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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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只惊弓之鸟。

他怀疑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他。

对于这个姓诸葛的人，刘黑闼同样不抱信任。

但是这个人的真情最终却让他无法抵挡。

因为诸葛德威万分悲伤地流下了两行热泪；为汉东王刘黑闼落到这步田地而流，也为老大刘黑闼居然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而流。

在这样一个大地冰封、寒风凛冽的早晨，这两行清亮的热泪是很容易温暖人心的。

刘黑闼心上的坚冰就在这一刻彻底融化了。

他相信人间或许还有真情。

而此时此刻，他和他饥寒交迫的一百多号弟兄，是多么需要真情、多么需要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啊！

刘黑闼没有抵挡住真情和小米粥的诱惑，解除警惕走进了饶阳城。

诸葛德威果然给他们送上了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还有同样热气腾腾的白馒头。

刘黑闼和弟兄们刚喝了半碗粥，刚咬了几口馒头，殷勤的诸葛德威很快又给他们送上了一样东西。

钢刀！

每个人脖子上都架了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看着刀刃上泛起的森寒白光，刘黑闼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绝望的眩晕。

刘黑闼和弟弟刘十善一起被押到洺州斩首的时候，这位复仇之神仰天长叹，说了一句很没有英雄气概的话。他说：“我本来在老家好好种菜，都是高雅贤这帮人把我害到今天这个地步！”

很显然，刘黑闼到死也没搞懂人心向背的问题，到死也没搞清楚自己迅速崛起又突然败亡的根本原因。

其实，刘黑闼第一次起兵之所以能够气势如虹、所向披靡，根本原因有二：首先，窦夏政权虽然已经垮台，但是它在河北经营多年的统治根基却还十分牢固。换句话说，李唐虽然凭借虎牢之战一举消灭了窦建德，并收降了齐善行、曹王后、曹旦等窦夏政权的高层人物，摧毁了窦夏政权的统治核心，但是并未真正铲除夏朝中下层将吏在河北根深蒂固的势力，进而言之，李唐朝廷根本不可能通过一场战役的胜利就彻底降服河北的人心。更何况虎牢之战本来就是窦建德离开本土所进行的外线作战，对于河北境内的大多数将吏和军民而言，由战争所引发的流血、痛苦和创伤并没有波及他们，在此情况下让他们突然接受失败，一夜之间要求他们弃旧迎新，向李唐俯首称臣、献上忠心，这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其次，窦夏政权垮台后，李唐朝廷对河北所采取的政策似乎也有高压之嫌，窦建德的旧部感受不到李唐对他们进行招抚和收编的诚意，也看不到相应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完全有理由对李唐感到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在此情况下重操旧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燕赵之地自古民风彪悍，且河北民众对窦夏政权的满意度一直都很高，因此李唐的高压政策无异于把一副强硬的弹簧压迫到底，最后这些人自然会高度反弹。

所以，刘黑闼等人再度揭竿而起是必然的。

李唐的虎牢之战赢得过于轻松了，代价就是必须回头再补上一战。

简言之——河北的血并未流够！

与此同时，李唐朝廷也必须调整其强硬的河北政策，改高压为真正的安抚，才可能消除河北叛乱的外部因素。我们看见魏徵正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所以积极采取安抚政策，迅速释放弹簧的压力，消解其反弹能力，从而促使刘黑闼在一夜之间丧失了部众的拥戴。魏徵的聪明在于，他知道河北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用政治手段解决远比用军事手段解决节约成本，也更高效。当然，李世民首先在军事上挫尽了刘黑闼及其部众的锋芒和锐气，让河北该流的血都流够，这绝对为魏徵日后采取政治手段铺平了道路。

至于刘黑闼，他当然没有能力看清楚上述这一切。

如果说在隋末唐初的乱世中，刘黑闼还称得上英雄的话，那他也只能算半截子英雄。

问题倒不是出在他最终的失败上，因为历史上多的是虽败犹荣的英雄。关键是刘黑闼身上缺乏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人生信念，所以才会在临死前说出那种很没有英雄气概的话，抹煞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一个人失败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丧失了勇气和信念，只剩下一副悔恨交加、怨天尤人的嘴脸。

