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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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自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
我们的知识有各种各样的分支结构，拿自然科学举例子说，它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和其他的各个子学科。或者还有历史、哲学和语言学这些人文学科，还有文学、传记和诗歌，等等。那么自欺是怎么影响到这些不同的知识体系的呢？我们已经解决了历史学科的问题，这一章我想重点谈谈社会科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正如我们一再地看到自欺能扭曲人类的认知功能，从个人，到飞行员，到政府机构，到战争谋划者，无一能幸免，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的知识体系岂能不被影响呢？
当然，我没法对这个庞大的主题做出一个概述——对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但是这个主题里还是有几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地方。首先，掌权者才需要去扭曲各种科学，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利。如果你想更准确地传播知识，或者想要准确地发射导弹，那么你必须要依靠科学，因为科学建立在一系列由简入繁、客观冷静的反欺骗和反自欺体系的基础上。而科学迄今为止获得的巨大成功也多少反映出它这一特质。其次，很明显一门学科的社会性质越强，就越容易被自欺影响，而且比起其他学科进展速度更缓慢。可能是因为社会现象内在的复杂性影响到了科学性的快速进展，可现代物理学也很复杂呀，可各种物理学发现似乎不怎么会碰到自欺这只拦路虎。而历史的研究则更像一场小部分诚实史学家和大部分推崇虚假历史的史学家之间的殊死抗争，前者力图还原历史真相，而后者却试图粉饰过往。
而影响社会学科进展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个学科所事先选择的道德立场，立场会影响到理论的发展和知识的构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正义会得出真理（同理伪正义会得出谎言）。现在让我们开始谈这个话题吧。
正义必然通向真理
学术界通常假设我们能从关于真理的宽泛理论中得出关于正义的具体理论。但是如果我们预设的道德立场影响到了对真理的探索呢？比如说，如果我们无意识地偏向某个不公正立场，就会导致我们的认知偏向这个立场，然后人们在某个场合下得到的“真理”就会在预设的不公正立场影响下变得扭曲。总之，不公正会导致自欺欺人、无意识作祟和无法正确感知现实，而正义则会带来相反的作用。这一点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非常普遍，也就是说我们在建立起各种自以为公正的社会理论（微观层面如婚姻家庭，宏观层面如社会和战争等）的同时实际上只是在不断地暴露自己的偏见。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在少年时就能秉持公平和正义，那么对分辨各种社会现实的真假是很有帮助的。当然，如果你秉持的是虚假正义，那么就会收到相反的效果。当然你可以用所谓的正义来筑起围墙——比如说拒绝接受其他学科的知识——但是这也只会越来越远离真理，我们待会会在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例子中看到。我主张信念是行为的结果，但是这里仍然有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最先决定行为的到底是正义还是非正义。
科学的成功来源于自欺抗体
科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具有天生的自欺和欺骗抗体，能在各个环节抵抗这两者的毒害。首先，科学中的每一点都必须是明确的，那些著名的数学证明（比如哥德尔定理）一开始就确定了一组含义明确的符号。相反，社会科学的所有子学科都是在术语模糊的情况下就蓬勃发展起来了。科学的工作应该是术语和方法在所有细节上都描述明确，而且能保证任何人都可以原原本本地进行重复检验。而这正是抵抗谎言的关键因素：通过重复步骤来看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来回忆下那些因为无法跨过这第一道关卡而被拆穿的骗局吧，比如说从冷聚变中获得核能。当然，有些专业的骗局，比如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从一开始就把实验测试排除在外。而精准描述带来的精确重复不但适用于实验工作，同样能适用于能够揭示目标模式的数据采集。
实验是在受控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能通过逻辑和系统的方式保持某些关键变量不变或进行改变。得出的结果交由近100年来已发展得分外复杂的各种统计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现在就算是再复杂的数据都能经由分析得出显著有效的信息来。按照惯例，p>5%的数据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因为这在统计上是不可信的。对于重要的研究结果，比如说医学研究，那么我们最好把误差率设定为1%或更低。最后，我们可以对大量的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来看看多种类型的证据背后存在哪些有效的统计学概括。每取得一次这样的进展，我们就更能排除欺骗和自欺，并且能够按照置信度（统计有效性）和影响等级（强或弱）来给信息排序。
