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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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为什么，你就要给我两千里拉。想知道吗？”
“不不。”卡洛伸出手，利落地抓过钞票。接着他耸了耸肩。“先是拉比，现在又是早就下了地狱的埃策希尔?科恩。好吧，我是个导游，对不对？所以，现在跟我来。”
他带领诺亚在迷宫般的小巷间穿行，这里离犹太教会堂不远，周围环绕着石墙遗迹。走出这片被石墙围绕的区域便置身子住宅区，岁月洗去涂抹在外面的颜料，露出里面的砖墙。不过屋主们似乎都很以自己的房子为荣，几乎每扇窗边都放着盆栽鲜花或绿植。阶梯边、石头院子里，随处可见家庭主妇拿着刷子和桶，擦洗石墙或砖墙。周围的小巷里挤满了小店铺，传来忙碌的嘈杂声。
诺亚终于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意识到这里是犹太人居住区，而自己此时正站在一片古迹前。迄今为止，这个词在他的世界里除了丑陋没有其他任何意义。他知道，震撼源于那堵墙。墙上没有门，但如今已没人阻止你翻越过去，不过若让他来说，他更希望把这堵墙推倒。
罗马真是个诡异的地方。无论你去哪里，都会看到残酷的历史留下的痕迹，纪念那些惨遭迫害的人。比如这堵墙、地下坟墓、为殉道者修建的教堂、罗马斗兽场——他们无处不在，让你无处可逃。
卡洛最终带他来到一家肉铺——根据店名推测，店主应该叫维托?利维。这位屠夫是个壮硕的灰发男人，站在齐胸高的大理石柜台后面，一边砍肉，一边和一位枯瘦的老妇人斗嘴。老妇人的头上裹着披肩，手里拎着好几个袋子，等着她要的肉。卡洛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还挥舞着砍肉的刀，突然，他把刀扔到桌上，绕过柜台朝诺亚走来，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那个老妇人也跟了过来，锐利的小眼睛因为感兴趣而闪着光，受到她的召唤，一瞬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埃策希尔?科恩已经死了二十年了，诺亚想，但他的名字还活在这一带。
他并不介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件事。作为一位年轻的巡警，他早已从日常巡逻中学会不要轻易驱散事故或犯罪现场的围观群众；因为人群中很可能有人的话值得一听。现在，他就被热烈的讨论包围着，关于埃策希尔?科恩，在场的每个人都有话说。
借助卡洛的翻译，他先询问了屠夫利维，接着和每一个愿意提供信息的人交谈。慢慢的，埃策希尔?科恩这个人及他所犯下的罪行渐渐呈现出来。利维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时间、地点和事件。
屠夫很了解埃策希尔?科恩，并且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信任他，因为在诚信方面，医生的声誉无人能及。他是个伟大的医生，尊重科学的人；同时也是上帝之子，虔诚的信徒。每天早晨他都会绑好护符，念诵祷词，每个安息日他都会去犹太教会堂。除了温柔的一面，他还是个骄傲、自负的男人，若有不满他会当着你的面辱骂你。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诚实，不过作为一个全世界最诚实的人，难免有时会有些过分。要问这世上谁永远都不会和真相妥协，那就是埃策希尔?科恩了。你可以相信他，但可能不喜欢他，因为他在这方面太极端了。
结果，就是这个值得信任的人成了叛徒。经历数年，人们终于学会忍受墨索里尼的统治，然而，德军入侵罗马再次唤醒那一代人身体里的反抗意识。破坏和间谍活动，秘密印刷并在民间散发的传单，告知大众墨索里尼及他的军队的真正意图。大多数人选择了放弃，但屠夫维托?利维及一小批人，他们赌上一切，仍在继续秘密活动。犹太人纷纷遭到驱逐，他们被货车运到纳粹集中营等待屠杀。除了加入附近的非犹太人反抗军，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问他，”诺亚对卡洛说，“埃策希尔?科恩是不是反抗军的一员？”卡洛刚把这个问题翻译出来，屠夫就摇了摇头。
医生只来过一次，是被叫来诊治病人的。反抗军的三位首领设法从山里突进罗马，提供指导，帮忙组织运动。他们藏身于台伯河岸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和犹太人区隔河对望，其中一名首领伤得很严重。医生的儿子，当时还只是个小男孩，最多十五岁，是游击队的通讯员。他带着父亲来照料那位受伤的首领，接着，没过多久，那三个人就被德军抓获了。他们被诚实、高尚、正直的埃策希尔?科恩出卖了。
“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诺亚对卡洛说，“他认罪了？”
事发时根本不需要认罪，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他手上就拿着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的公文箱，有这一点就够了。
诺亚无声地咒骂着冗长的翻译。卡洛?皮佩尔诺非常享受翻译这个角色，并且努力让自己发挥最大的效用。他费了好大的劲说明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是谁、做了什么。
这位陆军少校是驻扎在台伯河的德军装甲部队统帅。但和其他德国军官不同，冯?格鲁博纳狡猾得像只狐狸，他举止优雅，左右逢源。其他军官枪不离手，他则整日拿着公文箱，一个有着帅气金饰——一只标志他那伟大家族的双头鹰——的黑色皮箱。箱子里装着钱，一卷一卷的钱，一包一包的里拉，全是钱，一看就知道总数不菲。
平心而论，冯?格鲁博纳是个勇气与智慧兼具的人。他总是独来独往，看不起那些保镖常伴左右的人。他手上提着一箱钱，嘴上挂着微笑，自信满满地招摇过市。
“说白了，”他会这么说，“我们都是生意人，你和我。我们都追求实际，讨厌麻烦。把制造麻烦的人清除，一切就都好了，对不对？哦，我就是来做生意的，看看这些钱，很美吧？你们要做的不过是开个价，再告诉我那些麻烦制造者在哪儿，大家都开心。开个价，就这么简单。”
