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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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死后，他的数千宾客感念旧主人，偷偷把他葬在洛阳北邙山下。这就是着名的“窃葬”事件。

第二十三章千古一帝的幽灵推手——韩非（2）

嬴政发怒了，难道还有拿死人压活人的？你们感念他，就等于说我不对。于是，嬴政又有一道谕令下来：吕氏舍人凡是去哭丧的，三晋人逐回老家去；秦人六百石以上爵位者，夺爵、流放；五百石以下未参加哭丧者，流放，但不夺爵。

这道命令一下，算是把吕氏集团完全摧毁。据考证，吕氏的这些舍人，全都被迁到了蜀地的房陵（今属湖北十堰）。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原先被流放到房陵的嫪毐门客四千余家，却被允许从蜀地迁回老家去。嬴政的这一措置，也许是为了安抚母亲，也许是为了凸显打击吕氏的力度，让人感觉这个年轻君主在想些什么，不是那么好琢磨的。

就在对吕不韦不断惩罚的这几年，秦国实施了400年的客卿政策突然发生了大的改变。嬴政下了一道《逐客令》，在境内大肆清查，凡是外来宾客全部限期离境。天下的人都知道，自秦穆公发布《求贤令》之后，来自山东六国的客卿，为秦的扩张事业立下赫赫功劳。嬴政不会是个不了解历史的人，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出此极端之策的呢？

事起一件匪夷所思的间谍案。

千古一帝的幽灵推手——韩非

《逐客令》下得很突然。事情的始末是：有一个韩国人，名字叫郑国（这名儿很怪异），他来到秦国，知道秦王好大喜功，就向秦王提出建议，可修建一条大渠，引泾水入洛水。

渠长300里，对秦国的农业大有好处，但工程十分浩大。

后来这桩案件暴露了，郑国确实是个杰出的“水工”（水利工程师），但也是韩王派来的奸细，之所以给秦国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是想以修渠来消耗秦国的国力，免得秦国向东拓展得太快。

天下的局面到了这会儿，谁都看出来了，六国亡于秦，也就几年十几年内的事。但是，诸侯们锦衣玉食惯了，谁也不想亡国了怎么办，能享受一天算一天，所以把这种修渠的主意也拿来实施。要是能多维持一天现状，那也好。

这个修渠“疲秦”的阴谋一暴露，立刻引起了王室与贵族老秦人的愤怒。多少年来，高官让客卿们做着，老秦人反而下降为二等国民。这下子可找到一个出气口，舆论顿时沸腾，要求驱逐所有的外来宾客，因为他们都有间谍嫌疑。

这种情绪，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客卿们虽不是秦人，很难有“祖国荣誉观”，但他们到秦国来，是为了施展个人抱负的，秦国给他们提供了舞台，他们就能演出得很精彩，最终受益的还是秦国。从秦穆公起，凡是秦国有为的君主，都能坚决抵制地域观念。

因此，以地域观念来排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落伍的见解。这种流弊，至今也还未能绝迹，本土与外来户孰优孰劣之争，在某些地方，还是颇有市场的。

秦王嬴政本不是昏聩之主，但当他看到吕不韦的势力遍布朝中，也很感不安。尤其想到在吕不韦当政时期，外来者大批入秦，投到吕氏门下或占据政坛要津，这会不会潜藏着颠覆的危险？于是，他顺应舆论，断然下了《逐客令》。

逐客，是为了对付吕不韦的，所谓“修渠行间（借修渠搞间谍活动）”只是一个由头，总不能直接说逐客就是为了铲除前“仲父”的势力吧？

君主的意见就是法令，逐客进行得相当彻底，没有任何通融。包括很受嬴政器重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已经打起行囊离开咸阳，走到五十里外的骊邑了，想想心有不甘，就给秦王写了一封奏章，要阻止秦王自毁长城。

