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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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府的人。
众所周知，在武德年间，当“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与事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为李世民出力卖命的”（牛致功《唐高祖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是尔朱焕和桥公山，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
换言之，李世民就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当高祖对秦王郑重作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漫长的政治PK中胜出。那一刻，道士王远知三年前说的那句“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的预言一定无比豪迈地回响在他的耳边。
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李世民的预料。
就在他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破灭，功亏一篑，一切都打回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
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李渊反悔了。
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率军前去征讨杨文幹时，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动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后宫的嫔妃群和当朝重臣、侍中封德彝，最后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
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政治智慧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围剿杨文幹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和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无非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幹的起兵一定是太子的指使，那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当然，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断不至于被废黜。
所以，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太子的储君之位。
换句话说，这是一起阴谋。
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今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
当然，李渊没有证据。
他只能猜测。
但就算是这样的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了。
他随后就把太子放了，命他仍回京师留守，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个替罪羊，把他们全部流放巂州，他们是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
就在李渊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杨文幹叛乱。
在这场短命的叛乱中，杨文幹唯一的“战绩”就是出兵占领了宁州，可当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抵宁州城下的时候，杨文幹的军队马上就不战自溃了。七月初五，杨文幹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立刻传送长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杨文幹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了。
高祖李渊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给这起震惊朝野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并不算圆满的句号。之所以说它不算圆满，是因为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方式即便能够勉强维系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那也是一种极其脆弱、危机四伏的平衡。
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对这个处置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
对李建成来说，既然高祖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并且对太子和秦王各打五十大板，那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太子是被诬陷的，而且肯定也意识到秦王就是制造假案的那只幕后黑手。按照唐律，诬告别人谋反若不属实，诬告者本人是要处以谋反罪的，这就是“反坐法”。可现在倒好，仅仅流放一个秦王府的属官杜淹，秦王本人却安然无恙，丝毫不受惩处，这怎么说得过去？这不是在纵容秦王阴谋夺嫡吗？