然后他会在你面前打开那个箱子，让你看到那些钱，告诉你这些钱都可以给你。那不单是钱，更是命。你可以在物资紧缺的日子用这些钱买些救命的食物，也可以为你的妻儿买个暂时避难所，可以再安全地多活一天。那就是命啊。每个人都想活下去，而生的希望就装在那个有双头鹰金饰的黑色小皮箱里。
但只有一个人屈服于诱惑。三名游击队员被捕后的第二天，有人看到埃策希尔?科恩拿着那个箱子在小巷里狂奔，像个被猎狗追赶的兔子。只有埃策希尔?科恩，这个虔诚、高贵、骄傲的男人屈服了，不久他就为背叛献出了生命。
维托?利维所说的话需要翻译，话中所带的情绪可不需要。还有围在诺亚身边的人群，全都安静地看着他，他们的感受无须用语言表达。但对警探诺亚?弗里曼来说，这个故事还不够完整，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大多数人相信的不一定是真相，他需要证据，证据更能说明问题。
“问问他们，”诺亚对卡洛说，“谁看到埃策希尔?科恩拿着那个箱子了？”卡洛话音刚落，利维就竖起大拇指，狠狠地戳了戳自己的胸膛，然后环顾四周，指了指站在人群外围的一个男人，男人举起一只手，站在他旁边的一位妇女也举起手，接着又有人举起了手。
三位目击证人，四位，五位。足够了，诺亚想询问每一个人。完成这个有些难度，在卡洛的帮助下，诺亚凭借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他们都住在门廊街，那天晚上很热，闷热得睡不着觉。于是他们全都靠在窗边，所以看到医生在下面的街道上朝马切罗广场狂奔，胳膊下面夹着那个皮箱。不是他的医药箱吗？不不，是那个有金色双头鹰的。他们看到了医生带着沾满血的钱，并愿意以后代的生命发誓没有撒谎。
午休时间，诺亚得到了艾尔菲拉夫人的许可，以出去走走为名，拉着罗珊娜来到纳沃纳广场的一家咖啡厅。借着一杯金巴利酒，他将调查结果对她娓娓道来。
“目击证人。”她尖刻地说，“你觉得目击证人说的都是事实吗？”
“至少那些人说的是实话。不过有时事情并不像你看到的那样，真相与所见之间存在差异。”
“那你怎么发现其中的差异？”
“通过问更多的问题。比如，你父亲住在犹太人区吗？”
“战时确实住在那里。”
“根据我的街区地图显示，马切罗广场在犹太人区外面。他为什么要抱着箱子往那儿跑，放回家不是更安全吗？更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不把钱转移到其他工具里，偏要拿着那个人尽皆知的箱子？还有，给他钱的人为什么要连同箱子一起给，那应该是件私人物品吧。如果你公正地看待这件事，就会发现还有许多疑点。”
“所以你的想法是……”
“我没有任何想法。首先，我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为这起不合理的事件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有一个人可以帮上我的忙。”
“谁？”
“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本人。”
“可你怎么找到他呢？那件事过去这么久了，他可能已经死了。”
“也可能没死。而只要他没死，就会有办法找到他。”
“可这必然很麻烦，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诺亚心里，此时她看他的眼神已足够让他甘愿付出时间和精力。两人四目相接时她脸红了，这表明她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这种事我在行。”他说，“再说，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发挥专业能力。”
“你不准备回警局继续工作了吗？可你是个很棒的警探，真的，你不觉得吗？”
“哦，我很棒，还很诚实，”他说，“尽管大众舆论不这么觉得。”
“别这么说，”她生气地反驳，“你很诚实，我知道。”
“真的吗？哦，那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观点一致。不管怎样，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冯?格鲁博纳在哪儿——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之后咱们再看。对了，你知道事件发生当天的日期吗？有人看到你父亲拿着箱子的那天。”
“知道。那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我不可能忘记这个日子，弗里曼先生。”
“诺亚。”
“当然，”罗珊娜说，“诺亚。”
02
把她送回家庭旅馆后，诺亚径直去了警察总署。他用自己的警官证做通关门卡，叫开了警局的大门，最终得以和蓬齐亚尼警监私下密谈。这位温文尔雅的英俊男人听埃策希尔?科恩的故事听得入了迷，之后他冲诺亚滑稽地扬了扬眉毛。
“你对此事感兴趣？”
“完全是个人兴趣。其实我都不确定是否有权来麻烦你。”诺亚耸了耸肩，“不过我觉得来军方或政府机构能避免那些程序……”
警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别管那些没用的军方规定和政府机构的繁文缛节。“不不，你来这儿算来对了。咱们是同行，不是吗，先生？我们就像兄弟，因此，如果你能告诉我有关这位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的所有信息，我可以和德军联系，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有关他的消息，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知道。”
“不久”意味着接连几日的等待，诺亚看得出来，这几天罗珊娜过得很痛苦。每过完一天，她的紧张便增加一分，也更期待他给出肯定的回答。可是，要找到这个德国人谈何容易？远隔万里，况且他很可能故意躲藏起来，不让别人找到。即使奇迹发生，他们找到了他，要怎么开口询问呢？他会不会告诉他们她父亲确实有罪？
