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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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从随身的樟木箱子里取出一个蓝色粗布包，打开蓝布，露出整整齐齐的十余册书来。阎敬铭双手托起这套书，神色庄重地对张之洞说：“老朽感激抚台多次荐举之情，无物酬谢，现将乃师的遗著转送给你。这是乃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不识者只把它当成一部普通书看待，识者便知此乃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愿抚台公务之暇随时披览，莫辜负乃师生前对你的恩惠和老朽对你的期望。”
张之洞郑重地接过这叠厚重的书册，突然有一种佛教徒接受衣钵似的感觉。他轻轻地翻开封面，赫然见扉页上写着一段话：
润芝兄多次说过“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话，这或许是
他一生事业成功的根本所在，亦或许是此遗集的精髓所在。
阎敬铭光绪八年第十五次通读后记。
他再翻开后面几页，只见每页的天头地脚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字迹。张之洞合上书，激动地说：“这部书不仅是恩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您一生心血的结晶。您没有将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送给了我。此情此谊，我会终生铭刻在心。恩师的遗集虽多遍诵读过，但先前不负实责，读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今后再读，心将会与恩师贴得更近。何况这上面有丹老您的许多认津识渡的指教，将更会使我获事半功倍的收益。我初为疆吏，虽有满腔为三晋父老办事之心，却苦无良方，今后尚望丹老时常赐教。山西穷苦，银钱极匮。丹老寓居解州十余年，对山西之困苦，会比我知道更多，同情更烈。此番进京执掌户部，还望老前辈今后在下拨银钱、周济贫困、减免赋税等方面，对山西略存悯恻之念。我今夜以山西巡抚的身分，代三晋一千万父老乡亲向丹老恳求了。”
说罢，双手抱拳，深深地一鞠躬。阎敬铭双手抚着张之洞的肩头：“抚台免礼，老朽自会尽力而为。”
三 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阎敬铭在太原城住了五天后，在侄孙和山西巡抚衙门专门派出的一名武巡捕的陪同下，离开太原径赴北京履任。张之洞指示清查局按照阎敬铭所教方法办事。
马丕瑶将光绪三年赈灾时期的虚衔执照全部调出来。二千张执照发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其中捐六品至四品中级品衔的有三百余张，占全部捐款的一半，约二百五十万两。这中间捐四品和从四品两种品衔的有四十二人，共一百三十八万两。这四十二人全是票号的老板。
票号亦称票庄，又称汇兑庄，是银行业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种信用机构，经营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据说此种机构明末清初时首创于山西，又说是乾隆嘉庆年间，由山西平遥籍商人在天津所设的日升昌颜料号改组而成。总之，票号多为山西人经营，故有“山西票号”之称。在咸丰、同治年代，山西票号业务十分兴隆。光绪年间又有新的发展，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有几家大的票号正准备在东京、莫斯科开办海外分号。山西穷苦，山西的金融业却这样发达，这真是一件令人深味的趣事。
“信任”二字是票号的生命。雄厚的资本、经营者守信义重诺言等等，都是票号获取信任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在中国，一切行业，都必须和官府拉上亲密的关系，有官府做后台，官府给脸面，才能在百姓的眼中有地位。依傍官府，则是票号换取
信任的重要手段。故而，票号老板都加强与官府的联络。不但要与抚、藩、臬这三个实权在握的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还得支持官府所提倡的事情。所以，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于官府号召的捐款赈灾不敢怠慢。这是其一。
