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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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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要严加惩治，以儆效尤。

金汝谐十分赞同他的意见，在批示里讲道：“一以为己之利，一以为己之坟，自为得矣，如通邑大病何？”你们为了一己私利，也太不顾全大局了。

婺源县的一、二把手的态度如此明确，按说俞辛宇、程济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吧？

没想到，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

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绞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话，一个“违禁凿山”，打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大明各级政府的司法权限，限制很严格。知县的权限，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夺。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谭昌言在位时，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娄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巨大。金汝谐希望这事别闹得太大，县衙处理就完了。

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判个杖一百。当然，如果这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俞、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会被活活打死。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赎刑，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得纳赎”，可以赎买全罪，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年的，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

【注释】

《在京纳赎诸例图》：《大明会典》卷176《五刑·赎罪》收录了明代政府对赎刑的详细规定，其中，《在京纳赎诸例图》列有针对笞、杖、徒、流罪、杂犯死罪等刑的赎罪适用数目，包括做工、纳米、运灰、运砖、碎砖、运水和炭、运石等不同种类，并且，若是年老有疾病不能做工，可折钱缴纳。有的项目空缺，表示不适用于赎刑，如流罪与杂犯死罪，不能以“老疾折钱”来赎。

图二·3 《在京纳赎诸例图》，来自《大明会典》

这是在京城的价格，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最重的杂犯死罪，几十两银子也就赎完了，杖刑自然罚得更少。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是倾家荡产的数字，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根本只是毛毛雨。

咱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如果轻判俞、程二人，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效果；如果重判，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

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新科进士，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他在朝中有人关照，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自然要以求稳为主。

最后，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上保县脉，下妥私情。”这八个字，和谭昌言领悟到的“各宜体谅”一样，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金汝谐心领神会，很快判决出来：俞、程两个囤户各判杖刑，准其纳米例赎。

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强制给赎成官地了。没办法，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

在阅读保龙的故事时，有一点必须提醒诸位：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都是出自官府记录、乡宦整理，倾向性很明显。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不得而知。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

书归正传。

判决完成之后，金汝谐张榜全县，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户继续为害。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

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这个消息一出来，囤户们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自然把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

龙脉山中，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

乡宦们看在眼里，恼在心里，可是他们也很尴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极，一会儿修个亭子，一会儿贴张告示，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去抓那些囤户吧？龙脉广阔，人家往山里一钻，根本抓不过来。再说千钧之弩，不为蹊鼠而发机，一干见证过朝堂风云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为小小的灰户抗议，也太没面子了。

一来二去，局面便这么僵下去了。

顺便说一句，万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这一次婺源县在应天乡试中，有两人过关。一个叫俞育，婺源汪口人；一个叫汪之达，本籍怀宁。也就是说，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举，比上一届还惨。

不知这跟婺源龙脉问题迟迟不得解决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系。

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应天乡试中，局面更惨了。婺源籍只得两人中举，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颇尴尬。

一个叫李鏊元，是从徽州郡庠选贡入南京国子监的，和婺源县学无关，另外一个叫汪秉元，人家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只不过籍贯是婺源而已，而且他参加的是北直隶顺天府乡试，跟南直隶都不是一个榜——大明为了保证各个地区的考生平衡，榜分南北，各考各的。

也就是说，真正从婺源县学出去赴考的，这一届又是颗粒无收。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一转眼到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明哲保身的知县金汝谐终于离任，此后他的仕途还算顺畅，短短一年，先是入觐留部，然后考选南广东道监察御史，前景颇好。婺源的小小纷争，对他来说已是过去式。

接替金汝谐担任婺源知县的，是一个叫赵昌期的官员，籍贯慈溪。

赵昌期是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的进士，三甲第二十八名，成绩中等。顺带一提，赵昌期这一届的探花，叫钱谦益。

赵昌期的出身不算特别好，但他娶的老婆来历不小，姓朱。朱氏的父亲叫朱国祚，朱国祚有个弟弟，叫朱国祯，曾摘取过状元桂冠，给太子朱常洛当谕德官，后来在泰昌、天启年间成为名震四方的阁臣之一。

以朱家的显赫地位，竟然愿意把女儿嫁给赵昌期，可见非常看好这个人的未来潜力。

赵的表现，也确实不负朱家青眼。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慈祥可观，尤加意学校。”可见这个人行事老成，对于文教最为关心。赵知县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学建起一座尊经阁，然后大办文会，会同各乡名士来修撰地方志，在婺源很快赢得交口称赞。

这么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的知县，对于龙脉之事一定比前任上心。对烧灰不满的当地乡宦找准机会，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次联名上书，要求加强保龙措施。