这篇奏章就是着名的论辩雄文《谏逐客书》。

李斯的才华是过人的，他的这篇文章，留下了千古美名，后世还收入了《古文观止》，成了学子作文的普及读物。

这文章滔滔雄辩，用事实说话、用推导法说话、用归谬法说话，环环进逼。

他先用穆公重用百里奚与蹇叔、孝公重用商鞅、惠文王重用张仪、昭襄王重用范雎的实例，证明这四世君王重用客卿都没有错儿，遂使秦国由弱至强，成就帝业。

接着再说，假如大王您只用秦国国货，那么您就没法儿享用六国的珠玉宝贝、名剑骏马，乃至郑卫美女了，对这些好东西只有眼馋的份儿。即便郑卫的流行歌曲也甭听了，只能重新拍着大腿、敲秦国的瓦罐儿。

然后李斯用了一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样的宏大语言，逼秦王向真理低头。又把秦王逐客比喻成借兵给敌国、送粮给盗贼，而后疾呼“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第二十三章千古一帝的幽灵推手——韩非（3）

——大王啊，您这样逐客以资敌国，不是亡国的搞法吗？

上书时，李斯已在被逐的途中，这些话即使不说，也是被逐，所以他豁出去危言耸听了。

一番激烈的言辞，特别是“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这句，把嬴政给雷到了。

上书的结果是，嬴政立刻撤销了《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回，官复原职，应该说更为倚重了。

嬴政明白了，过河的时候不能拆桥，拉磨的时候不能杀驴。于是他对六国来的宾客更加客气，甚至对其中的傲慢者，也能做到忍气吞声。

且慢赞美他“礼贤下士”，有这样克制力的雄主，一旦爆发出相反的力量，那也是很可怕的。不过这是后话。

既然秦王求贤如渴，六国名士当然就趋之若鹜。其中，有一位军事天才不可不表，那就是尉缭。

尉缭的本名，其实就叫“缭”，魏国大梁人，早在嬴政十一年就来到秦国了。他给嬴政献计说：“若想成大业，就得趁眼下诸侯对秦毕恭毕敬之时，逐一灭之。臣恐诸侯一旦联手抗秦，秦即失机，会像智伯、夫差、齐闵王那样败亡。希望大王不要小抠，拿财富去贿赂各国权臣，总共也就损耗30万金吧，即可把六国统统吃进。”

这个主意以前李斯也出过，只是因嫪毐案发给耽误了。此次尉缭提出，李斯马上附和，嬴政也就立刻采纳。

从这时候的秦王看，他对宾客的态度，一律是“你们太有才了”。为向宾客表示诚意，他对尉缭亲如兄弟，甚至把自己的饮食、服饰水准降到与尉缭相同，对尉缭持平等之礼。

这还了得！

李斯看不出什么来，只是为客卿地位之高而沾沾自喜。可是尉缭更聪明一点，他觉得君王作秀做到这个程度，就不可不警惕了。这嬴政，在尉缭眼中，不仅长相不好，还有虎狼之心，事业还没成呢，当然容易做到礼贤下士，可一旦得志，还不得吃人！

于是他断言：“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人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也就是说，秦王得到天下后，还不知要怎么折腾老百姓呢，哪能长期在他跟前晃悠！

主意一定，尉缭就想一跑了之。秦王发现了这个动向，连忙委以重任，极力挽留。给尉缭的任命是“国尉”，即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因此后人才叫他“尉缭”。至于尉缭的武功事迹，史书记载很少，他后来的结局也不大清楚，估计最后还是跑掉了。

他给后世留下兵书一部，就是《尉缭子》，也相当有名。

嬴政清理了内部对王权构成威胁的政治集团，身边又有了李斯、尉缭两位文武之才，就开始对外发力了，对东方六国兼施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大量派出卧底，去六国游说、贿赂、收买代理人；武的一手，就是先解决韩国。

韩国在六国中最弱，其间仅有十多年因为用了法家申不害为相，一度强大。而到了现在，它疲弱得连贿赂秦国的财力都没有了，只好高价销售本国美女，换来黄金贿赂秦国。六国诸侯中哪家也买不起这天价美女，只有秦国能出得起钱。于是，事情就有了一个幽默的循环——秦国把黄金给韩国，买回美女；韩国收了黄金，再用来贿赂秦国。这就等于秦国经过一轮交易，白得了美女。

韩国的这个国策如此之蠢，以致成了天下的笑柄，后来不得不停止了。

嬴政首先攻打韩国，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要韩国把韩非给送来。在攻韩国的同时，也向赵国示威，秦将桓齮攻下赵国的平阳、武城，杀了赵将扈辄，斩首10万。