一切学科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在于它是否能预测未来，特别是哪些未知的事实。没错，光的确是被引力弯曲了，日食的时候恒星在附近背景中的视位置会被太阳的重力改变。同样的原则也对那些不起眼的工作适用，比如蚂蚁独特的1：3的性别投入比最初被预言只会出现在血缘关系中（即和其他物种不同，表现出这种比率的雌性蚂蚁和它姐妹之间的相关性是该雌性和它兄弟之间的三倍），并且也通过其他丰富且详细的科学研究得到了验证。当然，科学家们会假装这些“预测”是凭空得来的，实际上他们的“预测”不过是“事后之说”。而这就是比起蚂蚁比率，爱因斯坦理论的美妙之处：爱因斯坦怎么就能知道10年后某次日食中恒星视位置的具体数据呢？相比之下，人们完全可以在做出预测之前就给出蚂蚁的性别比率来。
真正的科学还要求另一个关键因素。科学要求任何知识都是建立在已有的之上。任何关键的假说都必须有已有的知识反驳（或支持），如果还没有这样的知识存在，那么科学会强调找出这些知识的必要性。而在基础阶段的错误会造成昂贵的代价，包括学科构建和学科原理中的错误。然而，很多社会学科中都很抗拒这一真正科学的要素。
自然学科的构成是这样的，物理学要依靠数学的东西，化学依赖物理，生物学依赖化学，原则上社会科学也得依赖生物学。但是在这个结构的最后一部分至今不过是一个愿景。而一个又一个的学科——从经济学到文化人类学——一直都在拒绝和构成它们基底的生物学建立关系，并且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们本该采用那些能够经得起生物知识检验的假设，但是实际上他们一直都是天马行空，信口开河，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相比之下，物理从数学那里获得了严谨，化学从物理那里得到了精确的原子模型，生物从化学那里得到了准确的分子结构。那么生物学能给其他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套明确的、经得起考验的自欺理论，还有内容广泛丰富的证据，包括许多只能被生物学阐明的本质变量（比如免疫学、内分泌学和遗传学方面的变量）。
学科的社会属性越强，发展水平越落后
物理学中很难得的几乎见不到任何自欺。不管介子的引力效应是正是负，对日常生活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吧？完全没影响。所以物理领域相对来说不会被欺骗和自欺的威力影响到发展——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物理学家们会过分强调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他们会夸口发现了一种“万物理论”或者其他的宏大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的社会用途主要是引发战争，因为这些理论主要是用来指导怎么制造更大的炸弹，以及怎么把炸弹更精准地投放到更远的距离，不过这种事情是古已有之了。当我读到人们花了90亿欧元制造出超微粒子对撞机时，我脑子里闪过的词语就是“炸弹”。这样被投放到物理学和其他相关领域中的资源开始多到不理智的程度，但是这样做对理论构建其实没什么作用。
在我看来，诸如物理这样高度坚实精密的学科想要好好发展，关键是完全不要掺和任何社会互动中，也不应植入任何社会性内容。或者往大的说，我觉得一个学科包含的社会性内容越多，它的发展就会越慢，因为某种程度上它会遇到更多欺骗和自欺造成的阻碍。所以，像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这些能直接影响我们看待自身和看待他人的学科，会很容易遭到自欺的破坏。同理生物学的一些分支，特别是社会理论学和人类遗传学也是如此。这些学科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老爱把各种功能放到更高层面（比如该放到个体层面的偏要抬升到社会层面）来解释，有时实在是做过头了。
生物学中的自欺
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家们几乎把社会从上到下研究了个透，他们认为自然选择会青睐那些对种群有利的性状，实际上自然选择更青睐对个体有利的性状（以存活率和繁殖率来衡量），而且达尔文也是这么说的。更确切地说，自然选择会对个体体内那些能够促进生存繁殖的基因发生作用，这一点基本上等同于个体通过夸耀这些基因以获得种种进化的好处。但是从达尔文发表他的学说的那一天起，科学家们的口径又统一到老看法上去了，也就是认为所谓好处应该指的是为更高层面带来的好处（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只不过现在他们又引用达尔文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了。反过来，这种错误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些群居生物为了增加彼此的群体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所发明出来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也可以用来为个体行为辩解，说这么做是为了整个群体（比如说，把谋杀解释成起到种群调节作用），并且这种理论还能描绘出一幅毫无冲突的桃源假象。