而对李世民来说，既然高祖已经做出了立他为太子的承诺，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太子谋反案确为秦王府一手炮制，那么高祖就不应该打秦王板子——流放他的属官，而应该兑现承诺，立他为储君。所谓天子口中无戏言，堂堂的一国之君怎么能信口开河、出尔反尔呢？再者说，就算太子谋反是假，可杨文幹兵变总是真的吧？杨文幹是东宫旧部也是真的吧？太子给杨文幹私运盔甲更是不争的事实吧？就冲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太子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能不痛不痒地流放两个东宫官吏就算完事了呢？更何况杨文幹兵变毕竟是秦王平定的，到头来平叛功臣反而遭到责罚，如何能让人心服？
所以，尽管让李渊深感不快的这一页貌似翻过去了，但是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却远远没有了结。
换言之，杨文幹事件仅仅是一个悲剧的开端。
不把对方整垮甚至彻底消灭，太子和秦王谁也不会善罢干休。
【如履薄冰的李世民】
李渊期望中的清凉一夏就这么被搞得兴味索然，于七月底悻悻回到了长安。
为了改善一下父子及兄弟间日趋紧张的关系，李渊特意在城南举行了一次狩猎活动，让三个儿子比赛骑射。
李渊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旨在增进感情的比赛居然又出了问题，使得原本就极为紧张的父子和兄弟关系再度雪上加霜。
问题源于一匹胡马。
这匹胡马属于李建成。
比赛开始时，李建成笑容满面地牵着这匹膘肥体壮的胡马，亲手把缰绳交给了李世民，很诚恳地说：“这是匹罕见的骏马，能跨越数丈宽的沟涧，二弟善于骑术，可以驾驭看看。”李世民接过缰绳，想都没想就跃上马背，然后鞭子一挥，胡马立刻像离弦之箭奔了出去。
那一刻，李渊一定甚感欣慰。不容易啊，这对天天死磕的兄弟终于握手言和了。
可李渊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太子交给秦王的是一匹尚未驯服的烈马。这种野性未驯的烈马通常都有一个特征——喜欢玩它的骑手。往往在飞速奔跑的过程中，烈马会忽然玩一些惊险动作，而骑手就算不被摔死，也得落个残废。
李世民正恣意狂奔，拼命追逐前面的一头麋鹿，李建成和李元吉紧随其后，不觉相视一笑。很快，他们期待中的一幕发生了：秦王胯下飞奔的胡马突然间身子一蹶，两条前腿跪屈在地，李世民立刻从马背上飞了出去…
太子和齐王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再次交换了一下得意的眼神。
然而，当他们再把头转过去的时候，眼前的情景却让他们目瞪口呆——秦王正稳稳当当地站在胡马旁边，神情自若，毫发无损。
紧接着，太子和齐王看见秦王远远地对他们冷笑了一下，再次跃上马背。胡马不断故伎重施，可秦王每次都安然无恙。最后这匹烈马服了，任由秦王纵横驰骋，一点脾气也没有。
回来的路上，李世民笑着对身边的宇文士及说：“有人想用这匹马杀我！奈何死生有命，他岂能杀得了我！”
有人立刻把这句话向太子通报，然后又通过太子之口落进了后宫嫔妃的耳中，李渊回宫后，嫔妃们马上又把秦王的话告诉了皇帝。但是这句话最后却变成了这个样子：“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怒不可遏，随即把三个儿子都召了进来，当着太子和齐王的面怒斥秦王：“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很显然，高祖对秦王的这句斥责分量很重，因为它赤裸裸地揭露了李世民夺嫡篡位的野心。
其实，与其说这是李渊听信谗言后的一种无端指责，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借机发泄对李世民由来已久的不满。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早在武德四年七月，当李世民一举消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割据政权，并且刻意搞出那场锋芒毕露的武功秀后，李渊必定已经感受到了秦王功高震主的威胁了。更何况，在这些年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秦王顺理成章地招揽了四方豪杰和天下名士，在高祖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政治军事集团。对这一切，李渊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如果秦王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任何一个异姓功臣，李渊很可能早就把他杀了。
开国元勋刘文静之死就是明证。因此，李渊对李世民的种种不满其实已经在心里埋藏了很久，只是一直没有挑明罢了。而这次李渊之所以不再隐忍，无疑是受到了杨文幹事件的刺激。
假如李渊大致能够确定秦王是此事的幕后操纵者，那他必然会感到极大的恐慌——既然秦王已经具有操控东宫官属和朝中大臣的能量，那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李渊完全有理由相信——秦王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并且极大地超出了他可以容忍的范围。
所以李渊才会毫不客气地对秦王提出严厉的警告，目的就是防止他在阴谋夺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和此前流放他的属官、打他的板子是一个道理。
但是，面对高祖的斥责，秦王却不卑不亢地“免冠顿首”，要求皇帝“下法司案验”，也就是主动要求由司法部门立案审查，表现出一副坦荡无愧的样子。
秦王的这种表现意味着他并不接受皇帝的警告。因为“免冠顿首”只是人臣在面对君父斥责时的正常礼节，并不代表屈服，而更让李渊愤怒的是，李世民竟然主动提出“下法司案验”，这就几乎是在跟他抬杠了。