所以最后我们只能说——复仇之神刘黑闼的结局，实在不够漂亮。

【爱吃仙丹的叛军头头】

新的一年来了。李渊欣喜地看到，燃烧多年的烽烟仿佛正在散去，遍及天下的战火似乎也已逐渐熄灭。

正月初，刘黑闼败亡，河北平定。

二月，徐圆朗势穷力蹙，弃城而逃，被流民所杀，河南平定。

三月下旬，梁师都的大将贺遂、索同率领下辖的十二州降唐。梁师都的势力从此大为削弱，虽然仗着突厥人的支持不时犯边，但基本上已是日薄西山，难以有何作为。

六月中旬，一直据守马邑（今山西朔州市）的苑君璋（刘武周旧部）被其部将高满政发动兵变驱逐，逃亡东突厥；高满政随后献出马邑归降唐朝，被封为荣国公、任朔州总管。

到这一年初秋为止，虽然高开道还在河北进行小范围的袭扰劫掠，各地也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规模叛乱，但是天下趋于稳定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四海人心在经历多年的战乱之后也无不渴望和平、期待统一。

这是李渊在武德六年对天下大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这也是李唐朝廷上上下下的一个基本共识。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做一个治世的良吏或良民，更愿做一个乱世的英雄或枭雄。尽管像刘黑闼和徐圆朗这种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可还是有人愿意步他们的后尘，豁出性命再玩一次心跳。

这最后一波叛乱的发动者，就是杜伏威多年的战友和副手——辅公祏。

这一年八月初九，时任淮南道行台仆射的辅公祏据丹阳（今江苏南京市）复叛，杜伏威原有的部众和辖区几乎全部跟随辅公祏揭起反旗。

消息传至长安，杜伏威就像被一记响雷击中了天灵盖，好久没有缓过神来。

几年来他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其实早在刘黑闼、徐圆朗和高开道等人复叛之后，杜伏威就有一种临深履薄之感。因为同样作为隋末唐初折腾得比较凶的反王之一，杜伏威很难让人相信他没有复叛的企图。即便他现在自认为一颗忠心向着李唐，可过去的反王身份还是很容易招致人们怀疑和戒惧的目光。虽然李渊始终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猜忌，但是杜伏威很清楚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他知道，必须主动做点什么，才能消除朝野上下对他的腹诽和猜疑。

要做点什么呢？

思前想后，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入朝。

武德五年七月，正当李世民在淮河一带大举征讨徐圆朗时，其时驻守丹阳的杜伏威就向李渊上表请求入朝。对于杜伏威这种主动避嫌以示忠心的聪明做法，李渊甚感欣慰，随即召他入朝，并任命他为太子太保，遥领行台尚书令之职，而且宠遇甚隆，连朝会的班位都排在齐王李元吉之前，随同杜伏威入朝的义子阚稜也官拜左领军将军。

面对天子的信任和礼遇，杜伏威既感激又满足。

可越是对现状感到满足，他就越担心有人会破坏它。

他担心谁？

辅公祏。

表面上，谁都以为杜伏威和辅公祏是生死之交，可事实上这种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在造反初期，他们之间或许还有点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味道，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他们二人便渐行渐远，从冷淡和隔膜走向了互相防备和猜疑。后来杜伏威的地位越来越高，辅公祏既羡且妒，可他城府极深，从不表露。内心越是觊觎权力，辅公祏的外表就越是装得满不在乎，最后甚至和老友左游仙成天炼丹修道，以不食人间烟火之状敛藏自己的锋芒，淡化杜伏威的戒心。

然而，杜伏威对他的戒心始终没有解除。

常年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没那么容易被人麻痹。

但是表面文章总是要做的，辅公祏既然表现得如此低调，杜伏威当然也没什么理由跟他翻脸，所以始终把辅公祏放在二把手的位置上。

如果没有刘黑闼等人掀起的波澜，杜、辅二人的太极推手也许会一直这么打下去，谁也别想把谁怎么着。可后来时势大变，杜伏威不得不入朝，而且不得不把丹阳的行政大权交给辅公祏。临行之前，杜伏威特意把他的义子、麾下猛将王雄诞安插在辅公祏身边，命他掌管军权，并郑重叮嘱说：“我到长安后，如果一切顺利，千万不能让辅公祏生变！”

王雄诞是一名勇将，胆识和忠心都不缺乏，可唯独缺乏心计。所以杜伏威入朝不久，辅公祏就略施小计夺取了王雄诞的兵权——他放出一条消息，说他接到杜伏威的一封密函，信中对王雄诞的忠心甚表怀疑。王雄诞立刻中计，从此心灰意冷，托病不入州衙，军政大权随即落入辅公祏手中。

直到辅公祏做好了一切叛变准备，派人对王雄诞发出最后通牒，逼他入伙时，王雄诞才如梦初醒，悔之莫及。他对来人说：“而今天下方平，吴王（杜伏威）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反叛，自求灭族？雄诞唯有一死而已，不敢自陷于不义！”随即被辅公祏缢杀。

