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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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事件之后，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建成，肯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武力。

只有挥起手中的剑，才可能结束这一切。

就像亚历山大曾经做过的那样。

传说在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入侵小亚细亚，并占领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伦帝那王国的首都格尔迪奥斯城。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城中的宙斯神殿，希望了却自己的一桩夙愿。

几百年来，这座神殿中一直供奉着一辆古老的战车。在这辆战车的车辕上打着一个复杂的绳结。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的统治者。几百年来，无数的国王、智者、能工巧匠为之殚精竭虑，却无人能将其解开。

这就是著名的格尔迪奥斯绳结。

当亚历山大站在这个绳结前的时候，他凝视了很久，可最终的心情却跟所有人一样沮丧。

亚历山大非常沮丧。因为他连绳头都找不到，遑论把它解开。

就在亚历山大即将放弃的一瞬间，他忽然想：为什么一定要遵循常规呢？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解开呢？

亚历山大刷的一声抽出佩剑。

寒光闪过之处，绳结断裂。

这个几百年来难倒了无数人的格尔迪奥斯绳结就这样被亚历山大“解开”了。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当你无法用智慧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只能用武力。

这是一切政治斗争中的永恒法则。

而当李世民和李建成长久地凝视着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格尔迪奥斯绳结”，到最后肯定也都有了拔剑的冲动。

唯一的问题只是——谁会比谁先出手。

【亲兄弟下毒，李世民吐血】

在最后的PK到来之前，李世民首先意识到的一点是：必须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

为此他选择了关东的那个形胜之地——洛阳。

那是他经营已久的根据地。此前李世民早已将自己的嫡系、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派驻洛阳。而眼下，为了迎接这场生死PK，李世民又特意命麾下骁将、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左右侍卫一千余人前往洛阳。李世民给了张亮一大笔金帛，让他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形势一再恶化，实在迫不得已，就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然而，此次秘密行动却没有逃过齐王李元吉的眼睛。

他一直在暗中监视秦王府的一举一动，而今这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忽然大举调动，当然会引起他的高度怀疑和警觉。李元吉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李渊随即下令逮捕了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

情况十分危险。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世民的麻烦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没有用错人，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只语片言。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朝廷只好将他释放。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

“张亮事件”总算是有惊无险，但是下面这个事件却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

这是一场诡异的夜宴。

就是在这次夜宴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备受后人争议的“毒酒事件”。

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载与之大同小异）：“（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李渊肯定意识到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了，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推辞。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其实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两千余人，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两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李渊最后说了一句：“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猛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二人紧急磋商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随后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时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劝他收回成命。这些人向李渊说了什么史书无载，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内容，其游说之言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据有洛阳这个形胜之地，刚刚统一的国家就会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陛下您健在的时候，秦王和太子或许还能暂时隐忍，可一旦您千秋之后，双方势必爆发武装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到时候家国分崩、生灵涂炭，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也许就是在近臣的如此游说之下，李渊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暂时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余波。

许多学者认为夜宴一事疑点太多，不足采信，很可能是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综合怀疑论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当时太子与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怎么可能聚宴饮酒？

二、即便太子为了谋害秦王而故意设下鸿门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轨意图，为何还敢去赴宴，并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为何“吐血数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

四、按《通鉴》记载，毒酒事件是在“太白经天”的六月初一之后的，也就是说，此事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六月初一。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后就能生龙活虎地发动政变，并力挽强弓射杀太子呢？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点这么多，那么毒酒事件果真是虚构的吗？

我们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质疑也并非无懈可击，值得推敲。由于除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辨别此事的真伪，所以，我们只能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的考察和推论。

第一，中国人最讲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面上的东西也是要维持的；背地里越是斗得不可开交，面子上越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甚至还要比平时显得更为友善。这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当时的情况下聚宴，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经赴宴，李世民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顿酒他非喝不可。联系此前的胡马事件，以李世民对马术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给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骑了上去。由此可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计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地谋杀。在当时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杀了李世民，毒死自己亲弟弟的罪名也不小。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对于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来说，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药性缓慢发作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不会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或者一段更长的时期后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毙命。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就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幹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后。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其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