“有这个可能，”诺亚边说边怜惜地抓着她的手，“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不会的！不，不会的。”她激动地反驳，接着又没那么确信了，“他有可能撒谎，对不对？你知道的，他确实有可能撒谎。”她的话让诺亚战栗，罗珊娜太紧张了，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就像一个迷路了的孩子——这一切让他不禁怀疑自己试图拯救埃策希尔?科恩灵魂的举动是不是太过分、太冒险了。一旦失败，事态会急转直下。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已带着一半兴奋和一半悲哀的心情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姑娘。而能否赢得芳心似乎完全仰赖他能不能帮她父亲洗清名誉。真的有可能像罗珊娜说的那样，埃策希尔?科恩的灵魂还在台伯河岸边徘徊，等待安息吗？要是这一天永远等不来怎么办？
当艾尔菲拉夫人说有警局打来找他的电话时，诺亚几近虔诚地接过了听筒。
“是我。”他说。
蓬齐亚尼警监言简意赅地说，“哦，弗里曼先生，有关冯?格鲁博纳陆军少校的事越来越奇怪了。你能来我办公室一趟吗，我想你和聊聊。”
在警监办公室，蓬齐亚尼开门见山道：“那件不愉快的事件确实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没错吧？”
“没错。”诺亚回答。
“这些，”警监边说边伸出一根手指，轻敲面前的一沓文件，“是德国当局提供的有关时属驻罗马装甲部队陆军少校阿洛伊斯?冯?格鲁博纳的报告。据这份报告记载，他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抛下部队，携巨额军饷潜逃，至此销声匿迹、人间蒸发。”
警监靠回椅背，冲着诺亚微笑。“有意思，是不是？非常有意思。你怎么看？”
“他没有抛下部队，”诺亚说，“也没有潜逃。巨额军饷被埃策希尔?科恩拿到了。”
“我也这么认为。我强烈怀疑这位军官被谋杀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或许说暗杀更贴切——然后钱被拿走了。”
“可是尸体呢？”诺亚说，“当局没有以遭到谋杀为由搜寻他的尸体吗？”
“搜寻了。不过这位冯?格鲁博纳陆军上校，似乎有些——”警监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画圈，寻找着合适的词语，“——有些不太好的人品问题。有挪用公款和造假的不良记录，这些历史足以让他的上司在他失踪后首先怀疑他有什么阴谋。我猜测当时的搜寻只是做做样子。我想，要是他们注意一下台伯河底——”
“你觉得他的尸体在河底？”
“河底，或者某个地下室下面，又或者某个黑暗墙角的深坑里。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弗里曼先生。像埃策希尔?科恩医生那样的人，不太可能单枪匹马完成暗杀、抢劫和处理尸体。况且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并不是个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没错，但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猜测。猜测无法浇熄人们的怒火。我非常担心你的调查将无疾而终，或者以不太愉快的方式结束。”
诺亚摇了摇头，说道：“那个装满钱的公文箱，我听说埃策希尔?科恩被游击队员打死，之后尸体一直躺在马切罗广场上，但没人看到那个公文箱。公文箱呢？”
警监耸了耸肩。“被开枪的人拿走了啊，显而易见。”
“如果有人拿走了它，为什么后来再没有人看到了？甚至没人提起——战后安全期也没人提及——那笔原本想用来对付反抗军却反而被反抗军所用的钱。可你不觉得这种事本应是很好的笑谈——乡野趣事，流传于民间吗？”
“可能吧。但这些依旧只是猜测。”
“反正我无论如何都会调查到底，我决定就从这一点开始。”
“你真是个执著的人，弗里曼先生。”警监摇了摇头，有些勉强地赞美道，“好吧，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帮助，直接来找我。真是执著，希望我的手下能有几个像你一样的。”
罗珊娜听完警监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后，便迫不及待地想把整件事公之于众。
“这就是证据，不是吗？”她质询道，“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和我父亲没有半点儿关系，对不对？”
“只有你和我这么想。别忘了那件事：有人看到你父亲拿着那个公文箱。除非能解释这件事，否则任何证据都无法证明他是无辜的。”
“可能他捡到了那个箱子。有这个可能，不是吗？”
“不太可能。”诺亚说，“还有，他干吗拿着它往马切罗广场跑？马切罗广场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你还没去过吗？是一处遗址，像罗马斗兽场那样的，不过要小一点儿。
”
“你现在能带我过去吗？”
“现在不行。在艾尔菲拉夫人回来之前，我不能离开这张桌子。不过那里离得不远，在门廊街，犹太教会堂再过去一点儿。你找三十九号，很好找。”
从家庭旅馆里出来，诺亚碰到了乔治?科恩，他正从一辆卡车上往下卸食材。诺亚猜测他比妹妹年长十岁，是个动作迟缓的大块头，原本不错的体格因为疏于锻炼而松散走形，脸上终年留着胡楂儿。尽管他看起来绵软无力，却举起一扇猪肉扛在肩上，步履轻松地钻进屋里。经过诺亚身边时，他鬼鬼祟祟地看了诺亚一眼，带着一副被打败的表情，诺亚不禁同情起他。罗珊娜被大家对父亲的恨意伤得很深，乔治则完全被摧毁了。现在又出了这件事，那堆古迹能改变什么的希望十分渺茫。
诺亚走过犹太教会堂，轻松地找到了门廊街，然后站在写着三十九号的建筑前迷茫地环顾四周。这里看不到半点儿罗马斗兽场那种遗迹的样子——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三十九号就是一幢破旧的公寓楼，类似曼哈顿旧城区里的那种。
他研究着门铃边的住户姓名，好像这里藏着谜底似的，然后窥视里面铺着地砖的走廊。恰好一位抱着小孩的丰满女士走过，诺亚忙冲她微笑。
“马切罗广场，”他疑惑地问道，“在哪儿？”
她回以微笑，说了些听不懂的话，看到诺亚摇头，她举起一只手画了个圈。
“哦，在后面。”诺亚说，“谢谢。谢谢。”
确实在后面。而且，诺亚觉得这里是在这座不可思议的城市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观之一。正如罗珊娜所描述的那样，马切罗广场，这处冷峻的灰色遗迹，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罗马斗兽场。但里面建有公寓楼，因此只有在高处才能看到半圆形的遗址全貌。