众所周知，无论李渊对李世民做出怎样的指责，其性质仍然是君父在教训儿臣；无论李渊和太子对秦王的不满和忌惮已经达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这一切通通属于皇族内部矛盾。而一旦“下法司案验”，就是把矛盾公开化了，而且性质要严重得多，那相当于把李唐皇室的父子相猜和兄弟不睦扩大并升级为朝野皆知的一起政治案件——而且是严重影响社稷稳定的重大案件。暂且不论李家的父子及兄弟到底谁是谁非，单是把这件事情闹上公堂本身，就已经是李唐皇室的一个莫大耻辱了。
李世民很清楚，李渊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
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还偏偏要提出来，这不是抬杠是什么？
面对李渊的敲打和警告，李世民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毫不屈服，而且充满了对抗和要挟的意味。
李渊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看来自己不久前对心腹裴寂发的那句牢骚一点都没错——“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再不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他真要把尾巴翘上天了。
看着皇帝吹胡子瞪眼的模样，旁边的太子和齐王不禁眉飞色舞，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幸灾乐祸之情。
这一次，秦王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一道来自边境的加急战报飞进了长安的太极宫。
李渊的愤怒转眼就被震惊所取代。
该死的突厥人又来了。
早在一个月前，当李渊被杨文幹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突厥人就已经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对唐朝发起了攻击。当时，代州（今山西代县）、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原州（今宁夏固原市）、陇州（今陕西陇县）、阴盘（今甘肃平凉市东）、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等重镇和据点都遭到了进攻，但是突厥人的这一次攻击力度却不是很大，基本上仍是以袭扰劫掠为主，并无进一步南侵的意图，所以李唐朝廷只命骁将尉迟敬德及各地守将出兵迎击，便遏止了突厥人的攻势。
可眼下边境发来的战报却显示：这一次突厥大可汗颉利亲自出马，并与小可汗突利（颉利长兄始毕可汗之子）联合出兵，倾全国精锐之师南下，而且兵锋直指原州，显然有入侵关中、进逼长安的企图。
这种大规模的、带有明显战略意图的入侵不能不引起李渊和整个朝廷的震恐。
大敌当前，李渊还能处罚李世民吗？
当然不能。
李渊不得不收起满面怒容，再次施展他一贯擅长的变脸绝技，让秦王起身系好冠带，并且大加慰勉，然后就直奔主题，和他商讨应对突厥的策略。
那一刻，太子和齐王肯定在心里把突厥人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
因为该死的突厥人又帮了李世民一个大忙。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世民的运气就是这么好。
每当高祖试图将其打压或冷藏的时候，某种不可预知的外部力量就会突然降临，把李唐王朝这张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且再次给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不管是武德二年刘武周进犯河东，还是武德四年刘黑闼悍然起兵，或者是眼下突厥人大举入寇，无疑都在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高祖李渊召开御前会议，命三个儿子和当朝重臣一起讨论当前的抗突形势。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迁都的动议。理由是长安离边境线太近，而“子女玉帛”众多，所以突厥才会屡屡入侵，不如一把火烧了长安，把都城迁移到内地，突厥人自然就不会来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消极，甚至近乎荒谬的提议。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帝王都不可能采纳。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渊居然同意了。他即刻下令，命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准备前往樊、邓（今湖北襄樊）一带考察迁都地点。而太子、齐王和尚书仆射裴寂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如此荒谬的提议，为何有这么多人赞同呢？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这些人没有头脑，而是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秦王再立军功。当然，即便是迁都樊、邓也不能彻底杜绝突厥对唐朝的入侵，但能有效避免突厥对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一旦都城远离前线，突厥人顶多就是在边境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袭扰而已，很难发起针对大唐帝都的战略性进攻。既然如此，边境的防御交给一些普通将领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秦王挂帅出征，这样就能达到将这张王牌长期冷藏的目的。