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也太漫长了！

在此，我们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确切的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内。在此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知节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知节传》，这件事却分明是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知节事件一样，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实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

最后，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庆贺一番吗？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仅举两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数升”之说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但“数升”定属虚妄。据医学理论，一个健康成年人体内的血液为3.8～5.6升，人体失血的极限为1.9～2.8升，约占血液总量的50％，超过这个极限就有致命的危险。而李世民的“吐血数升”到底是几升呢？2升以下不会用“数升”这种说法，所以至少也该在2升以上，很明显已经突破了失血极限，因此绝不可信。

除了吐血的细节不真实外，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说的“建天子旌旗”的话。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秦王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秦王“建天子旌旗”则显然属于夸诞之词。因为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作为一个年长的开国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

因此，这场毒酒事件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其中类似于“吐血数升”和“建天子旌旗”这种细节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些夸诞增饰，其目的无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其迫不得已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且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无论这场诡异的夜宴确切发生在何时，也无论毒酒事件的真实程度有多高，总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一个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太子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那些置身于政治漩涡中的文臣武将们，包括大唐天子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

一个相同的疑虑必定会在他们的心中盘旋——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被孤立的痛苦】

夜宴之后，太子和齐王对秦王发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强力攻击。

首先，他们动用了朝中和后宫的所有政治力量，不断对李渊施加影响，有力地加剧了李渊对李世民更深的猜忌和反感。在所有的离间之词中，有一个当朝重臣的话似乎一下子就说到了李渊的心坎里。

这个人就是封德彝。

在太子与秦王的政治博弈中，封德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因为每一方都把他当成自己人。

李世民一直认为他是忠心耿耿的秦王党，李建成也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而高祖也始终将其视为心腹重臣。直到时过境迁后的贞观初年，也就是这个“所为秘隐，时人莫知”的封德彝死后数年，其生前的真实面目才被唐太宗知悉——原来他一直“潜持两端，阴附建成”。

在毒酒事件之后，这个八面玲珑的封德彝一方面劝秦王对太子下手，一方面又劝太子除掉秦王，同时又跟高祖说了这么一句话：“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秦王居功自傲，不愿屈居太子之下，这一点陛下您也知道，既然您不可能废黜太子而改立秦王，那就要早做打算。

封德彝很聪明，他没有明说应该做何打算，但是其潜台词无非是——早日铲除秦王，以绝后患。

此刻的李渊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封德彝的劝告是有道理的。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一切都将变得无法收拾。

可问题是——老皇帝下不了这个手。

对于一个年逾六旬、儿孙满堂的老人而言，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和和睦睦更值得珍惜呢？还有什么比父子之情、天伦之乐更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呢？

没有了。

权力固然重要，江山社稷固然重要，可要让一个老人为了这些东西而牺牲亲情甚至亲手除掉自己的儿子，那实在是太残忍了。

所以，尽管封德彝的话切中肯綮，尽管高祖手中的这碗水颤动得越来越厉害了，但是他只能满怀无奈地把它端下去。

除此之外，李渊什么也做不了。

所幸老皇帝身边也不完全是反对秦王的声音。比如另一个心腹重臣陈叔达就站在秦王这边。他对高祖说：“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陈叔达的话让李渊多少缓解了一些内心的痛苦，也让他多了一个继续把水端下去的理由。所以不久后的一天，当齐王李元吉明目张胆地劝老皇帝杀掉秦王时，李渊就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他有定天下之功，而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罪状，你有什么理由杀他？”

齐王咬牙切齿地说：“当初攻克东都洛阳时，他盘桓逗留，不肯马上班师，还散发大量金帛树立私恩，又违抗敕令，不是反叛是什么？但应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闭上了眼睛，一个字也不想再说。

齐王只听到一个长久的沉默。

老皇帝虽然老了，有时候难免轻信而多疑，可还没老到李元吉希望的那个程度。

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让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感到一根无形的绞索已经套上他们的脖颈，而周遭的空气也已变得日渐稀薄。

房玄龄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对秦王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说：“如今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岂止是府廷血流满地，简直是社稷的灾难啊！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蔡），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机，不容延误，必须尽早发动。”