雄性杀婴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印度叶猴，最开始的雄性杀婴研究就是在这种动物身上进行的，后来发现还有100多种生物也有这种奇怪的现象。雄性杀掉尚在襁褓中（其他雄性）的幼崽被解释为是一种数量调节机制，以避免食物被过多地消耗，所以这种行为是为整个群体着想，当然没这么回事。因为哺乳期的婴儿能够起到抑制母亲排卵的作用，所以杀掉它就能迫使母猴更快进入下一轮生育期，这样当然能帮到杀手的传宗接代，但是母猴和死去的幼崽却蒙受了损失。在某些叶猴族群中，成年雄猴会杀死幼崽数量的10%——但是这样做只能让雌猴发情期平均提前两个月。这些死去的幼崽的确不会影响到种群密度（如果它们的死亡真的能起到种群调控的作用的话），但是却和成年雄性夺取群体占领权的概率有关。这项研究显示了群体中雄性能在每一代都造成的巨大社会浪费，尽管这么做带给雄性的好处有限（雌性发情期只是提前了两个月），特别是对比雌性的损失来看（12个月的孕育付诸东流）。
有一个知名的观点是说雄性的侵略性对于整个种群来说是好的，因为这能让更强壮的雄性赢得优秀雌性的交配权，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法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这种凶悍雄性体内其他的基因是不是也能给后代带来足够的优势？这个问题还在继续讨论当中，而且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回答（特别是得看雌性的最后选择）。可能凶悍的雄性只能播撒开凶悍的基因，但是对整个物种来说好像没什么用（比如对雌性后代就没什么用）。不管怎样，每年在熙熙攘攘的象海豹繁殖的小岛上，雄性象海豹在抢夺雌性交配权时都会踩死10%（其他雄性）的幼象海豹。这种凶悍的特质对物种到底有什么好处？难道这样做能踩死所有的劣等基因吗？人们也很容易觉得那些存在亲密关系的个体之间是不会发生冲突的，所以进化更青睐亲代-子代之间的协同演化，或者说两者的进化能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但是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看到，在真实的家庭中并不是这样的。早在胎盘的形成过程中，母体会利用化学和物理的手段阻碍胎儿的发育（为了避免过度投入）。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观鸟者一开始也以为他们所钟爱的鸟巢是和乐融融的家庭，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鸟类配偶的出轨率一般都会超过20%。
所以，这些年来演化生物学家们利用一系列的论据有力地否决了社会科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中的固有观点，即认为进化青睐的是那些对家庭、群体、文化、物种和生态系统有益的行为，并认为这些单位内部并不存在太多冲突。人类学家认为进化是青睐战争的，因为战争能有效起到人口调节的作用，这种错误观点和非社会性的性状根本就没有关系。人类锁闭的膝盖保证我们能够直立站立，而不是被肢体的僵硬浪费无谓的能量，膝盖之所以发生演化是因为它能够给个体带来好处，但是如果你说膝盖演化是为了整个物种，那你实在是错怪膝盖了。而社会性的性状就不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因为之前一直忽略了演化性状给个体带来的优势，所以一直搞反了它的作用，虽然这些性状有时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更多。我们以为这些性状是为了所有人好呢，所以这再一次证明了潘葛洛斯定理（Pangloss’s theorem）——在理想的最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了最美好的目的而设的。
同样，利他主义对群体有利这一点大家也很容易赞同，因为只要效益大于成本，那么对于整个物种来说就能得到净收益。当然在个体层面上，利他主义是用来解释和限制特殊条件的，比如亲属关系和互惠关系，而且这两者当中都包含内部冲突。后者在对比非互惠关系时当然显得更公平啦，在那些认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人眼里，非互惠关系当然是一种没必要的进化了。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
简单来说，不是。经济学看起来像一门科学，而且也声称自己是科学——不但研究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数学工具，还每年给自己发一次诺贝尔奖——但是它仍然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并没有把自己建立在基底学科上（在这里是指生物学）。这对经济学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经济活动的各种模型必须建立在个体意愿的概念上，即个体希望去最大化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经济学在这里玩了个把戏。人们想要最大化的是“效用”（utility），那么到底什么是效用？哦，任何人们希望最大限度发挥的对象都能被称为效用，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希望最大化的对象是金钱，有些人是食物，而在另一些人眼中性比食物和金钱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借用“优先功能”（preference function）来告诉我们哪一种效用要比其他效用更优先。这一点必须要通过实证才能得到确定，因为经济学本身无法给出理论解释个体会怎样给这些效用进行排序。不过从一开始，通过测量的手段来穷尽所有场景中的优先功能就是不可能的，他们连一个个体都测不清楚，更不用说整个群体了。
