战，还有是为了将伊拉克人民从美国亲爱的前盟友萨达姆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在前几点理由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美国例外论”又把美国例外了一次。
参战的决定还得让整个国家买账。这包括强调这次目的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防止另一次在即的恐怖袭击，而且这次仗不会死什么人，也不会花很多钱。不会出现任何伤亡（或者很少），小布什在发动战争若干天前对白宫访客们说，五角大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也向国会保证，这次战争非常划算，大概几十亿美元就能搞定，而伊拉克的石油资源能保证回本，而且只要派出少量士兵便可完成任务。实际上，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四千美国士兵死亡，还造成了其他直接或间接的代价：两万名伤残士兵，超过20000亿美元的抚恤金，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就是这么的安全、廉价哟。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SCOM，联合国负责调查核相关活动的组织）已经明确证明伊拉克没有这样的东西，而美国在占领该国后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联合国首席行政督察汉斯·布利克后来说“难道你能百分之百肯定有杀伤性武器存在，又百分之百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公众舆论的否认能产生的强大力量，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在2003~2004年间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了六个月的搜索仍然一无所获后，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毋庸置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存在，这个概念不过是美国和英国为侵略另一个国家想出来的借口。民主党人就比较容易接受自己上当了，而且大多数民主党人也听取了新的证据。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人（主战派）要么不了解新的证据，要么就故意当作没听到，并且坚信已经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确信偏误（confirmation bias）的强大作用下，只要你把你所属群体的集体谎言再重复一遍，大家都会跟着响应你，而反面证据也会被拿来当作正面证据。
有些人会说，你没办法一口咬定这是自欺欺人呀，那些美国发言人只是纯粹的大骗子罢了，的确，在试图解释官方的行为时，我们都会碰到故意撒谎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认为此处他们完全是在故意撒谎。官员们在讲话的时候肯定会心知肚明地耍些把戏，但是他们就完全清楚自己会造成怎样规模的后果吗？沃尔福威茨跑到国会那里信誓旦旦发言的时候难道就意识到了这场战争会花掉超过10000亿美元、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并且会造成伊拉克超过10万人死亡、另外400万人流离失所？不见得。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错误——所谓计算误差（computational error）或者说是隐性的心理疾病之类。从定义上来说，你不可能通过检视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自欺是否存在，但实际上有一个证据很容易观察到，而且不会出错：沃尔福威茨和纳西尔正表现出自欺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即确保自己远离那些同他们的乐观白日梦相抵触的证据。
可以肯定的是，决策者们在入侵成功后如何治理伊拉克的问题上基本没想太多。对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美国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国家情报评估，不过在其他的次要战争里，此类评估是常规的（比如入侵玻利维亚）。CIA从2002年5月开始进行战争演习，以应对巴格达沦陷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国防部的一些人员也参与了最初的几次会议，但是在被上级发现后，他们被勒令不许继续参加。关键在于，这种战后规划会被看作战争的阻碍因素。CIA近东和远东国家情报官员保罗·皮勒指出，大家对这种战后规划都不感兴趣，而且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是因为狂妄自大和过度自信，如果你真的相信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力量，相信它们对全世界民众的吸引力，还有扫除各种弊端的效力的话，那么你根本就不用对规划太过在意。其次是考虑到要求公众支持侵略性战争是很困难的，如果你还在政府内部严肃讨论乱七八糟的后续的话，那么事情可能会变得相当复杂，而且还会阻碍战争的扩大。