士绅们的这一份陈情，透露出目前婺源烧灰的新趋势：“驾言余山无害，实关正脉爪牙。断一指而一身为之痛伤，一节而大势为之疲。”可见这四年以来，灰户们对于龙脉还稍有收敛，但对附近支脉一点不客气，大肆开采。在风水理论里，这种举动同样会惊扰龙脉。

婺源乡宦们在这一份陈情里，反复引用谭昌言、梁应泽等官员的批示，希望赵知县能萧规曹随，继续厉行禁止。有意思的是，他们对金汝谐却只字未提。这也是一种态度，可见地方上对金的姑息态度早有不满。

在文章结尾，乡宦们告诫赵知县：“顽民习玩，非严禁无由摄奸。虽德盛化神，必痛惩始能畏志。”显然希望他能一改前政，拿出雷霆手段。

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的风格都不同，他朝气蓬勃，锐气十足，而且对儒学文教的重视胜过其他一切。他接到陈情表以后，二话不说，叫上县学教谕，两个人亲自去船槽岭勘察。

赵昌期走访了许多当地居民，调研很深入，发现烧灰凿山的情形确实触目惊心，比立保龙禁碑之前还严重。回到县里之后，赵昌期焚膏继晷，连夜撰文，拿出一份前所未有的严厉保龙方案：

第一，旧立灰窑，要全数登记在册，然后在官府的监督下一一推土填埋。

第二，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第三，一旦发现有人烧灰，除判刑之外，还要加罚一笔“追偿龙脉银”。这笔银子一半用来奖赏举报人，一半用来给县学买田收租，租金用来支付官府专项巡查的费用。

第四，各都里约、保甲实行连坐，每个月都得提交一份本地无伐石烧灰的甘结——保证书，官府要仔细查考。谁敢不交，视同烧灰，重打三十大板，枷号一个月示众。

第五，县衙不时走访，如有一窑未拆，本犯及本都里约、保甲重究。

赵知县的这份方案，绝对是动了真格，比谭昌言的态度更加强硬，比金汝谐设计的监督、奖惩条款更细致。而且他在策略的选择上，也非前几任因循守旧的知县可比。

比如说，赵的方案有一条，是鼓动民间互相监视。

民间互相监视这事，不算出奇，谭昌言也试图干过，不过效用不彰。当地人都是抱成一团，指望他们举报自家乡亲，怎么可能？

可赵昌期这次出手，却是大大不同。

关键就在于这个方案的第二条：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它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精妙。

赵昌期亲自踏勘之时，碰到过一件事。他到了十七都那里去走访居民，居民们都说损毁最严重的是狮山、象山，都在十八都的地界；他又去了十八都，当地居民表示我们这里确实山体损毁厉害，不过损毁最严重的通元洞、水岩山，都在和十七都交界的地方，是他们越界干的。

赵昌期很好奇，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原来自从有了烧灰业，十七都和十八都、二十三都、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经常越界，去别人山里凿岩，运回自家灰窑里烧。四都之间，没少因为这种纠纷发生争斗，几十年下来，几乎成了仇人。

这对官府来说，是一件好事。赵昌期在第二条里特别规定：“如十七都有犯，许十八等都之人；若十八、二十三、四十三各都有犯，许十七都之人彼此指名首县。”你们不是看对方不顺眼吗？给你们个机会去逮他们的错，摆明了要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里”这一级，群众会互相包庇；在“都”这一级，不同地域之间彼此敌视。

为了鼓励四都内斗，赵昌期加了一个补充条款：举报成功者，罚金分一半走。

新仇旧恨，足以驱动人心。

这个方案，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初十公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次官府要动真格的了。士绅们一片欢腾，齐声颂扬赵的政策好。

而囤户、灰户们在度过最初的试探期后，纷纷偃旗息鼓，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没办法，这位赵知县太狠了。官差清山，跟篦子扫过似的，一个窑口不留。侥幸有那么几个幸存下来的，很快都被同乡给举报了。任何一都，谁敢进山凿岩，另外三都会立刻扑上来咬一口。要知道，官府或许不清楚当地情况，易受蒙骗，本地人可最清楚那些山中猫腻了，一抓一个准。

上有知县督战，下有民众自察，灰户们兵败如山倒，一个灰窑接一个灰窑被堵封，一个囤户接一个囤户被拿下。整顿行动如犁庭扫闾，很快肃清了大大小小的石灰矿窑，只有保龙禁碑屹立依旧。

整条龙脉终于平静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安详。

这次对船槽岭灰户的胜利，毫无疑问赵昌期该论首功。

比起谭昌言的委曲求全、金汝谐的明哲保身，赵昌期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如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而如果他没有锐气，也不会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去。