随后辅公祏便迫不及待地揭起了反旗，在丹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宋，设立文武百官，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同时联合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变民首领张善安，命他为西南道大行台。

辅公祏之叛，无疑让杜伏威百口莫辩。

而且辅公祏又是处心积虑打着他的招牌，说是奉他的密令起兵，摆明了就是要借朝廷之刀置他于死地。

杜伏威意识到——自己的功名富贵和身家性命就这么被辅公祏一夜之间全给毁了。

八月二十八日，李渊下诏，命各地唐军兵分四路：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向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出发；岭南道特使李靖率交州、广州等地军队向宣州（今安徽宣州市）出发；怀州（今河南沁阳市）总管黄君汉自谯亳（今安徽亳州市）出兵；齐州（今山东济南市）总管李世勣自泗水出兵，一同讨伐辅公祏。

九月，辅公祏命大将冯慧亮、陈当世率水军三万进驻博望山（今安徽当涂县西南），另派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三万进驻青林山（今安徽当涂县东南），两军互成犄角，协同攻防；此外，宋军又在梁山（今安徽和县南）一带的长江两岸拉起铁链，横断江面，以此阻挡唐朝的水军，并且在沿岸修筑了大量堡垒，绵延达十多里，最后在长江西岸安营扎寨，严阵以待。

宋军迅速在唐军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十月，李孝恭和李靖的水军合兵一处，进抵舒州（今安徽潜山县）；与此同时，李世勣率步兵一万南渡淮河，攻占寿阳（今安徽寿县），并进驻硖石（今安徽寿县北）。

十一月，宋军将领陈当世率部南下阻击唐军。唐舒州总管张镇周出兵迎战，在猷州（今安徽泾县）的东南面大破陈当世。

十二月，唐安抚使李大亮在洪州设计诱捕了宋西南道大行台张善安，并击溃了他的部众，成功斩断了辅公祏延伸出来的一只臂膀。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月十一，李孝恭和李靖一路向长江下游挺进，先是进围枞阳（今安徽枞阳县），击破驻守此地的宋军，继而在二月初攻克鹊头（今安徽铜陵市北），随即向冯慧亮驻守的博望山挺进。

正当李孝恭和李靖势如破竹、直捣宋军腹地的同时，杜伏威忽然在长安暴毙。

杜伏威之死非常蹊跷，各种史书的记载都很简略。《资治通鉴》只写了一个字：“薨”；而《旧唐书》只说了两个字：“暴卒”；只有《新唐书》给出了死因：“伏威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云母是道家的一种丹药，可见杜伏威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但问题是，这丹药究竟是杜伏威自己过量服用而死，还是因某种外在力量的逼迫服食而死？换言之，杜伏威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没有给出答案。可我们根据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推断，答案很可能是后者。首先，一个多月后李孝恭平定了辅公祏，抄出了杜伏威与辅公祏之间的所谓“反书”上报朝廷，声称杜伏威是辅公祏叛乱的幕后主使，而李渊竟然二话不说，当即下诏追夺杜伏威的官爵，并将其妻儿全部籍没为奴。联想到此前杜伏威所受的尊宠和礼遇以及他的太子太保和吴王的身份，即便有所谓的“反状”，也应该通过有关部门进行周密的调查审理，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后才能定罪，而李唐朝廷为何不经过任何正常程序，仅凭别有用心的辅公祏所炮制的所谓“反书”，就迫不及待地将杜伏威“斩草除根”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李渊的真实用心。

其次，随同杜伏威入朝的义子阚稜此后的际遇则更为不堪。唐军大举征讨辅公祏时，阚稜也参与了平叛战役，并且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新唐书·阚稜传》记载：“公祏反，稜功多。”大军攻克丹阳后，李孝恭不但没有论功行赏，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抄没了杜伏威、王雄诞和阚稜在丹阳的所有家产。理由是辅公祏被捕后供认阚稜与他串通谋反。很明显，辅公祏的供词纯粹属于诬告，因为阚稜和王雄诞都是杜伏威的心腹，而阚稜又亲自参与征讨他的战斗，辅公祏死前当然要拉阚稜垫背，所以他的供词绝对是靠不住的。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想必李孝恭也是心中有数。可他居然还是抄没了阚稜的家产。阚稜当然不服，于是据理力争，李孝恭索性以谋反罪名将阚稜就地斩首，连上报朝廷的环节都省了。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李孝恭凭什么听信辅公祏的诬告，凭什么如此轻率地把“谋反”罪名安在阚稜头上并抄没他的家产？即便他本人相信阚稜的确参与谋反，可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凭什么不经过朝廷同意就擅杀一个朝廷命官、平叛功臣？如果李孝恭背后没有朝廷撑腰、没有天子李渊事先授意，他敢这么做吗？再者，王雄诞是因为不愿参与反叛而被辅公祏杀害的，这一点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按说他应该算是李唐的忠臣和烈士，可为何连他也被视同谋反？这一切实在有悖常理。