这就是自欺的两大驱动因素：过度自信，以及对已做出决定的负面信息的主动回避。我们可以和二战的情形对比下，并从中得到启发。在美国参战之前，陆军战争学院的有关小组已经在研究一战后占领德国的种种利弊。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几个月后，弗吉尼亚大学就成立了完整的军政学院，其任务是为占领日本和德国之后进行种种规划。但是这两次战争的性质都比较贴近正义战争，而且不管在策划和考量的过程中都不太需要去刻意兜售，这样就避免了自欺的出现。毕竟非正义才总是需要找理由，才需要去大喊大叫，正义的举动就不需要这样。
先搜集证据，又充耳不闻
在“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事故中，上层管理者刻意回避了解安全问题，同样在伊拉克战争中，高层也不想听到抵达巴格达第二日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些消息会影响到战争的推销。在NASA的例子中，专门设立的安全问题部门其实是虚有其表的废物，而在策划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相关的工作小组按惯例成立了，人员是来自美国政府、军队、CIA、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家，但是这些小组却被排斥在决策层和政府其他部门之外。“9·11”发生一个月后国务院就制定了伊拉克未来项目，并在2002年3月公布，最终这个由17个工作组构成的项目交出了14卷详细的调查发现。该项目的领导者似乎并不是战争方面的专家，但是这种战争后续规划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对比战后发生的混乱，我们要看到在上述调查的总结报告中，重点被放在了①需要让电网和供水系统重新运作起来；②需要在保持原有士兵的前提下更换伊拉克军队的将领；③需要对应各种内乱情况，包括诸如强奸、谋杀、抢劫等一般犯罪。这几点是需要提防的重点，但是却被完全忽略了。2002年9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甚至还成立了后来的伊拉克工作组研究战后占领问题。小组从多个非政府组织重点引进了许多专家，而且也强调了美军在占领伊拉克后会遇到的显著问题。
但是这些工作组的工作却被上头刻意忽视了，尤其是那些决策层，信息的交流因此被双向中断。那些参加了此类研究小组讨论会议、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士遭到严厉批评，而高层人员也被勒令不得参加此类会议。这些细致的研究根本就是被上级忽略了，所以你们也不要去花心思了罢。不过这真的太不寻常了，可能掌权者对并不乐观的研究结果有所耳闻，所以拒绝进一步聆听细节，又或者从一开始他们成立这些工作小组就是故弄玄虚，只是为了显得自己有在很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
奇怪的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遥远的英国。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把关键的战争商讨和决定限定在内阁一小圈（想法接近的）成员里，并声称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信息泄露给新闻界。不过这不正好证明里面有猫腻吗：让我们关起门来悄悄投票，不要让所有人都来参加讨论。这样把信息限制在小群体之中后，其他人便自然无法获知真相了。
一不做，二不休。当第一位负责“管理”新伊拉克的杰伊·加纳要求上头指派伊拉克未来研究小组辅助自己的时候，他遭到了最高层的拒绝。这根本就是自家找自家不痛快，你一边哄骗自己和他人一边把研究小组排除在外，而你在非常需要对方的专业知识时却还轻蔑地拒绝了别人的意见——首先你蒙住了自己的研究，然后主动把头伸到了套索里。自欺仿佛就是麻醉品：一旦开始吸食，根本停不下来。
通过两条谎言骗民众支持战争后，随后美国政府至少浪费了六个月的时间和资源在伊拉克寻找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折磨囚犯逼供萨达姆和本·拉登之间并不存在的联系。情报机构和逼供人员接到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从囚犯嘴里问出东西，而在他们仍然一无所获后，则又被告知再接再厉。当然虐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引诱被虐者说出施虐者想要的答案。许多伊拉克俘虏都描述过那种近乎不真实的场景：第一个问题“本·拉登在哪里？”回答“我怎么知道，我人在伊拉克。”然后刑讯就开始恶化了。这种荒谬的闹剧最初由一条谎言拉开了序幕。在入侵伊拉克的几个月后，美国又通过折磨这些战俘来得到支持谎言的证据，尽管谎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从战争的结果看空袭