长孙无忌说：“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你今日所说，正合我心，我马上去跟秦王说。”

当长孙无忌将他们心中的想法向秦王和盘托出后，李世民沉吟了很久。

长孙无忌看见，他原本沉郁冷峻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尽管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妹夫眉宇间依旧英气逼人，但是长孙无忌还是注意到了，多年的戎马倥偬已经过早地在秦王脸上刻下了岁月的风霜，而紧随其后的这场旷日持久、临深履薄的政治博弈，更是让他原本清澈的目光变得日益浑浊而灰暗。

许久，长孙无忌听见秦王用一种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说：“传房玄龄。”

房玄龄来到后，迎面就说：“大王功盖天地，应该继承帝业。今日之忧危，正是上天赐给的机会，请大王不要再迟疑了！”片刻后，杜如晦也匆匆步入了议事厅。他们异口同声地劝说秦王——当机立断，诛杀太子和齐王。

李世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光芒，可转瞬之间便又黯然消隐了。

房玄龄等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秦王怎么了？他到底在想什么？

在太子和齐王发动的这一波攻击中，除了进一步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不择手段地翦除李世民的羽翼。

李建成首先把目标锁定在李世民麾下一位大名鼎鼎的骁将身上。

他就是尉迟敬德。

李建成派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金银器皿。他在信中说：“献上这点菲薄的礼物，希望得到长者眷顾，并增进我们的私人友谊。”

尉迟敬德当即提笔回信：“敬德乃一介草民，遭隋末之离乱，长久沦为草寇，罪不容赦！秦王赐我以再生之恩，而今又列位秦府，唯当以一死相报！我无功于殿下，不敢贸然接受重赏。倘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为了利益抛弃忠诚，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何用？”

同时，太子也给另一个秦王府将领段志玄送去了重贿，同样遭到段志玄严辞拒绝。

尉迟敬德随后把太子的诱降信拿给秦王看。李世民大为感动，说：“你的心志如同山岳一般坚定，纵然把黄金堆积到星辰，我知道你也不会变节。如果他再有什么馈赠，你只管收下，何须避什么嫌疑！你可以乘机刺探他们的情报，岂非良策？如果不这么做，你恐怕会有危险。”

李世民的判断没错。

看完回信的太子顿时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虎不发威，你还以为我是病猫！

当天黄昏，尉迟敬德的府第门前就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刺客。

齐王派来的刺客。

尉迟敬德对此心知肚明。他一脸冷笑，吩咐手下把府上的每一道门全部打开，然后自己高卧床榻，若无其事地等着刺客进来。

刺客傻眼了。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刺杀对象。

眼前门户洞开，可他不能这么冠冕堂皇地走进去。

刺客照例飞檐走壁地进入尉迟敬德府内，忽然感到周围好像有无数道目光正在盯着自己。

尉迟敬德躺在内室的床上闭目养神，并且悠哉悠哉地晃着二郎腿。外面的刺客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迟疑。他好几次沮丧地退了出去，又好几次不甘心地摸了回来。

然而最终，刺客还是不敢下手。

当这个手下灰溜溜地空手而归时，齐王顿时一跳三丈高——老子就不信收拾不了你尉迟敬德！

齐王立刻进宫，向高祖控告尉迟敬德谋反。李渊当然知道这是无端加罪，但是翦除秦王羽翼事实上也符合他的想法，所以当即把尉迟敬德拿下诏狱。

就在齐王准备在狱中对尉迟敬德下手的时候，秦王火速入宫向高祖陈情，极力证明尉迟敬德的清白。

所谓谋反毕竟是子虚乌有之事，既然秦王力保，李渊当然也无话可说，只好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

老虎虽然发了威，但是伤不到秦王的人一根毫毛，仍有被视为病猫的嫌疑。

太子和齐王只好调整策略，转而采用斥逐手段，怂恿高祖把秦王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外调为康州（今甘肃成县）刺史。程知节置朝廷调令于不顾，冒死去见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全被翦除，身躯还能活多久？知节宁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计。”

同时，太子又把漫天撒网的进攻方式改为精确打击，他对齐王说：“秦王府的智囊，足以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