最后，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当年就为杜伏威平反昭雪，“诏复官爵，以公礼葬，仍还其子封”（《新唐书·杜伏威传》）。李世民如此急切地替杜伏威平反，起码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这起事涉多人的冤假错案绝对不可能是李渊朝廷的无心之过，而是借辅公祏叛乱的机会痛下杀手，一举剪除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小集团”。

众所周知，杜伏威是隋末最早的割据势力之一，在江淮一带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杜伏威归附了唐朝，但是他和李唐朝廷之间的相互猜忌是在所难免的。正因为此，杜伏威才会在刘黑闼、徐圆朗等人复叛后赶紧主动入朝为质。李渊表面上不动声色，对入朝的杜伏威恩宠有加，事实上内心的忌惮是极为强烈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内心越是忌惮，表面上就越要表现出对杜伏威的恩宠，二者其实是成正比的。而辅公祏公然复叛后，在江淮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势，李渊就更加感到这股江淮旧势力是帝国南部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与其担心这个江淮小集团中还会有人继辅公祏之后造反，倒不如借此机会赶尽杀绝，一劳永逸地根除后患。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杜伏威很可能是死于谋杀，而整起冤假错案的幕后制造者就是——大唐天子李渊。

武德七年三月，李孝恭和李靖在芜湖击败宋军，并迅速北上，一举攻克梁山（今安徽和县南）的三座军镇，随即进抵博望山，将博望山和青林山的所有宋军堡垒全部攻克。冯慧亮等人狼狈逃回丹阳，宋军被杀和溺毙于长江者数以万计。

李靖所部率先攻至丹阳城下，辅公祏怯战，放弃丹阳，率数万人马向东逃窜，准备投奔左游仙驻守的会稽。其时李世勣的军队也已赶到，在后面紧追不舍。当辅公祏仓惶逃至句容时，数万大军已经相继逃散，最后只剩下五百余人。

三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失魂落魄的辅公祏带着残部逃到常州，部将吴骚等人在馆驿里密谋，准备逮捕他投降唐军。生性多疑的辅公祏察觉，于是连夜抛弃妻儿，只带着数十名亲兵再度逃窜。一行人逃到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时，遭当地流民袭击，辅公祏被生擒，旋即押赴丹阳斩首。唐军分兵搜捕辅公祏的残余党羽，随后全部诛杀。

至此，江南彻底平定。李唐王朝“北自淮，东包江，度岭而南，尽统之”（《新唐书·河间王孝恭传》）。稍后，朝廷撤销行台，改称大都督府，李孝恭以平定帝国半壁之功，被擢升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都督府长史。李渊在人前人后不住地夸奖李靖：“李靖真是萧铣和辅公祏的克星啊！”

就在江南这最后一波叛乱平定前夕，河北怀戎（今河北怀来县）自称燕王的高开道就已先于辅公祏走向灭亡了。

从背后向高开道捅刀子的人，是他最信任的义子——侍卫队长张金树。

武德七年二月的一天，张金树发动兵变，包围了高开道的府邸。高开道自知在劫难逃，就把妻妾和子女全都召集起来，和他们一起饮酒，甚至还命乐工奏乐助兴。这凄凉的绝命酒整整喝了一夜。等到案上杯盘狼藉、人人酩酊大醉的时候，东方的天空也已渐露曙色。高开道手里拿着一根绳子，摇摇晃晃地在大堂里走了一圈，把妻妾子女挨个勒死，然后就上吊自杀。

当天早晨，张金树命令部队全城戒严，并把高开道的其他义子全部砍杀，然后砍下高开道的头颅，遣使向唐朝投降。

二月二十日，李渊的受降诏书和任命状迅速抵达怀戎。

几天前还无人知晓的毛头小子张金树，就在这天摇身一变，成了大唐帝国的北燕州都督。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见旧人哭？