此外，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当初李渊太原起兵时“称臣”于突厥，往来交涉的虽是刘文静，但主谋者却正是李世民，所以李世民一直被李渊和李建成“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陈寅恪全集》之《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可见，高祖等人执意迁都表面上是为了防范和消除突厥人的威胁，其实更是对李世民的一种刻意打压。
对于这个匪夷所思的迁都之议，大臣萧瑀等人都不以为然，因为迁都是动摇国本的一件大事，绝不可草率行之。但既然高祖发话了，他们也只能保持缄默，谁也不敢犯言直谏。
最后只有一个人发出了孤独的抗议之声。
这个人当然就是李世民。
他说：“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神圣英武，犹如巨龙兴起民间，鼎定中原！麾下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岂能因为胡人骚扰边境就迁都躲避？岂非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当年的霍去病不过汉廷一将，犹立志消灭匈奴，何况臣身为帝国藩垣，请给臣数年时间，定当拴住颉利的脖子牵到宫门。如若不成，迁都未晚！”
太子大为不屑地瞥了秦王一眼，说：“当年，西汉的樊哙大言不惭，曾经在朝堂上说要率十万部众横扫匈奴，结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不到了，秦王今天的话何其相似也。”
李世民据理力争：“形势不同，战略不同。樊哙一个小人物何足道哉？我不出十年，必定漠北，绝无虚言！”（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果然没有虚言）。
秦王的这番豪言壮语有没有打动李渊呢？
我们只知道，最终的结果是，李渊确实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但是这个回心转意的过程，各种史料却记载不一。据《通鉴》记载，李渊听完后立刻大呼一声：“善！”而《册府元龟》甚至称李渊哈哈大笑，并称赞秦王乃“吾家千里驹”云云。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显然不太符合常理，李渊即使要改变主意也需要一个过程，或者说需要一个台阶下，不大可能当着大臣和儿子们的面轻易反悔，自打嘴巴。
相对而言，我们发现《旧唐书·太宗本纪》中的记载就合理得多——就在秦王慷慨陈词之后，“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也就是说，在当天的廷议上，李渊非但没有被李世民的豪言壮语打动，反而故意命他去勘察新都地点，直到李世民回朝，仍旧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一些实地考察中发现的现实问题，李渊才取消了迁都计划。
其实，李渊最终之所以放弃迁都，恐怕也并不是被李世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谏所说服，而是因为这个迁都之议本来就不是什么铁板钉钉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更像是对李世民“挟突厥以自重”的严厉警告：为了遏制你的锋芒，我连烧毁长安这种事都敢做，我还有什么不敢豁出去的？
而现在李渊反正已经做足了姿态，不管是威胁还是警告都已表露无遗，所以趁势就坡下驴也就很好理解了。更何况突厥二可汗的大军已经长驱南下，很快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即便他内心仍有迁都之念，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要先打退突厥大军。
所以，武德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李渊不得不再次起用这张独一无二的王牌，命李世民挂帅出征，迎战突厥。同时，李渊还特意安排齐王李元吉当副帅，用意很明显，就是防止秦王一人独大。
秦王李世民在危难之际重新走上战场，其中流砥柱的形象又一次无比高大地树立在世人面前，太子李建成自然又感到强烈的不安。他怂恿嫔妃们一起跟高祖吹风，说：“突厥虽然屡屡侵犯边境，可事实上得到贿赂就退兵了。秦王表面上打着一致对外、抵御外寇的旗号，其实还不是想总揽兵权，完成他夺嫡篡位的阴谋？”
李建成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私心的揣度，可也道出了一部分事实：在整个武德中后期，李世民在朝中受到太子、齐王、裴寂和后宫嫔妃们的联手打压，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唯一可以凭恃的就是自己的军功。只有通过战争，他才能继续保持自己在朝野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世民再次出征了。
李渊在兰池（今陕西咸阳市东）为他和齐王把盏饯行。
这一年初秋的大风从北方席卷而来，在满目萧瑟的五陵原上奔走呼啸。李世民听见父皇李渊的一番勖勉之辞在呜咽的秋风中显得空洞而缥缈。他仰起脖颈把那杯饯行酒一饮而尽，一股难以言传的苦涩迅速从他的喉咙一直流到他的心里。
是从什么时候起，这杯盛满了壮志与豪情的饯行酒变得如此难以下咽？
是从什么时候起，奔赴沙场的激越与兴奋之情已经蒙上了一层莫名的沉重和焦虑？
李世民不知道。
他只知道很多日子以来，自己就像一个在深渊上走索的人，必须保持不断前行的惯性才能维持身体的平衡。他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否则马上会从悬索上跌落。而不断前行的结果同样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由低到高的悬索，往前多走一步，安全系数就会降低一分。尽管李世民相信这条危险的高空之索最终必然通向一座风光无限的山峰，但是此时此刻，眼前只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黑雾。除此之外，就只有从四面八方凶猛袭来的冷雨和阴风。