至此，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尽数被逐，只剩下一个长孙无忌。

形势万分险恶。

长孙无忌立刻把舅父高士廉（时任雍州治中，即京畿行政长官）、右侯卫车骑将军侯君集，还有死里逃生的尉迟敬德全都召到秦王府，日夜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诛杀太子和齐王。

可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平素英勇果决的李世民此刻却变得优柔寡断。无论众人如何劝说，秦王就是不置可否。

其实，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比任何人都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行动。可他首先顾虑的是——自己在京师的军事实力远在太子和齐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就必须在行动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

为此，李世民锁定了两个人。

他们就是李靖和李世勣。此刻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驻在北方边境防御突厥。李世民希望他们能够暗中提供军事支援，起码希望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其保持一致。

面对李世民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勣究竟作何选择？

对此，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李靖和李世勣还没等秦王开口，就主动对其大表忠心，频频劝他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则与之大相径庭：“（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也就是说，两位骁将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李世民，选择了中立。

那么，上述记载到底哪一种更为可信？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团，并且主动请缨，愿意效“犬马之力”，何以在整个玄武门事变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踪影？

众所周知，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上第一线就不用说了，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都要跟着秦王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要亲临现场，鼓舞士气。（《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长孙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则在情况危急时不得不释放狱囚，授以兵器，率之驰援秦王。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秦王集团是全体上场，孤注一掷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参与了这场政变，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会如此捉襟见肘，而史料中也不会不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其他参与政变的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的各个纪传中就算没留下具体事迹，也都留下了姓名）。

因此，所谓的二李“愿效犬马”云云，很可能是贞观史臣编撰《太宗实录》时的虚构。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实记载，无非是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广泛的拥戴，从而为这场流血政变提供更多的正当性。

面对李靖和李世勣的拒绝，李世民作何反应呢？

《通鉴》称他“由是重二人”，也就是打心眼里尊重他们的选择，并从此越发敬重他们的为人。根据李世民在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从总体上说，贞观年间，李世民对二李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并且一再予以重用。

虽然李世民并未因此怀恨，但是被人拒绝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何况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缺少这两位骁将的支持，肯定会让李世民感到一种极大的无奈和失望。

然而，不管内心多么失望，也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太子都已经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这场迫在眉睫的恶仗都不能不打。

问题只在于，这一仗该怎么打？

最大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实力的悬殊，也不在于时机的把握和战术的选择，而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是说，李世民此刻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争。

这一次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兄长和弟弟，还有父亲。

向自己的骨肉至亲挥起屠刀，这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智慧、勇气和力量。

可到底还需要什么？

李世民不知道。

他不无痛苦地发现，以自己二十八年的人生阅历和十年的从政经验，似乎仍然不足以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足以让他逃避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

原来自以为成竹在胸的一切，到头来还是如此地困惑和迷茫。

原来手足亲情，并不像自己一直以为的那样容易割舍、那样无足轻重。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不是外在那些强大的敌人和坚固的城池，而是自己灵魂深处最不堪碰触的那个地方。

这一切，是李世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感同身受的。

面对他们焦急的脸庞和殷切的目光，李世民只能报以沉默，一种近乎麻木的沉默。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能给他们什么呢？

起码在这场令人不安的道德拷问终结之前，李世民给不出任何答复。太子和齐王已经磨刀霍霍，李世民的灵魂却还在挣扎和思考。

就在此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郁设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战报迅速传至长安。

太子和齐王笑了。

一个彻底整垮李世民的计划迅速在他们的脑中成形。

【祸到临头，秦王亮剑】

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

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进而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同时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将他们全部编入了北征军。

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并一举置于死地。

图穷匕见的李建成决定对秦王发出最后一击。他对齐王说：“眼下你已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唐长安城西南）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

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

关键时刻，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

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

他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世民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

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

既然太子和齐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亲兄弟挥起屠刀，那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现在李世民终于知道，要举起寒光闪闪的屠刀，除了智慧、勇气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

那就是残忍。

是的，残忍！

如果道德秩序和礼教伦常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

如果仁爱与亲情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就斩断仁爱的牵缠，割舍亲情的锁链。

李世民相信，为了完成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自己就必须从一撇一捺的“人伦的小我”中升华出来，去追求那个超越时空、辉映古今的“历史的大我”。