旧人不哭。

因为旧人已经成了尸骨。

累累尸骨堆成阶梯，造就了新人脱颖而出的高度。

人皆如此，王朝何独不然？

自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邹平人王薄在齐鲁大地唱响那一支振聋发聩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到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开道和辅公祏等人的相继覆灭，一个历时十三年的天崩地裂、血雨腥风的时代终于划上了句号。

回首来时路，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只能说——

这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

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

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贵贱、穷通、生死、荣辱、成败、利钝、得失、福祸…这些貌似矛盾对立的两极事物，往往在某些阴差阳错的瞬间相互易位，迅捷如同闪电。而你在如烟过眼的短暂一生中，能见证什么叫做星移物换、沧海桑田；你也能在某个刀光闪过的短暂一秒中，见证什么叫做人生如梦、刹那永恒。

这是一个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时代。

这是一个一切皆具宿命的时代。

历史的大棋盘乍一看风起云涌、龙盘虎踞，可就在你不经意的转身与回眸之间，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你只能遗憾，为什么不能让一切从头再来？

当命运的弈局开场时精彩无比，你自以为手段精妙，纵然走不出吞吐天下的乾坤步，至少搏一个逍遥一方的玲珑局。可你却英雄气短，一步走来一寸灰，到最后你也许会伤感，为什么没有人在一开始就告诉你——小心，落子不悔！

【看似天下太平】

日月双飞箭，乾坤一转丸。

公元624年的阴历三月，春暖花开，万物生长。新生的大唐帝国在经历了一连串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终于呈现出一片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除了依然盘踞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县）的梁师都之外，四方群雄皆灭，天下复归一统。李渊父子及其政治军事集团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和不懈努力，终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重新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恢复了瘫痪已久的社会秩序，重建了大一统的政治权威。

一切似乎都已走上了正轨。

然而，当这个横空出世的新王朝正以一种生机勃发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却已经在帝国的权力之巅酝酿。

风暴起源于两大水火不容的集团之间由来已久的政治博弈。

从武德初年起，围绕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就一直在寸步不让地暗中较量。到了天下大致平定的武德五年以后，这种暗流汹涌的政治博弈就逐渐演变成公开化的激烈斗争。而齐王李元吉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作出了自己的政治抉择，加入李建成的阵营，联手对付李世民。

李元吉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投靠李建成，并非出于他与长兄的感情，而是因为他同样怀有个人的政治野心。李世民图谋取代储君之位，而李元吉同样也在觊觎皇权。假如拥戴战功显赫、威望卓著的李世民夺嫡继位，那他李元吉永远也别想有出头之日；而如果是与东宫联手翦除秦王，回头再除掉太子，在李元吉看来则是易如反掌之事。说白了，李建成在李元吉心目中就是一块通向皇位的跳板，因此他才会义无反顾地投靠东宫。

唐高祖李渊晚年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后宫嫔妃成群，终日莺歌燕舞，其中尤以张婕妤和尹德妃最受李渊宠幸。太子和秦王为了能让嫔妃们的枕头风对天子的各种决策施加影响，增加自身的博弈筹码，于是不约而同地把PK的阵地从外廷延伸到了后宫。

对于这些年轻的嫔妃而言，天子李渊年事已高，随时可能龙驭宾天，所以，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并长保富贵，她们必然要在年长的皇子中为自己和年幼的儿子寻找未来的政治靠山，因此也必然会自愿地加入太子与秦王的这场政治PK中来。史称：“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据说，太子与齐王甚至还因之与张婕妤和尹德妃传出了宫廷绯闻：“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一九○）

而在交结后宫、争取内援方面，李世民当然也不会无所作为。但是他更为谨慎，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妻子长孙氏在后宫开展活动。“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李建成）猜忌滋甚。后（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可见当时的后宫嫔妃也分成了亲太子和亲秦王的两派。但是太子和齐王最终还是在这场后宫之战中占据了上风，因为他们与张、尹二妃关系非同一般，而她们恰好又对天子李渊最有影响力。所以当李建成与张、尹二妃拧成一股绳之后，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对李世民出手了。手段是故意制造事端，引发冲突，从而离间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

太子集团的离间计非常成功，可以从下面这几件事情中明显地看出来。有一次杜如晦骑马从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的府门前经过，尹府的下人忽然冲出来，把杜如晦拉下马一顿暴打，并且折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尹阿鼠还指着杜如晦的鼻子咆哮：“你是什么东西，敢过我家门而不下马！”然后尹德妃就恶人先告状，向李渊哭诉说：“秦王左右欺凌妾家。”李渊不分青红皂白，回头便斥责李世民：“我嫔妃家尚且被你左右的人欺凌，更何况小老百姓？”李世民极力解释，可李渊却不肯相信。