其二，票号老板尽管有金山银垛，日食山珍海味，夜宿豪华宅院，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妻妾成群，但他们终究是民而不是官。在翎顶辉煌的会议酒宴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衣冠衮衮的公众场合，主持者也不知把票号老板摆在哪个座位上。这些腰缠万贯的阔佬，常常会因此而尴尬而沮丧而脸上无光。所以，他们要用银子来买顶子，银子多的票号老板，则希望买一个品级高的顶子。只是因为朝廷有规定，用钱买官的，最高不能超过四品，若没有这个限制的话，他们中也有人宁愿出几十万，上百万两去买个一、二品的红顶冠在自己的头上。他们为的不是权，而是争个社会地位，取得社会的认可，好让芸芸众生知道：读书从政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经营票号也同样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样也可以达到人生的高峰，赢得荣耀和风光。这也是所有发达的票号老板乐于用银子来换取虚衔执照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因此为票号争得了更大的信任。可以设想下，一个票号的老板是四品衔的官员，一个票号的老板是无品无级的布衣，有钱人对哪家票号更信任?他的银子更愿意存入哪家票号?在中国，这是个答案很简单的问题。
这些票号的老板，尽管本人在全国各大分号来回巡视，但他们的根子都还扎在原籍。通常在原籍都有大庄院和大片的田土，或由父亲，或由兄弟，或由嫡妻掌管家政，虚衔执照这种朝廷颁发的重要文书，照例都保存于原籍的老家。因此，查核正本并不是一件难事。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员，分头到这四十二家票号老板的原籍去查核。两个月后，这些委员都相继回到太原。果然如阎敬铭所料的，此行收获巨大。四十二个老板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面所书写的捐银数量，除七人与副本相符外，其余三十五名的正本均与副本不符，正本的银数一律多于副本，相差大的达三千两，相差小的也有八百两，总共有七万余两，约占四十二名老板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余张虚衔执照共换来五百余万两银子，照此推算，当有二十五万两左右的出入。
杨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记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只记录了两个半月的捐款细目，将这张细目与保存在藩库里的，由徐时霖签名的一千二百余张军功牌副本上的银数相比，有二万两银子的出入。
现在情况大致明白了。在光绪三年赈灾期间，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宁道员王定安为副手，以阳曲县令徐时霖为主要办事人的善后局，在接受捐款一项中，有确凿证据的贪污银子为九万两，怀疑贪污银子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来的这份禀帖，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可不是寻常的贪污，它贪污的是救灾的银子。在那大灾大荒的年月，一两银子就是一条人命呀！身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权力，处于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着百姓的生死命运，却利用权力去中饱私囊，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真正是良心丧尽，天理不容！张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将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来，绑赴街市，杀头示众，以平民愤而大快民心。但他们身为司道大员，不能如此简单从事。他和桑治平商量着。
桑治平说：“阎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赈灾款里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贪污嫌疑，但他就是不出声。既不向朝廷奏报，也不向曾国荃、卫荣光揭发，假若这次若不是去京师任户部尚书，他可能还会缄默不语。这是为什么?”