石墙、圆柱，以及高耸的拱门，确实都是古罗马遗迹。但从外面看却是幢公寓楼，欺骗了每个驻足观望的人。诺亚发现，连这幢古老建筑的最上层都派上了用场——被贴上砖，开了窗户，好几个窗户里还透出灯光。有人住在里面。他们从大街上回来，走过铺着地砖的走廊，爬上几段楼梯，走进墙面是由帝国奴隶在两千年前打造的厨房或卧室。难以置信，此时它就在面前。
建筑物外是一圈广阔的空地，布满碎石和杂草。一群小男孩在空地上踢足球，足球在他们脚下灵活地传来传去。大理石圆柱已经有一半陷入地下，妇女们坐在上面，轻晃着婴儿车。不远处，有位干瘪的老太婆正把肉块平铺在报纸上，几只猫——典型的吃得太多、长得又难看的罗马猫——眼馋地围着报纸转，等待开饭的信号。
诺亚试着幻想二十年前，当埃策希尔?科恩拿着那个有双头鹰的公文箱跑过黑漆漆的这一带时的景象。他来这儿肯定是有原因的，被什么事情拖住了，直到来复仇的游击队员找到并杀死了他。可会是什么事情呢？又与谁有关呢？肯定不会是公寓楼里的人，因为这一侧似乎没有入口。
相当于一楼的位置有一排拱门，实际上，这是原来通往马切罗广场内部竞技场的门。每一道拱门上都装有巨大的金属门，能看到门里有个砖砌的小洞穴，但无论如何都进不去。门旁边是圆柱残骸，以及穿着长袍、脑袋或手臂呈现出不同损毁状态的人像，这时刮过一阵风，卷起一片脏兮兮的纸片。只有一处遭人遗忘的洞穴中有人的迹象，大理石块上堆着书包、外套和毛衣，很显然是外面那几个踢足球的小伙子的东西，放在这里是安全起见。
安全起见。诺亚怀着越来越兴奋的心情研究起紧闭的大门。大门从地面直抵拱顶，金属门把挨得很近，即便是小孩也很难从中间钻进去。门锁又大又结实，上面附着一层厚厚的铁锈，连接门锁的链条粗重得堪比锚链。无论从下面钻、翻越还是穿过去都是天方夜谭——但那几个小伙子办到了。魔法。二十年前的那个七月的夜晚，会不会也有人动用了魔法？
听到诺亚的召唤，小伙子们磨蹭了一会儿，这才小心翼翼地走到门边。诺亚费尽心思，想用手势讲明白自己的伺题，但最终还是用一包烟和一把硬币换来了一次现场示范。
其中一个小男孩露齿一笑，双手抓住门把手，稍稍用了些力把门把手拉了起来，直到拉成水平状。现在这扇门只有上方的十字门闩挡着了。男孩把十字门闩拨到一边，然后从中间的空当钻了进去。接着又钻回来，把门闩搬回原位，伸出手要烟。
在《日常意大利语》的帮助下，诺亚开始询问这群小孩。这些门锁上多久了？男孩们抓了抓脑袋，面面相觑。很久了，他们记事以前就在了，甚至在他们父亲记事以前就在。真的很久了。
那这个门把是什么时候松动的，帮助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自由进出？答案一样。住在附近的所有男孩都知道，他们的父亲也知道。
还有其他的门能进去吗？没有，只有这一个。好门。
诺亚用空着的双手赶走了男孩们——没有香烟，也没有硬币了——然后坐在一半陷入地下的圆柱上，旁边是晃着婴儿车的妇女，等待着。男孩们还没走，他们又踢了会儿足球，才带着东西离开了。不管怎么说，终于走了。接着，诺亚用新学到的秘密方法钻进那扇门，以专业方式慢慢地搜查背后那片昏暗之地。
他顾不上自己的手和衣服，小心地拂去碎纸片，摸索大理石块之间、下面，以及周围破碎的雕像。在洞穴的最深处，他刚清理完碎纸片就发现有一块地方非常干净。从墙角开始，诺亚双膝着地，一寸一寸往前挪，手指轻轻地来回探寻身子周围。这时他的指尖在坚硬的地面上碰到一处凹陷，微弱得几乎察觉不到。尽管这里的空气冰冷刺骨，他却开始出汗，不得不抽出手帕擦了擦眉毛。
他的指尖继续沿着凹陷处摸索，前进，拐弯，最终画出一个长方形，宽度刚好够躺下一个男人。记得有一次，执行任务时，诺亚?弗里曼警探曾在博朗克斯一座小棚屋外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发现过类似的长方形，后来他在下面发现了想要的东西。他知道，若在马切罗广场的这里挖个洞，里面的东西也一定不会让他失望。他恨不得马上拿来工具自己动手挖开，而且这本就是警察的工作。不过他及时想到，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目击证人，见证所有碎片拼到一起的那一刻……
03
诺亚先去找到拉比，没多解释，只说有件紧急的事要让他当证人，然后两人一起回到艾尔菲拉家庭旅馆。一路上急匆匆地走街串巷，气喘吁吁。罗珊娜坐在前台，看到诺亚脏兮兮的双手，以及脸上一道一道的污迹和汗渍不由得警觉起来。看到拉比，她则连个招呼都没打，拉比是她的敌人，是不相信埃策希尔?科恩的一分子。她的眼里只有诺亚。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没有。听着，罗珊娜，你跟乔治提过冯?格鲁博纳的事吗？我去找警局警监的事？”
“没有。”
“很好。他现在人在哪儿？”
“乔治？我想应该在厨房。可是为什么？怎么了——？”
“你跟着一起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你不能说话，一个字都不行，明白吗？只管听我说。”
乔治正在厨房里无精打采地拖着地，看到有人进来他站住了，不解地看着他们。现在正是时候，诺亚寻思，必须马上迅速而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件事，否则将永远错过机会。
“乔治，”他说，“我有事要跟你说，是好消息，你父亲没有出卖任何人。”
迷蒙的双眼中闪过一丝愤怒。“我知道，先生。这关你什么事？”
“他没出卖过任何人，乔治，但你做了。”
罗珊娜倒吸一口气。乔治可怜地晃了晃脑袋。“听听他都在说什么！够了，先生。够了。我还要工作。”
“那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诺亚无情地继续道，“当你父亲把付给你的钱拿走后，你为了拿回钱追了出去，并杀死了他。”
诺亚欣喜地看到，乔治并没被这项离谱的指控吓到，正相反，他似乎从中获得了力量。就是这样，诺亚想，这样才能引诱自以为安全的猎物一点一点靠近陷阱。不过这可苦了罗珊娜，她看看指控人，又看看被告，看起来随时有可能崩溃。拉比也愣住了，恐惧地看着这一幕。
乔治面向他们。“你们听见他在说什么了吗？”他质询道，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弄，“现在我成了杀人犯。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有目击证人。”诺亚轻飘飘地说道。
“哦，当然，有目击证人。那么，目击证人是谁，先生？”
“那个人刚刚向警方揭发一切事实，他们马上就会带他来这里，让他指认凶手。他就是冯?格鲁博纳陆军上校。”
“这真是天大的谎话！”乔治得意扬扬地说，“他已经死了，那个人！死了，埋起来了，听到了吗？所以你说的这些——”