还有一次，李世民把长安附近几十顷的良田赐给了淮安王李神通，太子集团马上采取行动，由张婕妤去向李渊求情，替自己的父亲讨要这块田产。李渊不知此田已赐给李神通在先，于是二话不说颁下手诏，把地赐给了张婕妤的父亲。在武德中后期，太子令、秦王教和齐王教可以与天子诏书并行，具有同等效力；有司对此无所适从，最后形成了一个惯例，以先收到的为准。既然如此，李神通手上有秦王的赐令，当然不肯把土地让出来。张婕妤抓住把柄，对李渊说：“皇上赐给妾家的田地，被秦王夺走，转赐给李神通了。”李渊勃然大怒，立即把李世民叫来一顿训斥，最后说：“我的手诏不如你的手令，是不是？”

通过这些刻意制造出来的摩擦，太子集团达到了目的。李渊对李世民越来越失望，曾经对左仆射裴寂感叹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武德五年以后，随着天下的逐渐平定，李渊便经常在宫中大宴群臣。每逢此刻，李世民就会思念自己早逝的母亲，感叹她不能亲见父亲君临天下。一念及此，总是黯然神伤、独自垂泪。正在兴头上的李渊时常在无意中看到秦王那张郁郁寡欢的脸，愉快的心情总是一扫而光。

秦王这种不合时宜的触景生情，很快又成了心怀叵测的嫔妃们尽情攻击的靶子。宴会过后，嫔妃们就不失时机地对皇帝说：“如今四海升平，陛下年事已高，唯一的养生之道就是娱乐。可秦王却总是哭泣败兴，正是因为憎恨妾身们。陛下万岁以后，妾身母子们必不为秦王所容，到时候恐怕一个也不会剩下了！”说到伤心处，这些嫔妃们一个个哭成了泪人。

最后她们说：“皇太子为人仁孝，陛下将妾身母子们托付给他，方能保全性命。”

李渊看着这群美丽的嫔妃梨花带雨的脸庞，听着她们伤心凄恻的啜泣，不禁悲从中来，陪着她们长吁短叹。他无奈地发现，自己和次子李世民之间的那条裂痕，如今已然塌陷成一道巨大的鸿沟！

面对这种历朝历代似乎都难以避免的政治隐患和亲情危机，他至今也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此外，建成、元吉与世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也让他感到莫大的忧虑和恐慌。

怎么办？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历史上那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悲剧在自己面前重演吗？

第二章 政变的开端

【太子李建成“谋反”】

许多年以后，当鬓发苍白的唐高祖李渊被遗弃在宫城西侧那座不事修缮而且乏人问津的大安宫里，独自咀嚼生命中最后的孤独、失落和忧伤时，他将会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武德七年那个燠热难当的夏天。

在老病交侵的落寞岁月里，尽管不堪回首的沧桑往事早已把这个老人的生命记忆啃噬得面目全非、斑驳支离，但是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还是无比清晰地烙印在他的心底。对于这个从权力之巅遽然跌落并丧失了一切的昔日天子而言，似乎没有人比他更有理由确信——武德七年夏天是所有悲剧的开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张由欲望、阴谋和杀戮共同编织成的灾难之网，便不由分说地朝着李唐皇族的头顶罩了下来，最终酿成了武德九年那一幕禁门喋血、骨肉相残的惨剧。

其实李渊一直在努力避免悲剧的发生。

面对建成、元吉与世民之间明争暗斗的诸般事实，李渊并不是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而是一直在他们之间尽力弥缝，煞费苦心地维持某种利益平衡，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然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李渊的努力就在武德七年夏天结出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恶果——庆州都督杨文幹悍然起兵，而太子竟然涉嫌谋反！

许多年后，李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愤怒、震惊与错愕。

太子谋反？

这可能吗？太子真的是杨文幹兵变的幕后主使吗？

自从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平定刘黑闼之后，太子李建成就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发现自己终于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而日渐动摇的储君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巩固。此外这次东征还让他得到了两个额外收获：其一是和四弟李元吉结成了政治同盟，一起把矛头指向了李世民；其二是与燕王李艺（罗艺）深相交结，推荐他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阵营。

凯旋回朝后，李建成开始不遗余力地扩充武装力量。他私自招募长安及四方的骁勇之士两千余人，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同时暗中派遣右虞侯可达志前往幽州，从李艺的旧部中抽调了三百名身经百战的突击骑兵，秘密屯驻东宫附近诸坊，准备进一步充实东宫卫队。