张之洞说：“你这个疑问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身处客位，虽有怀疑，不便去一一查实，手中没有真凭实据，则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桑治平两只手来回地搓了很久，说：“这两个原因是不错，不妨还可深入思考一下：阎老先生以赈灾钦差大臣的身分，来告发山西的司道大员贪污赈灾款，他自己觉得可能不合适。要说顾虑，他最大的顾虑可能是那个曾九帅。前几年，曾九帅在山西，葆庚为其所信任，王定安又是其一手提拔的心腹。曾九帅不愿意伤害这两个人，况且身为一省之主，赈灾款中出了这样的大问题，巡抚也难逃其咎。阎老先生是深知曾九帅的为人的，若触及此事，他会来个一手遮天，全盘否定。卫静澜胆小怕事，既怕麻烦，更怕得罪曾九帅。故而归根结底，山西的事情都在曾九帅身上。香涛兄，你要先有这个准备，得想想如何对付那个恃功自傲，又得到太后信任的威毅伯。”
“我不怕那个威毅伯！”张之洞毫不犹豫地说，“去年二月，授他陕甘总督重任，朝廷倚重他，他却在老家养病，居然一养半年不赴任。八月，我上疏太后，说陕甘重地，不可久无总督，曾国荃既然病情严重，不如开缺，让他安心在家养病。结果朝廷真的将他开缺了。要说得罪，我早已得罪了他。”
桑治平笑道：“这两者之间有所不同。去年那道奏疏，固然是对曾九帅不客气，但没有伤他的面子。他可以说自己的确是重病缠身，说不定他是不愿意去兰州那个苦地方，巴不得你上这道折。你看他今年放两广总督，接旨就起程了，前后判若两人。同是总督，他愿意去广州，不愿意去兰州。若去年放的就是两广，他决不会在湘乡呆半年。”
张之洞也笑道：“正是的哩，你说到他的心窝里去了，我倒真的是小骂大帮忙了。”
桑治平说：“这次不一样。葆庚、王定安都与他关系密切，他至少有失察之误。曾九帅是个极霸道的人，给他脸上抹黑，他不会善罢甘休。”
“他不善罢甘休又怎样?”张之洞有点气愤起来，“大不了他反咬一口，告我一个诬陷之罪，要朝廷撤掉我这个巡抚之职，我也不怕。何况，只要证据确凿，他也反咬不成。”
“你有这个准备就好。”桑治平沉吟片刻后说，“阎老先生不愿以共事人的身分揭发对方，他的这种谨慎的处事方式也不是不可效法的。我看，这事是不是可以这样办。”
“你说怎么办?”张之洞两眼盯着桑治平，急切地等着他的下文。
“我们把证据办得扎扎实实的，然后再把这些证据弄到京师去，请你过去的那批朋友张佩纶、陈宝琛他们上一道参劾折。这样做，或许更妥当些。”
张之洞想了想，说：“也好，把这个功劳送给幼樵、弢庵。我叫叔峤去协助马丕瑶，把文字理得顺畅些。”
就在巡抚衙门商量如何惩处贪官污吏的时候，藩司衙门也在紧张地计议如何对付这位办事认真的名士抚台。
还是葆庚三姨太卧房后面的绝密烟室，过足了公班土瘾的徐时霖，带着揶揄的口吻对王定安说：“鼎翁，你的三条妙计：劝阻、包揽、美人，现在看来一条都没有起到作用。你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想吗?该不是到黔驴技穷的时候吧！”
王定安焦黑干瘦的脸上一副阴冷的神色，他瞥了徐时霖一眼说：“徐县令，你别幸灾乐祸。张之洞若真的把什么都抖出来的话，我王定安过不了关，你徐时霖的七品乌纱帽也保不住。”
本来躺着的葆庚一屁股坐起来，面色沮丧地指责小舅子：
“你还有心思说风凉话，大家都坐上一条漏水的船了，要得救大家都得救，要沉大家都沉！”
徐时霖顿时感受到一种灭顶之灾的威胁，心里一紧，闭着眼不再说话了。
烟室里一片沉寂。尽管未燃尽的烟泡仍在散发着诱人的余香，但三个烟客已再无吸食的心情了。
“大家还是得同舟共济，商量出一个法子来度过这一关才是。”葆庚离开烟榻，在屋子里迈着方步，一向肥胖的他，这两个月来因焦急害怕已明显地消瘦了，素日转动灵活的两只小眼睛也变得呆滞了。他朝着王定安说，“鼎翁，你多年来跟着曾文正公和九帅，见过大世面，踏过大风浪，你难道就再拿不出个主意了吗?”
王定安仍旧斜躺在烟榻上，手捻着老鼠般稀疏黄须，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盯着烟灯出神。
“你们都不做声，我倒有一个办法。”葆庚停止迈步，斜躺的王定安、盘坐的徐时霖都注视着他。“我们都敌不过张之洞，我看干脆主动向他自首算了。一共亏空多少银子，我们垫上。我知道鼎翁在太原城几家大票号里都入了股份，这几年生了不少息，你的那一份拿出来不成问题。我的银子，兄弟捐官，儿子娶亲，都用空了，一时拿不出，鼎翁你就先借我几万吧！”
徐时霖立时叫起来：“我的银子也空了，一时也拿不出，鼎翁也借我几万吧！”
“嘿嘿！”王定安未开言先冷笑了几声，“葆翁，你这话是在逗我呢，还是真向张之洞投降?”