猎物落进陷阱了。有些会为重获自由奋力反抗，甚至不惜切断一条腿也要逃出来；有些则在陷阱闭合的瞬间彻底崩溃，变成一堆颤抖着等待死亡的肉块。在诺亚看来，乔治无疑是后一种。他马上没了声音，下巴低垂，脸色苍白。紧握的拖布啪嗒一声掉到了地上。罗珊娜朝他走近了一步，不过被诺亚抱住了，没让她再靠近。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乔治？”她质问道，“听听，死了，埋起来了——你怎么知道的？没人知道，为什么只有你知道？”
面前的男人身子晃了晃，无力地靠在墙上。
“你杀死冯?格鲁博纳并拿走了他的钱，”诺亚说道，“你父亲想把钱处理掉的时候被游击队员抓到，以叛徒的罪名射杀了，当时你就在旁边，却没有说出真相。换句话说，你是帮凶，不是吗？自他死后，你便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对不对？”
“乔治！”罗珊娜哭喊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真相？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诺亚答道，“这样一来，人们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叛徒了。那些钱是你出卖情报换来的，对不对，乔治？”
回答声仿佛呻吟。“对。”
“你？”罗珊娜难以置信地反问，双眼紧盯着哥哥，“是你？”
“可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办呢？他找到我，那个德国人，说他知道我和反抗军在一起，如果我不告诉他他们藏在哪儿，就杀死我。但如果我说出来，不仅不会死，还能得到奖赏。”
说完，这具如破损不堪的巨大船只般的躯体突然向罗珊娜袭来，同时双臂乱晃。不过被诺亚挡住了。“你为什么要杀死冯?格鲁博纳？”
“因为他骗了我。那些人被发现后，我去找他要钱，他冲我大笑，说我必须告诉他其他人在哪儿，告诉他所有情报他才会给钱。于是我杀死了他。趁他转身，我拿起一块石头猛砸他的脑袋，一下又一下，直到把他砸死。然后我把他埋在那扇只有当地男孩才知道怎么进去的门里，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但你拿走了那个装满钱的公文箱。”
“是的，但我交给了父亲，并对他坦白了一切。毫无隐瞒，我发誓。我希望他打我，甚至杀了我，如果这样做能弥补过错的话。但他没有。他只知道要把钱还回去，他太看重信用了！结果因此而死。他简直讲究信用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世上还有谁会把钱还给一个死人？”
乔治双腿一软跪了下去，用拳头一下一下地捶着地面。“还有谁？”他咆哮着，“还有谁？”
拉比无助地看着诺亚，痛苦地说：“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我们怎能因为一个孩子犯下的错而判他有罪呢？”接着，他困惑地问道，“还有，那些血腥钱呢？埃策希尔?科恩是怎么处理的？现在在哪儿呢？”
“我想你马上就能知道了。”诺亚说。
04
加上赶来的蓬齐亚尼警监和他的手下，诺亚召集来的人此时都聚在马切罗广场那扇门前。大家都来了，拉比和卖明信片的卡洛?皮佩尔诺，屠夫维托?拉维，以及把名字刻在家庭旅馆大门上的东道主。还有住在马切罗广场的人，他们想知道自己家下面到底有什么，放学经过的学生们也围过来凑热闹。
能看出警监很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带来两队强壮又年轻的卡宾枪骑兵⑦，一队负责挖掘工作，一队控制激动的群众。
唯独不见乔治。他躺在台伯岛上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脸冲着墙。医生说他想死，但他还不能死。他会活下去，并在别人的帮助下不再荒废剩下的时日。很可能就在医院帮帮忙，工作能帮助不幸的他重获信心，觉得自己有用。医生会选择合适的时机这么做的。
诺亚看着警察砸碎门锁，打开大门，锈迹斑斑的锁链发出沉闷的声响。诺亚一手环着罗珊娜的腰，把她往自己身边拉近了一点，稍微离开越挤越近的人群。这一切都是她的功劳，他想。是她的信仰移走了大山，同时影响了他，现在作为一个拥有坚毅信念的人，他不再害怕回家，不怕去面对那些愤世嫉俗的批判者。支撑你的不是大多数人的信赖，而是一个人永不改变的信任。
警察打开照明灯，照亮了门后的地下洞穴。他们先检查了一下地面，然后小心地挥动着铲子，警监一边在一旁徘徊观察，一边发号施令。
“小心，”他说，“慢慢来，慢慢来。”
挖出的泥土在墙边堆成一座小山，接着警察们放下铁铲，跪在坑边一把一把地往外刨土。渐渐的，一具枯骨呈现在众人面前，颅骨粉碎，身子上套着破破烂烂的军装。
然后，在探照灯刺眼的灯光下，诺亚发现这具尸体己不是第一次被挖出来了。骨骸的前胸处放着一只已经腐坏的小皮箱，上面有一只黑糊糊的双头鹰。箱子早就散架了，里面的钱黏成一团，看起来更像土渣，不过还是能辨认出之前是什么。二十年前，埃策希尔?科恩挖出刚刚埋下的阿洛伊斯?冯?格鲁博纳陆军少校，把钱还给了他。现在他站在这里，幻想当时的场景。
拉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的，唤醒了诺亚。然后不断传来更多的声音，最终所有声音汇成低沉、绵长的祈祷。诺亚觉得这串祈祷比最古老的罗马遗址还要久远。这是卡迪什——犹太人对死者的祈祷，祈求埃策希尔?科恩能入天堂，从此安息。
注释：
①台伯河(Tiber)是意大利第三长河，罗马位于河口以上二十五公里的东岸，台伯河也因为罗马提供水源而闻名于世。
②《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于一九六零年指导拍摄的电影。
③罗马最大的巴洛克风格喷泉，吸引大批游客在喷泉前许愿。
④《托斯卡》（Tosca），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三幕歌剧，故事发生的背景在罗马。
⑤Shalom，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希伯来语，意为平安，你好，是犹太人日用的祝福语。
⑥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⑦卡宾枪骑兵是意大利共和国现时的国家宪兵，主要职责包括管理军队及协同意大利警察维持社会治安。