李建成之所以搞这么多小动作，目的只有一个——对付李世民。

因为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要和李世民刀兵相见。

然而，就在那三百名幽州骑兵刚刚进驻长安不久，事情就被人告发了。有人一状告到了皇帝那里，李渊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一个储君居然背着朝廷，把一支地方军队千里迢迢地调入京师，这绝对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李渊立刻把李建成召去训斥了一番，随后便将东宫将领可达志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市），以示惩戒。

李建成很窝火。他比谁都清楚，告密者肯定是秦王的人。可既然是自己违规操作被人抓了小辫子，他也无话可说，只好忍耐。

可有个人却不想忍耐。

他就是齐王李元吉。

这个一贯凶暴蛮横的老四，再也不想跟李世民玩暗中角力的游戏了，他频频怂恿太子先下手为强，干掉李世民。他咬牙切齿地对李建成说：“当为兄手刃之！”李建成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没有答应。李元吉嫌老大优柔寡断，决定自己找机会动手。

机会很快就来了。

有一次李世民陪同李渊莅临齐王府，李元吉遂命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内室，准备刺杀李世民。李建成察觉之后，及时制止了他。在他看来，老四这么做简直就是玩火自焚——在你自己的府上、在天子的眼皮底下行凶杀人，暂且不说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就算得手了，你的手下刺客宇文宝能逃得掉吗？万一他招供了，你李元吉就算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就算他不招，你齐王身为他的主人，难道不要负主要责任？现如今谁都知道我和你是一条船上的人，到时候不光你身败名裂、小命不保，就连我李建成恐怕也难逃干系！

在李建成的极力阻止下，李元吉的暗杀计划被迫取消。他愤愤不平地对李建成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天，炎炎烈日炙烤着帝京长安。

李渊发觉整座皇宫到处闪耀着令他头晕目眩的白光，灼人的热浪团团包裹着他，让他浑身乏力、呼吸沉重。除此之外，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这一切都让李渊感到心烦意乱。

五月中旬，位于长安以北宜君县境内的一座山中行宫——仁智宫竣工落成，李渊当即决定去仁智宫避暑散心，纾解一下连日来郁闷烦躁的心境。为此他特意点了两个儿子的名：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让他们陪同前往，同时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兄弟仨呆在一起，否则他们准得闹事。

李渊觉得自己的安排很合理。把这几个小子分开，自己或许就能在这林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仁智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夏天了。

可李渊并不知道，他的銮驾刚出长安，有两个东宫的军官随后就押着几车物资悄悄离开京城，一路向西北方向急行。

他们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车上装的是一大批崭新的盔甲。

二人奉太子之命，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县）交给都督杨文幹。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违规操作。就像前几次一样，李建成自以为这次私运兵器同样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他绝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秦王的眼睛。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秦王会抓住这个把柄把他往死里整。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从长安到庆州途中的豳州。

而武德七年这场震惊朝野的“太子谋反”事件，就在这一刻东窗事发。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后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地方官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幹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今甘肃宁县）赶赴仁智宫告发了太子。

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桥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发出对太子李建成同样不利的指控。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控告，李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仁智宫面圣。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的手诏后，李建成懵了。

出了什么事？天子为何平白无故召自己上山？

此时的李建成并不知道尔朱焕等人不但已经把他卖了，而且还给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私运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发了。

私运盔甲虽然不是什么死罪，但是这一次却不太一样。因为运送的目的地是庆州，而众所周知的是，庆州都督杨文幹是东宫旧部、太子嫡系，李建成当初组建卫队时就曾经从庆州暗中征调过一批将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极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何况此前可达志的事情已经是一次严厉的教训，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大为震怒，否则也不会这么急着召他去行宫。要知道，身为储君却暗中与地方将领交结，并且频频征调部队、私运军用物资，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个可怕的罪名，那就是——串通地方将领，阴谋反叛。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不知道此刻的天子是否已经起了这样的疑心，可他知道这种可能性绝对不会小。

怎么办？

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献计。太子舍人徐师谟提议，干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师占了。

这显然是个馊主意，跟挖一个坑把自己埋了没啥两样，所以李建成并未采纳。

詹事主簿赵弘智则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李建成觉得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仁智宫，在距行宫六十里外的毛鸿宾堡命随从们留下，然后带着十余个侍卫上山。

一见到李渊，太子立刻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可李渊却一脸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殿中监陈福严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驰赴庆州，召杨文幹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此行不但没有召来杨文幹，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幹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幹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幹说的是实情，亦即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幹不太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在客观上证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幹是太子的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太子谋反的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幹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