说罢也坐起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葆庚。葆庚觉得那两道目光，犹如两把尖刀似的直插进他的心窝，刺得他发痛。
“不瞒二位说，银子我拿得出，十万二十万，那些票号的老板都是讲义气的汉子，可以借给我，但这算是主意吗?葆翁呀葆翁，亏你做了这多年的方伯，你以为把挪用的银子垫补上，你就可以安然过关了吗?一个吏目或许可以免去坐班房，一个正三品的布政使还能保得住头上的蓝宝石顶子吗?辛辛苦苦混到这个地步，你就甘心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你说怎么办呢?”葆庚也知道这个法子并不好，他是想先赔出贪污款，以此来赎免更重的处分。革职是免不了的，只要不充军不囚禁，他在京师闲住两年，凭着家世背景和人脉关系，再加上大把的黄金白银，不愁开复不了。一旦开复，他确信过不了几年，这顶正三品官帽又会稳稳当当地重新戴上。当年琦善因丢失香港，先是被革职抄家，没几天又奉严旨在广州就地处决。结果，既未就地处决，也未秋后处决，发往军台效力不到一年，便赏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第二年又赏三品顶戴，升热河都统。再过三年，授四川总督，恢复头品顶戴协办大学士。五年时间，一切复原。琦善那大的罪，那重的惩罚，他靠的什么来转圜，还不是一靠家世，二靠人脉，三靠金钱。相对于琦善来说，贪污几万两银子算得了什么?作为豫亲王的后裔，葆庚深知朝廷的法典，像他这种人，只要不杀头，就一切都好办。大难到头，先设法免去皮肉之苦，才是当务之急。
“我说怎么办?让他张之洞办不成！”王定安猛地从烟榻上坐起来，一副跟张之洞干到底的气势。
“怎么个让他办不成法?”葆庚似乎从中看出一线生机。
兴许是刚才坐起太急，王定安有点气喘喘地说：“我们赶紧拟个折子，搜罗张之洞来山西一年来各种不当之事，坐他个渎职之罪，建议朝廷罢去他的山西巡抚的职务，他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张之洞有渎职的罪行吗?”徐时霖提出疑问。
“怎么没有?”王定安冷笑道，“私自动用兵丁下乡铲除罂粟苗，就是一条大渎职罪。你们都知道，方濬益说的，全省因此事造成的人命案就有七八起，烧去房子不下二三百间，这个罪还不重吗?”
“对啦！”徐时霖拍起手来，“这一条就够他受了。”
葆庚想起当时自己也很卖力地执行这个命令，倘若要认真清查起来，自己也逃不了责任，何况这事还要牵连提督葛勒尔，于是摇摇头说：“这事是张之洞和葛勒尔共同办的。葛勒尔是个翻脸不认人的魔头。他若知道是你我告发了他，说不定会拿刀子捅了我们！”
葛勒尔的性格王定安也是知道的，葆庚说得不错，惹恼了他，弄不好半夜被人劈了，还找不到对头。
王定安心里一阵发毛后，也不敢坚持了。
见王定安不开口，葆庚说：“我们请九帅帮办吧，若九帅出面讲话，一切都没事了。九帅一个小指头，就把张之洞扳倒了。”
“你也说得太容易了！”王定安抬起头来，面上带有几分忧郁的神情。“张之洞这个人也不是好惹的，去年他就戳了九帅一下。”
葆庚说：“九帅正好要找个借口出气呀！”
“九帅离开了山西，他又怎么好再来过问山西的事呢，得为他找个理由才是。”
“我看也不要麻烦九帅了，干脆，来它这么一下！”徐时霖咬紧牙关，伸直右手掌，用力晃了晃。
葆庚一见，顿时脸黑了，王定安也呆住了。
徐时霖走到二人的身边，三颗脑袋靠得紧紧的。
徐时霖低声说：“过几天就下手，到时朝廷查的就是命案了，谁还会再管五年前赈灾的事！”
葆庚唬得直盯着王定安。王定安木头似的立了半天后，轻轻地点了两下头。
三颗脑袋靠得更紧，说话的声音也更轻微了。
四 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
前几天，护送阎敬铭到京师的郭巡捕回到太原，带来阎尚书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信上说，在拜见太后时，他已将寓居山西多年来亲眼所见的弊端，择其大者跪奏太后，还着重谈了清查藩库的事。太后用心听了奏对，说张之洞办事实在，山西大灾后尚未复原，户部要照顾山西。