当然，赵知县之所以如此大胆，也是因为他喜好诗词书法，平日里和婺源士绅们时常饮宴唱酬，关系极为密切。在士绅眼里，谭也罢、金也罢，都是外来官员，而赵则算是半个自己人。有了他们支持，赵昌期才能彻底放开手脚。

次一年的万历四十年应天乡试，婺源县一举高中五人，其中四个婺源本籍。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在万历四十一年的会试中，婺源学子方大铉勇夺会魁，殿试位列二甲第十二名——婺源县在科场的运气真的回来了。

这简直神了！这边厢赵知县的保龙方案才开始执行，那边厢婺源就出了一个进士。这一定是龙脉感于真诚的爱护之心，终于显灵啦。风水之验，如响斯应。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这个方大铉，他在万历三十一年和余懋孳同科成为举人，但没通过会试。这位十年磨一剑，终于在这一科奇迹般地冲到了前列。

会魁又叫五经魁，指在五经中选一经进行考试，并在本房分组中考取头名。虽然会魁没有会元那么厉害，但也值得夸耀一番。而殿试二甲十二名的排位，是个极高的名次。想想看吧，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成绩你排第十五名是什么感觉。

顺带一说，这一科的状元是崇祯朝首辅之一的周延儒。陪着方大铉在二甲里的，还有一个将来成了魏忠贤心腹的王化贞。三甲里还有一个潘云翼，这个人倒没什么作为，不过在天启那场著名的王恭厂大爆炸里，他在乾清宫里生生被震死。只能说人生各有际遇吧。

方大铉的表现，让婺源人对龙脉之说更有信心了。你看，万历三十一年是龙脉烧灰最嚣张的时候，结果连方大铉这样的文曲星都止步于会试。现在赵知县狠狠整治了一番，龙脉复灵，效果立竿见影，文曲星立刻就出头了。

灰霾绝迹，文脉复通，至此婺源的保龙大作战获得了完全胜利，缓缓落下帷幕……

才怪。

赵昌期的做法无可挑剔，可他也忽略了一点。

时间。

受限于婺源的地理和经济模式，你可以永远禁止某些人烧灰，也可以暂时禁止所有人烧灰，但你做不到永远禁止所有人烧灰。

赵昌期的强力压制政策，需要一个始终不松懈的领导者。一旦他离开了，政策必驰，政策一弛，烧灰户必然卷土重来。而赵知县不可能永远留在婺源，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万历四十一年，赵昌期结束了在婺源短短的任期。他留下一双遗爱官靴，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婺源人民。

接任的人叫冯开时。

冯开时文章写得漂亮，颇有文名。他接任之后，并没有毁弃前任制度，该执行的条例还在执行，只不过不像赵昌期抓得那么严格了。

要知道，一个体系的运转，需要各个零件紧密咬合，方能运转无碍。冯开时开着机器，却懒得上润滑油，时间一长，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在他的任内，官府的山林巡查日渐松懈。一松懈，就收不上来罚款。收不上来罚款，便无从奖励那些举报民众。民众得不到奖励，慢慢地也就不再举报，各自闷声发大财。没了举报和罚款经费，导致巡查更加松懈——挺好的一套机制，在漫不经心中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当初那些掩面而走的灰户、囤户，发现严打的风头已经过去，便大摇大摆地又回到船槽岭，扒开灰窑继续开工。他们凿岩的势头比从前还猛烈，开矿规模比从前还大，仿佛欲望被压制狠了，这次要一口气全反弹回来。

等到乡宦士绅们发觉情况不对，整个龙脉已是一片千窑万矿的热闹景象。他们找到冯开时，请求他采取措施。冯知县微微一笑，表示自有妙计。

没过几天，冯知县召集县里民众，公开宣布捐俸。他作为父母官，愿意捐俸百金，尽买龙脉石山烧灰处的地，留给县学作为学田。

这招谭昌言已经玩过了，事实证明没什么用，山民们根本不愿意出卖地契。不过捐俸这个动作，从宣传上确实好看，能充分体现出知县爱民如子的用心。

知县既然有了动作，士绅们也不好装聋作哑，大家各自出了点钱，凑足了一千三百两用于赎买龙脉。不过由于赎买政策形同虚设，这一轮宣传，只成全了冯知县的官声。

士绅们有点不甘心，再次去催问，冯知县又是微微一笑，拿出一篇文稿来。原来，冯知县已经写完了一篇陈述婺源保龙禁灰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真的是辞藻华丽，典雅斐然。

比如他描写龙脉风水：“由来独加护持，以至龙神独王。挺生徽国道脉，浚周孔之源。辈产硕儒，著述匹邹鲁之盛，科第蝉联相续，台座鹭序推先。”“鹭序”指像白鹭一样群飞有序，多指朝堂之上的百官站位。