还需要走多远？
没有人告诉他。
在这个初秋的早晨，让李世民感到忧虑的不是他在朝中的艰难处境，也不是茫然不可预知的政治前途，而是他即将面临的这场抗击突厥的战争。
李世民之所以感到忧虑，并不是由于对手的强大，而是由于军队的虚弱。
曾经骁勇善战的李唐军队已经今非昔比了。
当奉命出征的唐军将士，在兰池宫外的五陵原上完成集结，李世民稍事检阅之后，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暴露在他的面前——士兵们军容不整、士气低落，所装备的铠甲和武器也显得残破陈旧。谁都看得出来，一股浓厚的厌战情绪正在即将出征的这支军队中蔓延。
李世民很清楚，自从武德初年以来，李唐军队长年征战、兵戈不息，将士们的疲惫情绪一直在潜滋暗长，之所以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封和犒赏鼓舞着他们的斗志，支撑着他们的精神。而当统一天下的战争宣告结束，勉强撑持的士气就不可避免地衰竭了，而酝酿已久的厌战情绪也就随之爆发。
并且，频繁征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各种武器装备过高的折旧和损耗。但是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李唐朝廷把执政重点从军事建设转向了政治和经济建设，军队待遇也就随之降低，因而各种武器装备便得不到及时的更新和补充，这也从另一方面导致了士兵的不满，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除了军队的现状不容乐观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也让李世民感到如芒在背。
那是一个人的眼神。
齐王李元吉。
从两个人并辔走出长安金光门的那一刻起，李世民就发现齐王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和敌视的意味，却唯独没有半点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意思。齐王似乎憋足了劲要看秦王的笑话，看他如何打赢这场敌强我弱的战争。
李世民不禁苦笑，这就是父皇李渊给他安排的副手——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准备看主帅笑话的副统帅。
军队迅速向前线开拔。
远方的天际黑云翻涌。
这年秋天的五陵原上，李世民打马北去的背影写满了忧郁和苍凉。
【李世民单枪匹马离间可汗大军】
武德七年八月一日，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的大军开始猛攻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并很快突破外围防线，连营南下，直逼长安。与此同时，为了多方牵制唐军，突厥又派出偏师分别攻击忻州（今山西忻州市）、并州和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其附庸国吐谷浑也出兵入寇鄯州（今青海乐都县）。
形势危急。
八月九日，长安宣布戒严。
此时，北上御敌的唐军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关中连日来天降暴雨、洪水泛滥，许多道路和桥梁被阻断，加剧了行军的难度，后方的粮草和补给又供应不上，致使原本就委靡不振的士气越发消沉。
八月十二日，唐军与突厥大军在豳州的五陇阪（今陕西彬县西南）正面遭遇。突厥军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列阵，唐军将士大为震恐。李世民意识到一场恶战已经在所难免，遂对李元吉说：“而今胡虏逼到眼前，不可示之以怯，当与之一战，你能不能和我一起上阵？”
李元吉的嘴角滑过一丝冷笑：“胡虏兵势如此强大，岂能轻率出战？万一失利，后悔都来不及！”
不出所料，齐王果然是一心作壁上观来了。
大敌当前，副帅公然对主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对原本涣散的军心无疑又是一大打击。史书没有记载此次随同出征的其他将领的情况，但我们根据唐军此时面临的不利局面，再结合李世民稍后出人意料的做法来看，其他将领的反应很可能和齐王一样——有意无意地采取了消极避战的立场。
此刻的李世民显然在某种意义上被孤立了。
这个曾经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力的秦王、天策上将、十二卫大将军，现在却忽然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连自己的部属都无法支配，还打什么仗？
外面的突厥大军虎视眈眈，内部的局面又如此艰难，李世民该怎么办？
就在此刻，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李世民再次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若无其事地对李元吉说：“既然你不敢出战，那我就单独前往，你就留在大营中观战吧。”
还没等齐王反应过来，李世民已经率领仅有的百余名亲兵朝敌阵飞驰而去。
来到突厥大军前，李世民高声向颉利可汗喊话：“可汗既与大唐和亲，为何背弃盟约，深入我国？我是秦王，可汗如果认为自己能打，就出来和我单挑！如果要以众凌寡，我就用这一百人和你拼了！”
颉利可汗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小子在玩什么？居然只带着百来个人出战？而且居然用这种蹩脚的激将法逼我跟他单挑？他是不是早已埋设了伏兵，想引诱我往口袋里钻？
颉利可汗相信这其中必定有诈，于是按兵不动，笑而不答。
接下来，让颉利更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李世民居然带着他的一百名骑兵又往前逼近了一程，而且派人跑到他的侄子突利小可汗阵前，唧唧歪歪地不知道说一些什么。颉利可汗满腹狐疑地拉长耳朵，终于听了个大概——“你从前跟我盟誓，有难同当，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