张之洞读到这里，心情很激动。“办事实在”这四个字，无疑是对自己到山西一年来所作所为的嘉奖。这对参劾葆庚、王定安，以及彻底清除山西官场三十年来的这桩大积弊，是一个莫大的支持。他十分喜悦地读下去。
接下来，阎敬铭告诉张之洞，要充分利用太后“户部照顾”这道口谕做文章，将山西几桩积年未决的大弊端，如晋铁贡输一百年来脚费一直未提高等迅速奏报，我这个户部尚书将尽力来办。
这真是一件大好事！类似贡输晋铁这样的事，在山西真是太多了。山西本是贫瘠之省，银钱一向十分短缺，还要无端地增加这些负担，从而招致百姓更大的怨恨，也使得百姓更为贫困。现在，阎敬铭以户部尚书的身分，愿意出面来解决山西这些积欠的大问题，岂不是天赐良机！张之洞再次领悟到“朝廷有人好做官”这条古训，自思这几个月来对阎敬铭所下的功夫没有白费。
张之洞安排桑治平和杨锐办理此事。经过他们二人多方查寻访问梳理归纳，一共列出了十七项因公家经费不足，不得不向百姓摊派的弊政。这十七项分别为：铁、潞绸、农桑绢、生素绢、
呈文纸、毛头纸、京饷津贴、科场经费、岁科考棚费、兵部科饭食、印红饭食、秋审繁费、臬书饭食、臬府县三监繁费、土盐公用、各府州岁科考经费、交代繁费，共需银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过单子后大吃一惊。一来山西，便听说各种摊派严重，却没有想到摊派的项目这样多，为数这样大，而且大多毫无道理。十七项摊派一项一项地摊下去，无异于在百姓已经疲劳不堪的脖子上，再套上一根根要命的绳索。弊政单的最后面引了灵丘一个老农的话：“俺们老百姓好比一棵白菜，官府的一次摊派好比剥去一片菜叶，一年下来，叶子都被剥得精光，只有等死。”张之洞读了这句话，心里沉痛极了。
自古以来，朝廷设官置衙，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吗！可是由于机构繁多、人员冗杂，而且还要贪污中饱，老百姓的血汗膏脂几乎被榨干。官衙不但不给百姓造福，反而给百姓添祸。如此看来，这些官衙岂非不要更好！而更令人忧虑的是，朝廷首先带了这个坏头，把负担转嫁给各省。上行下效，又岂能过多地指责州县保甲?
张之洞细细地审查这些项目，其中京饷津贴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这是一项给京师低级官员的津贴费。
张之洞做过多年的小京官，深知小京官的俸禄太低。地方官吏的正俸尽管也很低，但年终的养廉费颇高，足以填补平日的亏损，而各部院小京官的养廉费却很少。握有实权的六部尚有人进贡，而号称清水衙门的翰林院、国子监则几乎无分文额外收入，这些衙门里的小官吏若不寻点歪路子，简直连一家老小的正常开支都不够。张之洞实在不明白，开国之初是如何制定这一套薪俸制度的。小京官中许多人也有权，小京官也要讲体面，当体面都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求一己的私利，从而坏了国家的法规。朝廷订这样的薪俸制度，岂不有意将官吏逼上梁山?
朝廷直到近年来才开始给小京官发津贴。发津贴是对的，但要从国库开支，不能由各省分摊，将这笔负担转嫁各省。
张之洞虽然对朝廷这种做法不满意，但知道“撤京饷津贴”这条不能提，一提就会得罪京师所有小京官。小京官若群起而攻之，则很有可能这件事就办不成了。其结果只能是一项摊派都免去不了。不能因小失大。有的是山西省内的事，如岁科考棚费，也不应上转给朝廷。张之洞为此剔除了一些项目。剩下的如铁、绸、绢、纸等几个大项，加起来也有二十余万两银子。若能免去这些摊派，也就解决大问题了。
张之洞拿起笔来，在桑治平、杨锐报上来的禀帖上写了几句话，要他们分别就铁、绸、绢、纸几项单独拟折，属于省内的摊派，容日后逐一解决。
写完这段批语后，夜已经很深了。他离开书案，慢慢地走动几步，借以活动筋骨。这时，杨深秀推门而人。
“已二更天了，您还没睡?”