战争瞬息万变，在某种程度上深受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但是技术其实很容易把战争引向错误的方向。比如说，欧洲曾在几百年间把大量军备投资放到了骑士和骑士裹着盔甲的战马身上，这怎么看都很蠢，因为骑士很容易就会被步兵打趴下。大致来说，一战是世界上最后一场牺牲军队守卫平民的战争，战争中大部分的伤亡者是士兵（士兵死亡人数超过1800万人，而平民约500万人，这其中还不包括流感大流行造成的数字）。二战之后这一情形彻底扭转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二战中据谨慎估计死掉了1500万名士兵和4500万名平民。
这一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大面积的空中轰炸的目标面向了平民。尽管盟军一开始强调轰炸战术性军事目标和重点工业地区，但是在战争结束之际，他们开始对那些无所谓有没有军事价值的城市进行大面积轰炸。这些城市包括德国的汉堡、科隆和德累斯顿，还有几乎所有的日本主要城市，包括东京。轰炸东京的那晚有10万人被大火吞噬，由于东京当时主要是木质构造的建筑，这场有意的空袭使得全城沦为巨大的烈火地狱，温度高达1800度，风速超过50英里/小时。日本总共有60多座城市遭遇密集空袭并被摧毁，其中包括著名的长崎和广岛。
有一种谬论由来已久，即认为通过空袭这种相对安全的方式能够很快结束战争，并且同时减少双方的伤亡。同时空袭的另一个优点是能够唤起遭遇空袭的民众对其领导的反抗心，因为是这些人害他们受到轰炸。二战和其后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的错误（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这件事例外），但是好像又没人能够彻底地消除这种迷信。就拿最近的2006年来说吧，美国和以色列幻想密集轰炸黎巴嫩能够让黎巴嫩人民背叛真主党，于是他们基于这个理由开始投放炸弹。实际上，早在一年前这个计划就存在了，而进入实施阶段后猛烈轰炸更是持续了六个月之久。和以往一样，这次轰炸带来了反效果：黎巴嫩人民团结在真主党身后，而且真主党的支持率在轰炸期间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对于美国来说，黎巴嫩战争不过是更大规模轰炸伊朗的前奏，而且也采用了同样一套荒谬逻辑——这样做就能让伊朗人民站起来推翻统治者，因为是他们惹毛了美国来轰炸平民的。实际上伊朗人民完全把美国看作了屠杀凶手，但是战争决策者似乎压根没意识到这件事。错误仍在持续。在阿富汗，美国从空中投放炸弹的行为只会把平民赶到美国的敌人那边。或者就像一篇报纸头条（2009年5月17日）所说：天空在杀人，地面在愤怒。2009年，美国承认14个基地组织成员嫌疑犯头颅要以700名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无辜者平白丧生的概率高达98%。
大规模空袭所造成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美国发动的越战，后果极其可怕，不仅仅在于造成成千上万名平民的直接死亡。光是在无辜的旁观者柬埔寨境内，1966~1973年美国针对超过10万个地点的25万次任务投放了总计275万吨的炸药，也就是说比二战期间盟军在德国和日本丢下的炸弹还要多，还包括两枚原子弹。换句话说，连着2900天每天有1000吨的炸药在100次独立任务中被投放到柬埔寨，柬埔寨不过是个小小的、与世无争的农业国家啊。
被轰炸的地点中约有10%从未被当作目标，也从未出现在情报里，根本是不加选择的狂轰乱炸。营造这种恐惧的目的何在？为了让越南军队休想得到柬埔寨雨林的庇护。幸存者回忆说那场景根本就是地狱，大量的炸弹像闪电一样落下来，爆炸的瞬间无情撕裂树干和人类的身体，留下满地弹坑和茫然行走的受害者——有些人震惊得好多天都说不出话，而期间炸弹还在频繁造访。轰炸袭击的具体规模晚到2000年才由克林顿总统（以和解的姿态）公布，此举是为了帮助越南和柬埔寨找出那些随时可能致人残疾的未爆破炸弹。
现代战争会带来各种难以预料和难以发觉的后果，比如说柬埔寨整个社会从内到外的崩溃。而战争发动国通常故意对战争导致的恶果视而不见。没有人会去特地描述那些战争的惨状，而“战时”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也会让人忽略掉战争的“负面作用”。我们会努力掩盖真相，免得世界和后世查疑。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并没有大肆屠杀亚洲人，相反，只不过是在打击国际共产主义时造成了一些附带损害。
把历史记忆轰炸干净，炸了又炸
轰炸的手段能够改变真实历史，并且再把改写的记忆强加到别人身上。铲除历史罪证很重要，这一点可见于2006年以色列两次空袭黎巴嫩的例子。第一次轰炸中以色列炸平了黎以边界的希亚姆监狱。这座监狱本身并无军事价值，没有人会从里面发射火箭，也没有值得威吓的平民躲藏在里面。但是这次轰炸并非意外，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的行动，并且成功地将这座监狱彻底从地球上抹除了。这个监狱后来成为一座博物馆，纪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期间因拒绝与以色列合作被关押的男女。我曾在黎巴嫩战争前的六个月参观过这里，除了两名导游，监狱里空空如也。墙上的标志告诉我每两周妇女被允许沐浴15分钟，而男囚犯一个月里只允许沐浴一次。还有一个刑讯室，看起来有点像美国以前的电椅执行间，诺姆·乔姆斯基有一张坐在这样的椅子上的照片。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所铭刻的记忆招致了以色列的轰炸，目的是为了摧毁过去的真实记忆并构建虚假历史叙述。