生死之际
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存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能由坐在纺车边、一边纺织命运丝线一边咕咕哝哝、浅吟低唱的命运三女神①选中；或者，可能由虽然运转缓慢，但无时无刻不在转动的上帝的命运之轮决定。那一天可晴可雨，或暖或寒，很可能已经降临，我们却不自知，甚至要靠日后回想才有所察觉。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而如果结果令人悲伤，倒不如不去回想探究。你会发现任何事都会伤人，并且是无谓的伤害，因为事到如今，尘埃落定，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发觉这里存在逻辑解释不通的地方，接近神秘主义。当然，这一观点会引来时髦的驱魔人或拿着水晶球唬人的半吊子的耻笑，而那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社会工作者会用独特的专业术语告诉你，他们相信有办法控制决定时间、地点、事件——每个人必然面对的那一天——的背后力量。但他们都错了。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都是事后才明白。
具体到这起案子——“案子”这个词用在这里十分恰当——是关于一个我三十五年未见的男人被谋杀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确切地说，是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傍晚，在布鲁克林的大街上。那天之后我们便各奔东西，从此没再见过面。
那时我们都才十二岁，我会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是因为第二天我们全家就搬去曼哈顿了。那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怕的是，日后我仍清楚地记得道别时的场景，以及最后说的话。现在我明白了，那一天正是那个男孩的“命运日”。生死之际，正如人们常说的——尽管那枚要命的子弹三十五年后才爆炸。
我是从报纸的头版头条得知这起谋杀案的，当时我妻子正一边看那份报纸一边吃早餐。她举着报纸，尽管有部分折叠，但没遮住头版刊登的恶心照片，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倒在车内驾驶座上，满脸鲜血，双目圆睁，嘴巴微张，保留着与恐怖暴虐的死亡相抗争时的样子。
这幅照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耸人听闻的标题——球拍店老板遭枪击身亡——也一样。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吃吐司喝咖啡的时候是不是该看些更让人开心的。
接着，我的视线被图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吸引，惊讶得差点儿把咖啡杯扔了。报道称，死者名叫伊格内斯?科瓦奇，布鲁克林区一家球拍店的老板，昨晚……
我从妻子手中抢过报纸，贴近研究那张照片，妻子惊恐地看着我。不会有错的。尽管我上次见到伊格内斯?科瓦奇还是小时候，尽管照片里的他变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死人，但毫无疑问就是他。而最可怕的部分是，看上去他旁边的坐椅上似乎放着一袋高尔夫球杆，这些高尔夫球杆将我的记忆带回到曾经。
妻子的声音又将我唤回现实。“哦，”她温柔地抗议道，“我正看一篇有关沃尔特?温切尔②的报道，看到一半呢……”
我把报纸还给她。“抱歉，看到这张照片让我大受打击。我认识他。”
她的双眼因为感兴趣而亮了起来，发现自己身处——哪怕只是间接关系——某件丑闻的中心。“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
“哦，在我们一家还住在布鲁克林的时候。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妻子又习惯性地挖苦道：“真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小时候还和问题儿童混在一起。”
“他不是什么问题儿童。事实上——”
“别这么较真嘛。”她不在意地冲我温柔一笑，又回到有关沃尔特?温切尔的报道上去了，很明显，那篇报道比我说的话更新鲜刺激。“不管怎样，”她说，“我不会太在意那件事的，亲爱的，毕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确实过去好多年了。那是可以在大马路上踢球的时代；一九三二年，布鲁克林的郊区很少能看到汽车。而贝斯海滩，我们居住的地方，更是郊区中的郊区。对面是格雷夫森德湾，乘电车往东几分钟就是科尼岛，要去戴克高地及其高尔夫球场更是只要往西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这几处之间都隔着还没被房地产开发商发现的荒芜草甸。
因此，正如我所说，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大街上踢球，丝毫不用害怕汽车。黄昏降临时，你可以看着街两边的煤油灯依次点亮，或者躲在位于第八大道的消防站后面，运气好的话，就能看到消防车拉响高声警笛，穿梭在大街上，水管迅速对准着火点，从碾压轮喷嘴中喷出水柱。又或者，运气好的时候，你可以高高跳起，跟着骄傲地划过天际的双翼飞机奔跑。
这些都是我夏日里的活动，和伊格内斯?科瓦奇一起，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邻居。他家是一幢两层楼的木屋，外墙刷着朴素的油漆，和我家差不多。贝斯海滩的大部分房子都这个样，房前有个小花园，房后有个小院子。在我们这个街区唯独一幢例外，位于街角，外形招摇，属于新搬来的罗斯先生。那幢房子很大且外墙刷着白浆，简直是幢大楼，四周是宽阔的草坪，车道尽头是刷了白浆的可容下两辆车的车库。
那条车道引发了我和伊格③的无限遐思。上面不时停着罗斯先生的轿车，一辆灰色的派克，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们。那辆车不单远看漂亮极了，走近看更是壮观得如同火车头，即便只是静静地停在那儿，也能让我们感受到雷鸣般的震撼。后车座外有两个踏脚板，一上一下，方便上车。说实话，就我们所知，这附近还没有哪辆车像派克这么气派。