“你不也没睡吗?”张之洞案牍倦烦，正想找个人来聊聊天。“坐一会吧，我刚收到一篓我姐夫从福建寄来的铁观音，想喝吗?”
杨深秀生性豪爽，又喜欢喝茶，忙说：“福建的铁观音是天下名茶，既是鹿藩台寄来的，必定是铁观音中的极品。大人有这等好茶，我怎能不喝?”
张之洞的姐夫鹿传霖三个月前奉调四川藩司，离开福建时，特为给内弟寄了一篓新茶。两年前，张之洞还只是一个侍读学士时，鹿传霖便已是福建臬司了。这两年张之洞吉星高照，官运亨通，一连几个大跃步，而今官位已超过姐夫。鹿传霖干练稳重，一向官运好，现在才四十七岁，便已做到藩司，也算是有福之人。郎舅俩关系亲密，常有书信往来。
杨深秀刚坐定，大根便提着一壶开水进来。不管多晚，只要张之洞没有就寝，大根就不睡觉，这是十多年来的习惯。来到太原后，大根知道四叔身为一省之主，身边又无夫人照顾，便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照料四叔的一切事宜。春兰来后，也和丈夫一样，每晚都要等张之洞睡下后再安歇，为的是好随时照应。
大根泡好了两杯茶。一杯递给四叔，一杯递给杨深秀，然后又提着茶壶出去了。
杨深秀笑着说：“福建人喝铁观音，专门有一套程序，不是这样用大碗泡。”
张之洞说：“这我知道。但那程序太麻烦，那是无事做的人想出的一套消磨时间的法子，我耐不了那个烦。”
杨深秀喝了一口后说：“这茶味是不错，真不愧为天下名茶。若是福建人泡出来的，或许会更好。”
“你这人是得寸进尺。”张之洞笑道，也喝了一口，“就这样喝，我已经很知足了。”
杨深秀说：“我刚才在杨叔峤那里闲聊，出门时见您这儿还亮着烛光，想起了一件事，要跟您禀报，不知您今夜有没有功夫?”
“什么事，你说吧！”张之洞重新坐到书案边，顺手将摊满一桌子的禀帖收拾着。
“那一年，我帮县衙门誊抄全县地亩钱谷账目时，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张之洞双目炯炯地望着杨深秀。
“闻喜县的地亩数与实际情况不符。”杨深秀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说，“首先，我看到我们青石堡的田亩数为六万八千亩，这个数目便不对，我们青石堡实有田地七万四千亩。这是家父做保长时亲自督人丈量出来的。后来我问了几个朋友，他们所在地的田亩数也比县衙门所载的要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出现?”张之洞放下手中的禀帖，皱起眉头问。
“我也想过这事，为何会有六千亩的出入呢?”杨深秀略停片刻说，“后来想通了。原来，闻喜县的田亩还是道光二十二年时丈量的，距今已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间新开了不少荒地，这些新开的荒地都没有算上。这是其一。其二，当年丈量时就不准确。许多大户人家为了少交田亩税，买通丈量人员，隐匿了田亩。这原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本不为怪。闻喜一县如此，其他县也差不多，全省加起来，这笔数字就不小，大为影响藩库的收入。”
“嗯。”张之洞轻轻地点头，“你说得对，看来要重新来一次丈量田亩。”
“大人这个想法太好了。”杨深秀大为兴奋起来，“四十年没有丈量了，很有重新丈量的必要。这首先是为了摸清我们山西的家底子，看看究竟有多少土地。我想，大人身为三晋的抚台，这个数字是一定要准确的。其次，山西贫困，税收主要靠的是田亩税，把多出田亩的税收上来，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好！”张之洞高兴起来，“漪村，你说的是一条增加税收的光明正道。”
“谢谢大人的嘉奖。”
“你有什么好的丈量土地的方法吗?”初为地方官的张之洞毫无这方面的经验。
“有！”杨深秀胸有成竹地说，“每每看到鱼身上长的鳞片时，我就想，难怪鱼能保护自己，原来是一片紧挨着一片，没有一丝地方裸露着，严严实实地，别的动物要伤害它，都无从着手。”
张之洞饶有兴致地端详着眼前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举人，心里想：鱼身上的鳞片谁都见过，但谁也没有从鱼鳞上得到过什么启发，这个年轻人会有什么启发呢?