颉利可汗大惊失色。难道突利这小子早就跟李唐二皇子有一腿了？怪不得他这回屁颠屁颠地一定要随我一同出征，原来是早有预谋，想趁两军交战之际对我下黑手！好悬啊…还好自己遇事冷静，刚才没有一下子冲出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思虑及此，颉利转过头去看突利，只见他默不作声，一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
就在这时候，李世民再次逼近，正准备策马跨过两军之间的河沟。颉利可汗立即派人去跟李世民传话：“大王不必过河，我并无他意，只想与贵国重申前盟而已。”随后传令全军，即刻收兵回营。
看着颉利可汗率大军匆忙退去的身影，李世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回总算是忽悠过去了，可突厥大军并未撤退，危险仍然存在。接下来该怎么做？
李世民知道，急中生智的忽悠只能偶尔来一次，再来就不好使了。要让突厥人退兵，必须在军事上有所行动。即便没有办法与突厥大军正面决战，也要适当对他们施加压力。同时让李世民感到庆幸的是，这次成功的忽悠让他抓住了突厥人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颉利大可汗与突利小可汗之间的矛盾。
只要利用这个矛盾，军事手段和谋略手段双管齐下，进一步离间两个可汗的关系，就能让他们互相猜疑，最终迫使颉利可汗撤军，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一刻，虽然连绵不绝的秋雨依旧笼罩在五陇阪的上空，可盘桓在李世民心头多日的阴霾却一扫而光。
李世民随即召开了军事会议。
他环顾着毫无斗志的唐军将领，胸有成竹地说：“突厥人最倚仗的武器是弓箭，如今他们在野地宿营，连日的雨水会使弓矢上的弦筋胶化，失去弹性，弓箭的威力就发挥不出来，犹如飞鸟折断翅膀；而我们则住在可以升火的干燥房屋内，刀槊等武器仍然锐利，此刻不发动攻击，更待何时！”
当天夜里，李世民出动军队，冒着大雨悄悄逼近突厥军营。与此同时，他派遣了一个特使秘密潜入敌营，找到了突利可汗，与他进行了一番密谈。史书没有记载这次密谈的内容，但是李世民肯定是向突利抛出了颇具诱惑力的橄榄枝。所以就在唐军逼近突厥大营的同时，突利就已经愉快地同李世民派来的秘使订下了盟约。
突厥军队绝对没有料到，唐军会在这个大雨滂沱之夜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军营上下顿时一片慌乱。颉利可汗本来想要迎战，可一想到他的侄子突利和李世民之间很可能有什么阴谋，心里马上敲起了退堂鼓。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颉利终于决定退兵。
因为他绝不希望在与唐军交战的时候，让这个居心不良的侄子从背后捅他一刀。
尽管此刻退兵让颉利很不甘心，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遣突利和另一个亲王阿史那思摩到唐军大营，与李世民议和。而突利则借此机会，正式和李世民结下了香火之盟。
此后突厥退兵，这场有惊无险的五陇阪之战终于落下帷幕。李世民以他超乎寻常的胆识和谋略，演绎了一出经典的“孤胆英雄记”，不但兵不血刃地逼退突厥大军，而且成功地缔结了一个政治盟友，可以说在他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又增添了精彩绝伦的一笔。
也许正因为李世民的表现太过精彩了，所以历来很多人认为五陇阪之战精彩得有些过头。除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外，似乎还有严重低估突厥人智商的嫌疑。对此胡如雷先生也曾提出如下疑问：首先，突厥倾国而来，意在一决，怎么会以优势兵力而慑于世民的诱说，竟轻易讲和退兵呢？世民的个人作用似乎夸大得太不近情理了。其次，世民施反间计是肯定的，但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世民对待二可汗的态度有显著差别，可以概括为拉突利打颉利，采取这样的策略有什么根据和条件呢？
对此，胡如雷先生以陈寅恪先生的考证为依据，证实“大约在克长安前，世民曾遵突厥风俗，与突利可汗约为‘香火兄弟’”（这可能只是一次非正式的口头约定）。因此，李世民在五陇阪不战而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他在突厥上层中实行分化政策的反映，正因为世民在过去早已在二可汗中预布了棋子，才能在这次事件中收‘叔侄内离’之效，取得戏剧性的结果。”（胡如雷《李世民传》）
至于李世民派密使向突利施行反间计的具体内容，史书没有记载，胡如雷先生也没有提出他的看法，但是我们站在突利小可汗的立场上，完全可以推测出李世民向他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据《旧唐书·突厥传》，突利可汗在“幽州以北”统领着数十个小部落，但由于“征税无度”，导致“诸部多怨之”。由此可见，作为颉利长兄始毕可汗的嫡子，突利不但因年龄关系未能继承大可汗的宝座，而且现在连小可汗的位子也坐得不太稳当，日子显然并不好过。在此情况下，李世民很可能会向突利做出承诺：只要他与李唐交好，密切配合李唐对突厥的一切军事和外交行动，那么李世民就能保证作为突利的强力外援，尽可能维护他的利益，帮助他巩固地位，甚至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帮他夺回大可汗之位。
为了自己的利益，突利可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李世民。
不管李世民采用了什么手段，总之“五陇阪之战”确实是不战而胜了。
毫无疑问，五陇阪的精彩表现，使得李世民在那条通往权力顶峰的高空悬索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不知道，当秦王李世民再次凯旋回朝时，齐王李元吉和太子李建成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看他。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眼中那嫉妒和愤怒的火焰，一定燃烧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灼热。