再比如他谈到龙脉被破坏的惨状，痛心地写道：“委郡禁于草莽，等公法如弁髦。后来岁月无穷，削朘将何底极？行使县治别迁，必移学校另置。陆梁大横，三尺何存！”

“弁”是黑色的缁布冠，“髦”是童子垂在前额的短发。在古代冠礼中，男子要把黑冠去掉，额发剪断，以示自己终于成年。因此“弁髦”代表的是没用的东西。“陆梁”也是个古老的词。在秦汉之际，岭南土著多住在山陆，性格强梁，中原遂称他们为“陆梁”，引申为嚣张横行之意。“三尺”代指法律，因为古人书写律法时，要选择三尺长的竹简。

行了，典故注释就到这里，总之能体会到冯文豪渊博的学问就好。

士绅们看到最后，通篇都是花团锦簇、骈四俪六的辞藻，却没什么干货，除了吹嘘了冯知县自己捐俸的义举之外，一条具体措施也没写。

冯开时解释说，这篇文章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上面看的。

他把文章的收件人地址一亮，满座皆惊。

送直隶徽州府知府刘可法，送钦差整饬徽安兵备、江右参议张文辉，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送钦差督抚应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应麟，送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周。

好家伙，冯开时竟然将自己的文章，群发给整个南直隶的高层，一个不少，真当这是拜年短信啊。

县级官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向上级反映寻求支持，这是很常见的。比如谭昌言就曾把禁灰政策上报徽州府申详。但正常的知县，一次只找一个，实在不行再换一家，没想到冯开时一次把大神们全给请出来了。

不知道他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文笔、炫耀一下捐俸的伟大，还是想争取上峰对保龙的支持，抑或三者兼有之。

不过冯开时的面子倒是很大，很快那五位官员都回复了，批语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说船槽龙脉关乎一县兴衰，不容奸人凿烧，宜立行禁止，严加究拿云云。

就这样？就这样。

上头的批示，只是给一个方向性意见，具体措施，还得县里自己拿主意。

讨回来五位大人的批复，冯开时把保龙禁碑修葺了一番，接着忙别的去了。士绅什么反应，文献里没有记载。不过咱们可以开个脑洞，想象一下，如果那时候有记者的话，采访冯知县的对话会是怎样的。

记者：“冯知县，针对龙脉烧灰的乱象，县里采取了什么措施吗？”

冯开时：“我们已呈文给南直隶的诸位领导，引起了上级高度重视。刘、张、田、王、周各部委领导圈阅批示，充分体现出了对我们的关心。我给你们看看他们的签名和批语。”

记者：“那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

冯开时：“当然是认真遵从上级意见，严格执行领导指示，以士民福祉为念，以大明社稷为重。我还写了几篇骈文专门说这事，我给你念念啊……”

记者：“不用了……我看这些领导的批示，都要求立行禁止。那么咱们县里，是怎么做到立行禁止的呢？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冯开时：“我一回来，就调集人手，把那块保龙碑给擦干净了，碑亭也给修好了，特别气派，保证每一个路过的山民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受到官府的威严。”

记者：“只是擦石碑吗？管用吗？”

冯开时：“石碑上刻的都是领导批示，你这么说，是认为领导的批示没用喽？”

记者：“不，不是。我是问具体措施。”

冯开时：“一看你就没细读我的文章。我给你念念那篇呈文啊：‘恳乞偏申当道，严批勒石。其一树于本地，陴居士民互相觉詧，以制城社之股肱；其一树之通衢，令槩邑咸知先禁，以广官家之耳目。’”

记者：“这什么意思？”

冯开时：“这个詧字念查，是察的异体写法；那个槩字，念盖，是概的异体写法。这都是很高深的学问，一般人不知道。”

记者：“我是问整句话的意思。”

冯开时：“就是说，除了谭大人立的那块保龙碑之外，我又立了一块石碑，搁在县城门口的大道旁边了。这样，一块震慑船槽村民，一块提醒整个婺源军民。”

记者：“那还有别的举措呢？”

冯开时：“我们的口号是：爱惜山灵，宏施厚载之德；斡旋文运，长瞻继照之光。”

记者：“……”

（以上对话纯属虚构，但那几句古文确实是冯开时的原文，修葺、另立禁碑之事也不是虚构的，读者察知。）

在冯开时这个饱读诗书的文人治下，婺源县在宣传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耀眼的文告接二连三地出台，言辞锋利雅驯。如果只看这些文章，一定会觉得婺源已经在治理灰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可惜的是，文学可以虚饰，数据却不能造假。在冯开时的任内，科举成绩在不断地狠狠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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