因此，一旦发现它停在车道上，我们就悄悄靠过去，妄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踏脚板。但我们从未得逞。车边总有人看着，不是罗斯先生本人就是车库另一边的住户。每次都是顺着车道走不到几码，房子里或车库里的人就会推开一扇窗，接着就是嘶吼般的威胁。把我们吓得转身就逃，争先恐后地跑出车道，才能逃离他们的视线。
这种事我们不常做。第一次看到这辆车时我们正在散步，发现它纯属偶然。加上本能地认为邻居们都是好人，因此一开始没能听懂那些恐吓的话。我们就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罗斯先生，直到他突然从窗边消失，接着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把抓住伊格的胳膊。
伊格试图挣脱但徒劳无功。“放开我！”他恐惧地高声尖叫，“我们什么都没做！放开我，否则我会去告诉我爸爸，那你可就惨了！”
罗斯先生似乎不以为然。他不停摇晃着伊格——这并不难办到，在同龄人中伊格也算是又瘦又小的——我则站在原地，仿佛脚下生了根，移动不了分毫。
附近确实住着几个暴躁的邻居，如果我们在他们的房子前面弄出点噪声，他们就会把我们赶走，但从来没有人像罗斯先生这样对待我们。事发时我曾猜测过，大概因为刚来此地，他还不知道这儿的人的行事习惯。如今回想，我认为事实八成就是这样的。然而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这场风波都足够把伊格吓得又哭又叫，同时提醒我们以后再靠近派克时要小心谨慎。但车子的吸引力太大了，慑于罗斯先生的恐怖威胁，我们俩就像两只兔子，在狩猎期横冲直撞。还好幸运女神大部分时候都站在我们这边。
我不希望这些往事给大家留下我们俩曾是坏孩子的印象。对我来说，法律条款非常重要，并且很年轻时就明白对善良、爱好和平，同时腿脚不那么灵光的人——这三点在我身上都有着夸张的体现——来说，最好的生存法则是不越雷池半步。而伊格的缺点是容易冲动、行事鲁莽。他就像水银一样不稳定，不安分，爱搞恶作剧。
那时流行每周最后一天老师对每位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得分重新分配座位——表现最好的学生坐在第一排，次好的坐在第二排，以此类推。我认为据此能最好地描述伊格这个人，他的座位不是在第一排，就是在第六排。大部分学生顶多移动一排；伊格则要么冲到第一排，要么沦为羞耻的第六排，然后下一周星期五又突然爬至顶峰，回到第一排。很明显，科瓦奇先生在知道儿子这种糟糕的情况后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不是身体上的惩罚。我曾问过伊格，他说：“不，他没打我，只对我说别犯傻这类的话，还有，嗯——你知道的——”
我确实知道，因为我猜伊格对父亲科瓦奇先生的态度和我差不多，是近乎狂热的英雄崇拜。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朋友的父亲都“在城里工作”——贝斯海滩居民特有的说法，这意味着一周六天，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第八大道的车站，乘坐布鲁克林—曼哈顿列车前往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科瓦奇先生是个例外，他是贝斯大街有轨电车上的售票员，体型魁梧，镶有铜扣的蓝色制服和帽子下的躯体孔武有力。跑贝斯大街线的车都没有侧壁，每排坐椅靠得很近，售票员必须穿梭于支在车外的狭窄平台来收取车资。在我们看来，科瓦奇先生的工作十分有趣，能与之一较高低的，只有以前绕着康尼岛旋转木马卖票的那个人了。
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父亲——至少到我现在这个岁数时——都不怎么运动了，而科瓦奇先生的棒球打得非常棒。每周星期天下午，住在附近的年轻人都会聚集在海滩边的小公园里进行自选队员棒球赛④，在圈出的菱形场地里打满九局，科瓦奇先生每次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在我和伊格看来，科瓦奇先生既能像万斯一样接球，又能像扎克?维特一样击打⑤，这样就足够了。轮到父亲打击时，伊格的表现很值得玩味。对方投手投球时他一直啃指甲，如果科瓦奇先生成功击中，伊格就会尖叫着跳起来，声音大得能要了你的命。
比赛结束后我们会拿着一盒爆米花挤到队伍里，然后大家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伊格就像他父亲的影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完全融入其中，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而我则一个人远远地待着，因为我无法像伊格那样找到自己的位置，便决定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每个这样的午后我回到家，都会越发觉得我的父亲是那么的平凡、臃肿，他总是习惯性地坐在门廊上，身边堆着星期天的报纸。
刚得知我们全家即将离开这个地方搬去曼哈顿时，我完全傻了。曼哈顿是偶尔哪个星期六下午去的地方，盛装打扮，陪母亲逛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或者梅西百货公司，运气好的时候能在父亲的带领下去赛马场，又或者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从来没想过那里也可以住人、生活。
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想法在慢慢改变，变得有些担忧又有些激动。这终究是件颇为英勇的事——进入未知世界——附近的孩子们纷纷跑来打听让我更加扬扬得意。
然而，真正到搬家那一天我才发现之前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家变了样子，奇奇怪怪的，堆满了大包小包；父母正烦恼不已；而我则因意识到改变已迫在眉睫——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体验搬家——吓破了胆。