而此刻的高祖李渊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他首先当然是感到欣慰，因为穷凶极恶的突厥人终于走了，京师长安总算化险为夷了。但是除了欣慰外，李渊肯定也会感到更深的无奈和不安，因为秦王头上的光环更加璀璨了，他对太子的威胁当然也就更大了。
然而，李渊又能怎么办呢？
除了尽其所能对秦王进行制约和防范之外，老皇帝还能做什么呢？毕竟秦王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如今边患频仍，只要突厥人的威胁一日不除，秦王就一日不可或缺。虽然李唐王朝并不缺将才，可问题是把兵权交给任何一个异姓将领，李渊都会一百个不放心。退一步说，即便秦王不是帝国的中流砥柱，他也是自己的儿子——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只要他没有公然做出夺嫡篡位的举动，李渊就只能苦心孤诣地保持现状，维持平衡。他一方面必须遵循“立嫡以长”的原则，始终维护李建成的太子之位，防止李世民越过雷池；另一方面也要念在秦王长年征战、劳苦功高的分上，给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地位，不赞成太子和齐王采取过激的手段对付他。
总而言之，李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把一碗水端平。
但是武德七年夏秋之交，我们却赫然发现，老皇帝手上的这碗水正在儿子们日渐升级的政治PK中剧烈颤动…
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倾覆。
第三章 玄武门之变
【突厥又来了】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夏末秋初，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再次燃起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自从去年秋天倾巢南侵、无功而返后，顿觉颜面尽失，大为不甘。经过将近一年的养精蓄锐，颉利便再度挥师南下。
这一次，颉利改变了战略。他并不打算再干上次那种看上去气势汹汹、到头来却劳而无功的蠢事，而是在西起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东至幽州（今北京）的数千里战线上，采用“多点进攻、袭扰为主”的战略，专搞打砸抢，捞一把就走，不问仗打得漂不漂亮，只求有没有捞到实惠。这样的战争虽然不像去年那样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东奔西跑、疲于应付，大伤了一回脑筋。
从六月末颉利亲率大军攻击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开始，这场长达一年多的断断续续的骚扰战就拉开了序幕。
七月十二日，李渊对负责起草诏书的侍臣宣布：“突厥人贪得无厌，朕将与其全面开战，从今往后，给突厥人去函不能再以平等的‘国书’形式，而要一律改用‘诏书’和‘敕令’！”
相对于突厥的战略转变，李唐朝廷这次的军事任命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李渊先后把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行军总管任瑰等人调到前线御敌，而李世民则只是作为后备力量被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
李世民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被推上第一线，主要原因当然是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未对唐帝国构成太大的威胁，但同时也表明了李渊的用心，那就是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在前线看不到李世民的身影，这对颉利来讲绝对是一大利好。八月初，颉利亲率十万大军劫掠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张瑾等人急忙北上御敌，于十一日在太谷（今山西太谷县）与颉利会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仗张瑾全军覆没，出任行军长史的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张瑾仅以身免，狼狈投奔李靖。
此仗突厥完胜，颉利发现自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便在八月末派人与唐帝国“和解”。可想而知，这种打完胜仗后主动提出的所谓“和解”事实上就是要挟，无非是想挟新胜之威狠狠敲一次竹杠。史书没有记载李渊对此做何反应，但从颉利随后便引兵北还的结果来看，李唐朝廷很可能又是违心地给了颉利可汗一笔数目可观的贿赂。
颉利这次之所以见好就收，一来当然是贯彻他“捞一把就走”的战略思想，二来估计也是担心继续向纵深推进迟早会碰上李世民。
突厥人的主力虽然撤了，但是其他各路偏师却依然在唐帝国广袤的北部边境袭扰不止。这场旷日持久、令人不胜厌烦的骚扰战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打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在这一年的六月份之前，除了边境线上这种小打小闹的骚扰之外，唐帝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四月二十日这天，李靖在灵州境内的硖石与突厥军队狠狠干了一仗。据说这一仗打得极为惨烈，唐军从是日清晨一直血战到黄昏，最后终于将突厥人击退。大约也在同一天，朝中的太史令傅奕上了一道奏疏，内容是请求皇帝禁止佛教。李渊基本上采纳了傅奕的奏议，随后颁下一道诏书，对全国范围内的寺庙和道观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除了这两件事，这些日子总体而言相对平静。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之下，时间走到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