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幹孤注一掷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

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幹，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废黜，谋反行迹已经彻底败露，从而让杨文幹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如果我们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

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诱使杨文幹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幹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手段就是，看看有哪些人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取利益或消除风险，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在这些人中间。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幹兵变对谁最有利？

进而言之，在尔朱焕、桥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背后，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

【杨文幹兵变的幕后黑手】

六月二十四日，杨文幹兵变爆发。消息传到仁智宫，李渊勃然大怒，同时也感到极度的伤心和失望。因为杨文幹的行动等于自动承认了他与太子串通谋反的事实。联系此前尔朱焕等人的告发，整个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似乎没必要再寻找什么证据了，李渊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太子李建成。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渊的难过自不待言。废立太子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却是如何把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次日，李渊立刻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会同灵州（今宁夏灵武市）都督杨师道出兵讨伐杨文幹。

二十六日，也就是杨文幹起兵的第三天，李渊召见了李世民。

李渊首先询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杨文幹这个竖子，竟敢如此狂逆！儿臣以为，他很快就会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即便不会，派遣一个普通将领也足以将他讨平。”

李渊摇了摇头，说：“不然。文幹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你应该亲自出征，回来后就立你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儿子，所以，应该给建成留条后路，封他为蜀王。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至此，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最大的获益者就站在我们面前了。

他就是秦王李世民。

杨文幹兵变最终促使李渊下定决心——废黜太子，改立秦王。

那么，李世民在这次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在背后都做了些什么？

要弄清这一点，首先必须研究一个问题：李建成有没有可能谋反？

我们的答案是：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第一，虽然太子与秦王的矛盾由来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李建成的储君地位始终是稳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渊出于立嫡以长的原则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不可能像当年的隋文帝杨坚那样随意废立太子。

事实上，当秦王势强、太子势弱的时候，李渊也始终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场上，否则也不会在刘黑闼第一次起兵时迟迟不愿起用李世民，更不会在刘黑闼二次起兵时全力支持李建成挂帅出征，建立战功。而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之后，声望显著提升，势力有所增强，储君地位也随之巩固，根本无须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只要李建成保持现状，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天子宝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么可能会谋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彻底消除威胁他储君地位的危险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也应该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渊。因为直到武德七年，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违规操作被揭发的情况下，李渊仍旧一如既往地对他寄予信任，否则也不会在前往仁智宫避暑的时候命太子监国，留守长安。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杨文幹谋反的目的却是为了篡夺皇位。换句话说，他们矛头所指正是李渊本人。试问，在明知道李世民对其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动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将李渊和李世民一举翦除，否则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势力来看，李建成这么做无异于自掘坟墓。

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李建成真的铁了心要将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那么他的谋反计划也应该是首先在长安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正是一边控制皇帝一边翦除对手的），掌握了中枢大权后，再命令杨文幹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可事实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渊去了仁智宫后，才让杨文幹在异地起兵，此时无论是李建成从长安发兵还是杨文幹从庆州发兵，一路上都必须经过高祖仍然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仁智宫。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打草惊蛇。暂且不说叛军有没有能力打到宜君县，就算其占了先机，一路畅通无阻地打到仁智宫，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扬长而去，并且极有可能调集了四方兵马，给他们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所以说，这样的谋反计划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纵然军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开创李唐的元勋之一，其政治智商断不至于如此低下。

就算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李建成这么做是想趁李渊离开京师、朝廷空虚的时候夺取政权，那么这个谋反计划是否就变得可行了呢？

很遗憾，这样的设想同样不能成立。

道理很简单，在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论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无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况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领了京师，他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政权的空架子和长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县的避暑行宫中，同样可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牢牢把握这个帝国，照样可以从仁智宫发出一道道对全国州县具有绝对权威的政令和军令。而这一切，当了多年太子、长期在李渊身边协理政务的李建成绝对不可能意识不到。

综上所述，李建成谋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资治通鉴》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违背逻辑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所以，当代的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纷纷提出质疑，最后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如李树桐在《唐史考辨》中说：“《通鉴》内，有关杨文幹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必与事实不符。”

牛致功的《唐高祖传》称：“事实证明，杨文幹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

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中说：“李渊既然对李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元吉转蒙恩宠’，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毫无恩宠衰薄的迹象？足见统统出于诬陷增饰，不是事实。”

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餗（《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在相关著述中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所谓“妄告东宫”，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也就是说，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显然，他们如果不是被人收买，就是受人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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