早早地吃完晚饭，我便带着这样的心情穿过隔在我家与科瓦奇家之间的树篱，坐在他们家厨房门前的台阶上。伊格出来坐在我的旁边，他能体会到我的心情，并因此不太舒服。
“喂，别像个小孩似的，”他说，“这很棒，住在城里，想想你即将见识到的东西。”
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想见识。
“好吧，那就什么都别见识。”他说，“想读点儿东西吗？我有一本新的《泰山》和《男孩联盟在日德兰半岛》，你先选，剩下的给我。”
这提议真是大方得不得了，但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读。
“好吧，可我们不能就这么闷闷不乐地坐着吧。”伊格通情达理地说，“干点儿什么，你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代表了一连串不可能，相当于一种否定仪式——去游泳太晚，打球太热，回房间又太早——我们必须想出个点子。我们按部就班地排除了种种可能，和往常一样，最终还是伊格想出了点子。
“我知道了。”他说，“咱们去戴克高地摸高尔夫球吧。这个时候去正合适。”
他说得没错，摸高尔夫球的最佳时间正是夕阳西下时，球被打进球场的水障碍中，还没被主人发现，这时球场上十分荒凉，但对摸球来说光线足够了。摸球的通常步骤是，脱下球鞋和袜子，把灯笼裤挽到膝盖上面，然后慢慢的、小心翼翼地走过池水边的软泥，用脚去摸索沉入水中的球。这活儿既有趣又有利可图，因为第二天，你就可以把捡来的球以五美分的价格卖给随便哪个要去打高尔夫球的人。
我不记得是如何达成五美分这个成交价的了，不过这价格确实公道。打高尔夫球的人看起来很满意，我们当然也是如此。
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个夏天我们一共摸到了半打高尔夫球，每人三十美分，在那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大手大脚导致分到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伊格则不同，他有一个大计划。他无比想要一副高尔夫球杆，每省下一分钱他都会投到一个锡罐头里，那个罐头盒顶部开了个洞，边缘处绑着自行车链条。
他从没打开过罐子，只是时不时晃一晃，以此估算攒了多少。他认为等罐子满了，就刚好够买下他看中的摆在第八十六街的里奥的体育用品商店橱窗里的推杆了。一周三四次，他会叫我一起散步去里奥看那根推杆，路上我们就讨论它的长度，分别展示应该怎样握杆，然后在街道上动作夸张地用力一推。伊格内斯?科瓦奇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高尔夫球狂——之后我又结识了很多。但我认为他是最独特的一个，因为当时年少的他甚至从未摸过球杆。
因此那天傍晚，考虑到他的心情，我一口应允，既然他想去摸球，我就奉陪好了。走去贝斯大街用不了多久；困难的部分在于进球场，我们要爬过几座垃圾山——人们友好地称之为“土坡”——才能越过边界进入球场。天气很热，我们爬得气喘吁吁，先是一片沼泽地，然后就是球场和水障碍了。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球场，不过不久前我碰巧在某本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有关戴克高地高尔夫球场的文章。照那篇文章所言，如今那里已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大众高尔夫球场。从黎明到黄昏，十八片精心护理的草地上总是挤满了打球的人，要是你想周末去打一局，就不得不凌晨三四点去俱乐部排队。
人各有爱，不过伊格和我去摸球的时候那里还没这么热闹。原因之一是那时还没有十八个洞，我记得好像只能打九洞。另一个原因是那里总是很荒凉，不知是因为那时没几个住在布鲁克林的人打高尔夫，还是纯粹因为那个地方不吸引人。
真正原因是气味。开发商想扩展球场，便往沼泽地里填垃圾，垃圾里未熄的阴火使整个地方都笼罩着一层黑雾。无论何时去，都会被脏兮兮的空气包围，过不了几分钟，你就会发现双目刺痛，鼻腔里都是辛辣味。
但伊格和我并不介意。我们将其视为周边景色的一部分，就像偶尔驶过的马克卡车，装载着一车垃圾，沿着脏兮兮的小路轰隆隆地开到沼泽地边，裹着链条的轮胎碾过，发出沉闷的响声。唯一让我们介意的是，爬过沼泽时脚下的垃圾很烫。我们从来不敢从俱乐部那边进球场，有次我们在池边被那里的服务员抓到过，由于我们抢了他的战利品，肯定被他记住了样子。从后方进去虽然有点儿热，但更加可行。
我们来到池塘边时周围已经看不到一个人了。那是个炎热的傍晚，火红的太阳正慢慢沉入地平线以下，我们马上脱下球鞋和袜子——黑色的长筒棉袜——没浪费一秒，直接钻进了水里。感觉好极了，脚踩下去，光滑细软的河泥从脚趾缝中挤出来。我幻想身体里住着渔夫的灵魂，真正有趣的不在捡到球的那一刻，而在于摸球的过程。
当然，捡到球是目标。方法是慢慢的、摸索着前进，一旦踩到什么小小的硬东西就马上停下来。我没走几步就兴奋地发现正好踩到一枚陷进泥里的高尔夫球，恰在此时，从旁边脏兮兮的小路上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是垃圾车，带着一车的垃圾准备往“土坡”上堆，但很快我就发觉这声音不像马克卡车。
我四处张望，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车，脚仍旧一动不动地踩着战利品。然而池塘中的沙丘和小路挡住了视线。接着马达声突然停止了，察觉到这一信号的我慌忙跳出水塘，对此伊格做出了同样的反应。我们一把抓起鞋袜，直直地绕到最近的一块土丘后面藏起来。然后不顾湿漉漉的双腿，仅用五秒就穿好了鞋袜，准备好一旦有人靠近就马上飞奔。
我们之所以逃得这么快，是因为还不确定我们的摸球行为是否合法。伊格和我就此事讨论过无数次，每次他都激烈地坚持我们这么做完全合法——理由是球就在那里，迟钝的看守们却发现不了——但他也赞成不去以身试法，而是私下里避人耳目地完成交易。我敢肯定车子停下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我们被发现了，审判之手终于伸到了我们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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