至此，这场令人不安的灵魂拷问终于尘埃落定。

当秦王李世民从这场道德困境和灵魂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由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这场灵魂拷问的真相。

也许对于自己内心的困惑，李世民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一直在期待太子和齐王能给他一个答案。

而今答案终于出来了——让你们率先举起罪恶的屠刀，然后我的复仇之刃就能镀上一层正义的光环。让你们把我逼到绝路，然后我的身上就会披上一件“悲剧英雄”的战袍。让你们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同根相煎的嘴脸，我的所有反击行动就会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是大义凛然。

所以，亮剑吧，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PK最终见一个分晓。

当李世民意味深长地说出那句“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话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晚到李世民获悉太子“昆明池政变”的阴谋时，他已经在道义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拷问和说服，或者说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魂蜕变。

他可以杀弟、可以弑兄、可以逼宫、可以篡逆；他愿意牺牲仁爱、牺牲亲情、牺牲人性中许多柔软而美好的东西…为了夺取储君之位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李世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李世民接下来会斩钉截铁地喊一声——“杀！”然后就开启了玄武门之变，那我们就太低估他了。

李世民固然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可他必须确认的一点是——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

为了确认这一点，李世民就必须有意识地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股肱心腹都来表决心、抒壮志。说白了，就是让大伙都来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

在大伙提着脑袋赌明天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认为——

这场恶仗绝不仅仅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更多地是为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

除了让心腹们都来立这样的投名状之外，李世民或许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场不为人知的灵魂拷问在现实中重演一遍，以便为即将发动的流血政变获取更多的道义资源，提供更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进而在世人和后人的心目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尽管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可表面上仍旧装出一副优柔寡断、痛苦彷徨的样子。于是，接下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众府僚力谏秦王”的这一幕，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强的作秀成分——秦王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恨不得把心掏给秦王看；可李世民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

尉迟敬德第一个跳起来说：“人之常情，谁不畏死！如今大家愿意为大王效死，此乃上天所授。大祸随时可能降临，大王怎么能安然不以为忧？您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又怎能不顾社稷宗庙之安危？大王若不用敬德之言，我将逃离王府，流浪江湖，不能留在大王身边束手待毙！”

李世民沉默不语。

长孙无忌也忍不住道：“不接受敬德的建议，大事必败，敬德等人必定远走高飞，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

话都挑明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沉吟半晌，终于开口了，可他的话一下子让众人的心凉了半截。

他说：“我的意见还是让他们先动手，诸公可以再考虑考虑。”

来自东宫的威胁越大，众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越强；秦王越是不置可否，众人急于采取行动的自觉程度就越高。

李世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尉迟敬德急了，把尊卑抛到一边，大声说：“大王今天处理事情，一直犹豫，这是没有智慧！面对危难，无法迅速解决，这是缺乏勇敢！大王素所蓄养的勇士八百余人，如今都已进入宫城，全副武装，如箭在弦，只等您一声令下！大王说该怎么办？”

李世民把脸转向其他幕僚，询问他们的意见。众人一致认为，就算现在不诛太子，凶狠暴戾的齐王也终究不愿屈居太子之下。他们还向秦王透露了一件事，不久前，齐王府护军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名字合在一起，成一个‘唐’字，可见大王终有一天要主持宗庙社稷。”齐王闻言大喜，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幕僚们接着说：“齐王跟太子的阴谋未成，就有夺嫡之意，如此狠毒之心，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倘若二人得志，恐怕天下不再为李唐所有了。以大王的智慧和能力，擒获二人不过像弯腰拾草一样，为何只顾及个人节操，而忘却社稷大计呢？”

该摆的事实都摆了，该讲的道理也都讲了，李世民却依旧沉默。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其实他们也都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无论情势如何紧迫，无论正义之帜如何高涨，一旦动手，就是夺嫡篡位，不仅贻当世之讥，更要取千古骂名。任何理由也改变不了它的性质。所以，与其说秦王现在缺的是智慧和勇敢，还不如说他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援。

于是众人问他：“大王，您认为舜是何等人？”

“圣人。”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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