事实证明生物学能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来准确解释“效用”（尽管生物学把真相搞错了100多年），这套理论是基于达尔文繁殖成效的概念。如果你想谈论什么东西能对一个活体起到效用（也就是有益），那么最好搞清楚其实你在说的是个体的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也就是其后代的存活数以及对亲属的繁殖成效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随着亲缘关系的逐渐疏远，这种影响的效果会越来越稀薄。在很多情况下，尽管经济学会进一步精确这个概念（比起光用繁殖成效进行解释），但是也不会带来什么根本改变。而如果在忽略其他科学知识的前提下，经济学还一味想要建立起一门科学来，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在第1章就已经看到，经济学经常暗示说市场的力量最终能抵消社会和经济系统中欺骗带来的损失，但是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知道这是不对的，从生物学的理论来看就更不现实了。只有因为贪婪的企业执着于虚假经济理论把全世界都拖下经济衰退的漩涡后，经济学因为与真正科学的脱节导致的种种矛盾才最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造成这种错误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模糊了“效用”的概念，经济学既用它来指个体行为对自身的效用，又可以指对他人甚至整个群体的效用。经济学家老是把这两种效用看作完全一致的，他们认为个体给自身带来效用（未定义）的行为往往也会给群体带来好处（也就是说带来普遍效用），所以经济学家们完全看不到不加限制地追求个体效用有可能给整个群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众所周知，这在生物学当中是个谬论，而且已经被好几百个例子证明了。我们也无法预知某两种效用可以完全一致，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最近经济学竭力和科学靠边的努力中，产生了一门和心理学交叉的学科，叫作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并且很受欢迎。但是和往常一样，经济学家们拒绝采纳进化的相关理论，尽管他们根本就是在按进化的思路进行研究。这些经济学家在用进化的理论对经济行为做出解释的同时，却经常做出一些非常反逻辑的假设。比方说，他们最近犯的一个错误（而且是发表在那些顶级的期刊上）就是假设我们对行为会发生主动进化以适应人为的经济活动。
他们的说法离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先来回忆下第2章提到过的最后通牒博弈，人们通常会拒绝匿名的对方不公平的分钱方法（比如说，他八我二），尽管这么做会让他们一毛钱都得不到。因此这场博弈测量的是我们的公平感：为了惩罚那些对我们不公平的人，我们多大程度上宁愿自己遭受损失呢？但是有一帮经济学家（而且他们为了所谓严谨起见还请来了几个人类学家）却得出了人们会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们为了适应实验室的情形而具体进化了，或者说，我们在完全匿名的交换行为中宁愿遭受损失也要惩罚对我们不公平的人的这种行为，是为适应这个具体情境的进化结果，这种一次性的交换行为不会给参与者带来好处，但是却会使整个群体受益，所以群体再一次地被放到了个体之上。可这不就相当于说恐惧心情是我们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专门进化出来的吗？几百年来，生物学家们都把各种活体带进实验室研究它们的各种性状，但是没人会把性状各种复杂的功能简单地说成是为了适应实验室条件进化出来的。
一位近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在思考为什么他完备的理论无法充分预测2008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当然一部分的原因在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它所涉及的因素太多，而作为无数人活动总和的最终经济结果在复杂程度上也不逊于天气变化，所以非常难准确预测。而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失败的原因还在于太痴迷于构建优美的数学模型以致于忽略了现实。这当然是问题之一，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提到他最不该忽略的现实，一个30年来都近在他眼前的现实——那就是生物学的现实，特别是进化理论。如果30年前经济学家就能利用生物学中关于自我利益部分的理论来构建关于效用的经济学理论的话——忘记优美的数学，把目光放到相关意义上的数学吧——也许我们就能更早抛弃一些不切实际的经济理论的妄想了，比如说存在一些内置的反欺骗机制能够及时帮助我们免受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欲望没有底线的人造成的伤害。