“我时常想，哪天我若做上百里侯的话，一定要模仿鱼鳞片，把全县的土地一一弄清楚。”
“如何模仿法?”张之洞觉得这话说得很有趣。
“是这样的。”杨深秀不慌不忙地说，“我把我所管辖的县的地图放大，放到在它的上面可以标出每一个村庄的名字来。然后再以村庄为单位，画出它的前后左右的界线出来。这就好比一片鱼鳞。一个村庄挨一个村庄，这就是一片鱼鳞挨着一片鱼鳞的道理，不让中间有一点空隙。丈量的人员由县衙门统一派出，与所丈量的村庄的人一个都不认识。若谁与本村的人有亲戚朋友关系，则避开，好比考场上的回避一样。如此，任你哪个大户人家要隐匿土地都做不到。”
“你这是个办法！”张之洞赞道。
“每个县都重新造出一个以村庄为单位的田亩册来上报给省。”
“这个册子便叫做鱼鳞册。发明者，闻喜杨漪村也。”张之洞说着，忍不住大笑起来。
“杨某荣幸之至！”杨深秀也大笑起来。
杨深秀离开好一会儿了，张之洞还处在兴奋之中：罂粟苗已全部拔除，鸦片烟已全面禁止，库款清查已初见成效，山西几个大积弊的革除也已得到朝廷的重视，杨深秀的鱼鳞册点子也出得好，完全可以照此办理。来到山西一年多了，虽然不尽如人意之处还很多，但所办的几件大事看来进展都还顺利。首任疆臣，便能有如此政绩，也可聊慰平生。张之洞想，做个地方大员也没
有多大的难处，朝廷有人撑腰，身边有人扶脚，这是两大关键。有了这两条，地方大员就可以做得堂堂皇皇风风光光。远处传来一声鸡鸣，估计将到三更天了，他赶紧吹灭蜡烛，上床睡觉。
张之洞身体素来不太强壮，但精力却特别旺盛。来到山西后，更觉各种政务千头万绪，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不吃不睡不休息，都有处理不完的公事。山西官场疲沓懒散，他更需以本身的勤于王事来作表率，于是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天丑正二刻起床，寅初阅公牍，辰初开始见客，中午不休息，下午继续办公，亥初就寝。一天睡觉不到三个时辰，好在食眠很好，一天的繁杂能应付得游刃有余。张之洞这种过人的精力，令他身旁的僚属个个佩服而自叹不如。
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被窗外的金属碰撞声惊醒。他慌忙下床，推开窗门看时，只见两个黑影正在灰蒙蒙的月色下拼死格斗。手无缚鸡之力的张之洞给惊呆了。
略为定定神后，他看清了，那个挥舞着铁链子的正是大根，然则大根是在跟谁厮打昵?是窃贼，还是刺客?大根武艺好，～根铁链，上下左右挥舞着，犹如一条蟒蛇缠身，使得对方攻不进来。对手也是个强者，一把刀前后砍杀，寒光闪闪，犹如魔鬼的长大獠牙凶恶可怖，步步向大根进逼。眼看着大根不能一时取胜，张之洞顾不得巡抚的尊严，对着窗外大声呼喊：“来人呀，有贼！”
拿刀的汉子猛听得这一声喊叫，心一分神，手便乱了阵势，趁着这个当儿，大根挥起铁链打过去，正打在那人的右手上。“哐啷”一声，刀子掉在青砖地上，那汉子拔腿就向院墙奔去，企图跳墙逃走。这时，住在前面签押房隔壁的杨锐、杨深秀等人，正拿着棍棒走出。大根大叫：“拦住贼，莫让他翻墙！”汉子见又来了几个人，心有点慌，正想换一个方向逃命时，大根已赶上来，铁链一甩，打在那人的大腿上，那人随即仆倒在地。杨锐等人追上来，一起把那人抓住了。
此时，整个巡抚衙门都闹腾起来，平时接待客人的花厅灯烛辉煌。张之洞端坐在居中的太师椅上，怒目注视被五花大绑押上来的贼犯。那人浑身着黑色夜行服，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一脸横肉上长满络腮胡子，尽管竭力装出一副镇定的神态，却掩盖不住两只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惊恐之色。大根使劲将贼犯的两肩一压，那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张之洞瞪起两只长大的眼睛，粗短的眉毛锁成两个黑团，硕大的鼻子挡住了从右边照过来的烛光，使得左边的脸黑沉沉的。杨锐偷眼看张之洞，一向蔼然可亲的恩师，今夜居然这般森猛威严，心里不免冒出几分畏惧来。张之洞用力拍打着太师椅扶手，大声吼道：“你是什么人，深夜拔刀到巡抚衙门来做什么?”