这个盛夏的早晨，大唐帝国的一切看上去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阳光依旧明媚而灿烂，天空依旧澄澈而蔚蓝。
然而仔细一看，这个早晨的天空却有些异样。
因为天上多出了一个东西。
那不是UFO。那是一颗星星——一颗大白天跑出来闲逛的星星。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的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从大唐帝国的天空上划了过去。
按古人的说法，这叫“太白经天”，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
那么，这种天象意味着什么？
史书说：“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汉书·天文志》）金星白昼划过长空，天下将发生变革，人民将拥有一个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世民并不知道，两个月后，他就将成为这个新的君王。
尽管冥冥中一直怀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尽管对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拥有的绝世才华从来不曾怀疑，但是眼下，李世民却只是一个受困于现实的藩王。
是的，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只是不断遭人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一介藩王。
从懂事的时候起，李世民就感到自己体内奔流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显得如此完美、强烈而又如此自然，以至于李世民相信它绝对是上天的赐予。随着这种与生俱来的能量在生命各个阶段的流淌、奔腾和外溢，它便具有了诸多的表现形式，并被赋予了各种名称——
在少年时代，它表现为“幼聪睿”（《旧唐书·太宗本纪》）、“好弓矢”（《贞观政要》卷一）、“尚威武”（《全唐文》卷九）；稍长，它表现为“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旧唐书·太宗本纪》）、“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后来，它在战场上表现为一种无坚不摧的惊人意志、一种藐视对手的傲然气概、一种冲锋陷阵横扫千军的骁勇和无畏；再后来，这种能量逐渐转化为一种掌控外部世界的欲望，一种睥睨世间万物的雄心，一种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抱负；到了最后，这种能量终于不可遏止地演变成一种问鼎皇权、君临天下的政治野心。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巨大的潜能促使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着生命的自我实现。他似乎始终坚信，上天既然赋予他这种潜能，必是要让他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期许。
说白了，这就叫自我暗示。武德四年李世民刻意去找道士王远知，也许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心理暗示。所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旧唐书·王远知传》），正是他不断进行自我暗示的生动写照。
不过，我们有必要知道，这样的自我暗示恰恰是一个伟人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恰恰是伟人区别于凡人的重要标志——“它标示出我们，似乎我们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我们不知不觉自我赋予的价值。正是靠这种品质，我们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也正是它，常常使我们高出那些门第出身、高官显爵和功勋本身。”（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激励，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李世民精神力量的源泉。毋庸置疑，这种精神力量要远远大于门第、官爵和功勋这些外部事物所提供的价值。换言之，只有始终如一地告诉自己“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只有持续不断地让这种自我激励的精神之光投射到外部事物上面，通往伟大的道路才能被真正照亮。
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说：“一心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
然而，如果说在武德前期整个世界确实都在为李世民让路的话，那么到了武德中后期，这个世界却在他面前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与此同时，李世民发现自己汪洋恣肆的巨大能量也被悄然纳入了一个无形的容器中。
这个容器是高祖李渊亲自为他量身定制的——不但划定了尺度，而且打造了边框。
李世民试图冲破它，可无论他往哪个方向奔突，到头来所有努力均告失败。
最后一次努力就是武德七年六月的杨文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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