当一门学科假装自己是科学的时候，它在评估真理的时候也是非常靠不住脚的。来看看过去50年间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吧，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常建议发展中国家向外国商品开放市场，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减少宏观层面的限制。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照做却失败后，世界银行又把原因简单归结为：“我们的建议是好的，只不过你没有认真照做。”照着程序来做才不会遇到风险哦。
文化人类学
在20世纪70年代悲剧性地朝“左”转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那之前，这个领域的名字是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研究的对象是各种人类社会行为形式，特别是不同文化和族裔的形式。社会人类学应该和研究人类化石和文物的物质人类学联手。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生物学中突然间衍生出了非常有力的社会学理论，然后有许多话题第一次得到了严肃探讨：血缘关系理论，包括亲代/子代关系，相对亲代投资，还有性别差异的进化，性别比例，互惠利他主义及公平感，等等。当时社会人类学家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接受并掌握新的研究结果，然后以全新的提纲来重写自己的领域，或者说拒绝接受新研究，并且死守自己的领域（实际上他们选择了后者）。就像一句话说的，“在面临改变思路或证明不需要做改变这两个选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马上忙着去找证据了。”在学术界当中尤其如此。
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你会遇到怎样的困境呢？你花了20年来掌握社会人类学，同时完全忽略了生物学，但是现在你又必须面临选择：承认并接受生物学（很痛苦），并且再花三年迎头赶上（难以想象），最后和那些比你年轻20岁并且经过了更好学术训练的同行比拼（不太可能）——或者继续驾着社会人类学这匹瘸腿的老马前进直到她流干最后一滴血？就算是在物理学领域，人们都普遍承认这个学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彻底的颠覆为前提——只有旧学说的彻底死亡才能改变人们的想法。但请注意，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折中的做法，他们可能会说：“我不会去学那套新东西，因为已经太晚了，但我会保证让我的学生们去学一些生物学中有用的新理论（他们还可以教教我呢），同时我会继续自己的研究方向。”全然的排斥难道不正散发出自欺的臭气吗？彻底否定当然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却会带来滚雪球般的损失，现在这些损失已经影响到了第三代学者，他们中间已掀起新一轮对生物学的排斥。
当然，社会人类学家们迎难而上，甚至把自己的学科更名为“文化人类学”以更明确地排除了和生物学的关系。现在我们不再是社会有机体，而是一个文化有机体。这么做是出于道德的考虑。从生物的角度思考会引出生物决定论（指的是基因会影响人类生活），进而催生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同性恋歧视主义和其他令人生厌的“主义”。仿佛提及自然选择就像在暗示基因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和效用，但是按照前面说的道德上的考虑，在社会学中提到基因是不对的。因此全新的社会学理论必须要建立在排除了生物学毒瘤的基础上，但是这种“毒瘤”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基因的确存在于社会生活层面，它们会影响到社会性状，自然选择会改变它们的相对频率，并且由此产生种种有意义的模式）。一旦把生物学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那还能剩下什么？话语。当然指的不是单纯的词语，毕竟语言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而是指能迷惑人的学术论述，你因为这些学术语言而产生了偏见，真正的科学在你眼里却沦为了众多思考中的任意一种罢了。
这么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35年间无法将社会人类学和物质人类学结合到一起，时间被白白浪费了，而且还会继续蹉跎下去。真正的强者乐于接受全新的观念并且化为己用。弱者却从这些观念面前逃开，并且还经常进入离奇的思想状态，比如相信语言具有主宰现实的力量，认为某些社会构建体（social construct），比如男女之分会比基因进化3亿年而分化出的雌雄之别更加稳固——这实际上只是因为这些学者完全忽略了现实，以为通过咬文嚼字的方式就能研究好这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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