那人望了一眼张之洞，低下头来，紧咬着嘴唇不开口。
张之洞气得又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事的?”
那人还是不开口。
大根气道：“打他一百棍子，看他说不说话！”
说罢，抄起杨锐手中的棍棒就要打下去，张之洞制止了他。张之洞强压住满腔怒火，声音略为放低了些：“你知不知道，深夜拔刀闯巡抚衙门，犯的是杀头示众的死罪?”
那人抬起头来，两眼放出一丝悲怆之色来，嘴皮动了两下，似乎有话要说，但最终还是没有做声，又把头低了下去。
闻讯急速赶来的桑治平，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对张之洞说：“此人看来不是一般的窃贼，不如暂时不审，先关押起来，明天再说。”
张之洞也看出事情颇为蹊跷，同意桑治平的意见，将贼犯交给杨锐看管，又命令所有人不得将今夜发生的事向外泄漏半点，
然后吩咐熄灭灯烛，各自照常安歇。
次日清晨，张之洞来到签押房里批阅公文。一尺余高的公文堆上打头的是一份信函，上面写着：巡抚张大人亲肩。张之洞顺手拆开，抽出信纸来。“潞安府教民宁道安谨禀张抚台”，刚看了这一句，张之洞便气得看不下去了，心里想：一个小小的百姓，只因信了洋教，便仗着教堂的势力，眼睛里就没有府县父母官了，动辄径向巡抚上书，岂有此理！此风决不可长。他提起笔来，在上面批道：“原信掷回。该教民既住潞安府，有事则向长治县衙门禀报可也。”、
正在气头上，杨锐神色慌乱地走了进来，双腿跪下，带着哭腔说：“昨夜的贼犯突然死了。学生看管不严，请老师惩处。”
“什么！”张之洞霍然站起，大为光火。“贼犯死了，怎么死的?”
杨锐被张之洞的神情吓住了，愣了好一会儿，才颤颤抖抖地说：“昨夜奉老师之命，我将贼犯押到一问堆放碎煤的杂屋里，看着他。不一会，那贼犯便闭着眼睡觉了。学生困乏得很，看他睡觉了，以为无事，便回房上床睡了。一早醒来赶到杂屋，发现他已死了，便赶来报告。”
这个贼犯深夜来巡抚衙门究竟要做什么也没弄清，说不定这后面有着很复杂的背景，正要审讯清楚，怎么能让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这个杨叔峤，真是年轻不晓事！他狠狠地盯了一眼杨锐，气呼呼地擦身而过，手臂将学生撞倒在地上。他头都不回一下，直奔杂屋而去。杨锐爬起来，顾不得头被地砖碰得生疼，一路小跑地跟在老师后面。
杂屋里外已围满着人，见巡抚来了，忙让开一条路。张之洞来到贼犯尸体边，桑治平正在过细地验看着。死去的汉子手脚蜷缩，脸色青黑，嘴唇乌紫，鼻孔和嘴角边有凝固的血痕。桑治平扯了下张之洞的衣袖说：“我们到签押房里去说话吧！”
张之洞点点头。二人来到签押房，桑治平将门窗关紧，悄悄地说：“这是件怪事。”
张之洞脸色绷得紧紧地说：“杂屋的门窗都是关得紧紧的，看来这人不是被别人害死的，是自寻短见。”
“从现场看，此人是吃随身所带的砒霜死的。”
“这样说来，此人是预先就为自己准备了死路。”张之洞摸着瘦瘦的下巴，苦苦地思索着，“他到衙门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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