第二次轰炸摧毁了另一座建立在1996年卡纳大屠杀原址的纪念博物馆。1996年的大屠杀发生在某次周期性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中。后来的证据清晰显示，精准的炮弹降落在了以色列的预定目标——一处联合国难民营上，而正是目标头顶驶过的无人机提供了关键的信息。男人四处逃散，而妇女和儿童则在难民营中抱作一团以为能逃过一劫。这些联合国的保护对象中有106人被烧死，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在受害者被埋葬的地方树立起了一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关于那可怕一天的照片和展品：被烧毁的尸体，残肢断臂，死人四处横陈——这就是被联合国保护之下人的结局啊（如果他们分散到旷野避难，可能还会活下来）。但是这座博物馆怎么惹着以色列了？为什么现在以色列要再炸一次死人？因为这样，有关的记忆就不会再纠缠控诉以色列人了。这就是通过二次轰炸改写历史。
另一次不同寻常而且非常丑陋的轰炸同样发生在2006年，也是为了在某种意义上改写群体记忆。以色列制造了第二次卡纳大屠杀，夺去了许多年轻生命。以色列利用无人机谨慎地追踪卡纳的居民，轰炸他们的居所，逼迫他们聚作一堆。白天在外玩耍的孩子很容易成为无人机的目标。以色列袭击最后一座挤有27人房子的那晚，又有17个孩子永远闭上了眼睛。这是故意往伤口上撒盐。所以我们看到对于1996年的大屠杀以色列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对外界，以色列积极摧毁大屠杀的证据，但是对经历过1996年恐怖回忆的当地阿拉伯居民，以色列在加深他们的记忆，好像是在说“我们会按自己的心意杀掉你们，随时随地。然后我们会竭尽全力从其他人脑中抹除我们曾对你们做过的事情”。
自我欺骗和战争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暴力行为令人震惊，但另一方面，类似这样的对群体外成员的无情杀害古已有之，至少可以追溯到500万年前，就像黑猩猩会经常杀死其他领地里的同类。用群体内成员的眼光来看，这种谋杀行为过于残忍无情，且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按照群内看待群外成员的标准的话，这种事情就很平常了。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幸免：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泛灵论者和无神论者。在苏丹，有成千的人被强暴被杀死，在刚果，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几百万。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沉溺在这样嗜血的本能当中。
当然，我们已经比黑猩猩年代进步了许多——在战争技术上，比如战争的规模扩大了许多。还有在语言的使用上也进步了很多，在发动攻击的前（计划和协调）后（为战争辩解）都能熟稔使用。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对人类这一物种的其他成员来说，这是一种目击战争以及了解战争的重要方式。而新式战争在某方面也极大地依赖于语言。
黑猩猩似乎并不存在言语自欺的问题，它们的战争中也不存在语言部件，实际上我们也观察不到任何交流系统的存在，当然肯定有。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雄性黑猩猩在组织战争时会使用任何的信号，我们知道的只是在开战前，它们并不会互相使眼色，在前往领地巡逻之前也不会互相打招呼。它们要不就是自发地开始行动，要不就是闻到或者听到了从隔壁领地传来的气味声响。在执行边境训练任务时，雄性们都非常安静——它们会一起停下来，闻气味，听声音，并且一直保持警惕。有时它们会深入对方的领地，但是这种协调中的具体信号方式目前尚未揭晓。而且事后它们也不会开展什么小组讨论——因为它们不需要对外界辩解或证明什么——所以从头到尾在黑猩猩战争中都不存在言语因素，因此这种协调同步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可以对比下以色列在袭击加沙地区之后出现的各种看法，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这是对恐怖主义发动的正义攻击，任何指责这件事的人都是希特勒之流的反犹太主义者，而另一个极端认为这是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和种族灭绝，是人类古已有之的陋习。所以语言使得人们能够详细生动地描述和谈论历史，让我们记住历史，同时我们也能随时通过语言否认和改写历史，让真正的历史消失在后人的回忆里。但是恐怕比起语言，宗教才是战争最有力的推动因素，下一章我们将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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