这可吓坏了韩王安，他一向对韩非子不大感冒，现在见秦军气势汹汹而来，不过就是索要一个学者，连忙答应。于是，韩非就在嬴政十三年来到了秦国。

这个韩非，对秦国后来成为超级大帝国的贡献可是不小。他是韩国的宗室，是一位公子，大概属于旁枝的吧，所以没有什么地位。

韩非口吃，不能当辩士，但文章写得世无其匹。法家理论传到了他这一代，面对的是天下统一的前夜，兼并战争非常残酷；在这样的前提下，法家理论怎么才能更实用？韩非做了很大贡献。他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炼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统治理论。

韩非认为：光有“法”还不行，还要有驾驭大臣的“术”，再加上以情报系统控制全国的“势”，王权才能空前强大，“治天下而征诸侯”。不然，像以前那样，秦国白白强盛了几十年，因为权臣分了权，为自身利益而模糊了秦国的政治目标，所以迟迟成不了帝业。

第二十三章千古一帝的幽灵推手——韩非（4）

韩非对韩国的毛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韩国的政坛，在有功者、实干家之上的，都是浮淫之徒，是一些蠹虫。有这些不作为的蠹虫，国家怎么会强大？

他屡次向韩王进言，但韩王不理他，反倒是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书，把他视为知己。

他的这套理论，离哲学有点远，本质上是实用的帝王之术，也就是专门写给帝王看的政治学。

韩非最推崇申不害的“君主独断”论，说如果君王不能独断，还怎么治天下？君王当得好不好，就看驾驭臣下有没有办法。他认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所以不要动感情、不要讲良心，就是用一个“术”去监视控制群臣。君臣之间，其实就是买卖关系，我给你高官厚利，你给我出卖智力，我对你也不讲什么“仁”，我也不指望你“忠”。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一日百战”，只要君王一疏忽，人人都可能跳出来篡位。

韩非的学说，与嬴政急于收拢权力的心理恰好吻合，也为即将出现的超大帝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法。所以，嬴政才看重他，为夺取他而不惜发动一场战争。

韩非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对于法家学说，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式的执着。为了实现法家理想，他声言不避死亡之害。可是，他又是个爱国者，在秦王重用李斯，要拿韩国开刀之后，韩王安在惶急中把韩非召来，“谋弱秦”。可是，韩非这时候究竟能拿出什么扭转乾坤的计策，已很难设想。法家的高明，不是争一城一地，而是需要多年的变法图强。韩国，还有这功夫吗？韩非当时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名望，给秦王写了一封谏书，题目就叫《存韩》。韩非婉言道：“韩国对秦国来说，不是什么大患，可以放到后面去处理，等秦国解决了赵、齐等国，一纸招降书就可把韩国给搞定了。”

这份谏书，秦王看了并没被打动，而是把它交给李斯看。李斯一眼看穿了韩非的狡辩，当即写了一份反驳书，把韩国作为秦国的“腹心之病”，对韩非一顿狂批。嬴政当然能辨别出谁说的对秦国更有利，就打发李斯出使韩国，设法把韩王骗到秦国来，然后再要挟韩国拿土地来赎，那不是要多少是多少？

但是韩王安已成惊弓之鸟，看出李斯来者不善，干脆来了个“躲猫猫”。这就惹怒了秦王，他把大军开到了韩国的首都新郑城下，土地也不要了，就一个目的——不交出韩非来不行。

韩非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才来到秦国，未来的命运就很不好说了。

先是秦王很高兴——终于请到了旷世奇才。可是，他并没有重用韩非，其原因不详。可能是由于韩非以前流露出强烈的爱国心，秦王不大敢信任；或者是韩非本身就不是个当官的料。

韩非这人，既是书呆子又不是书呆子，他热衷于着书立说，探求真理，深知游说诸侯之不易。

他曾写过一个名篇，叫做《说难》。他所论述的游说者与权势者之间的关系，很像如今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他说，如果你直接指出领导的错误，那么你就有危险了。如果你出的主意在实施中见了效，领导往往会忘了你的功劳；要是不见效，你就会受到怀疑。当领导想出了一个阴谋诡计，你要是预先猜出来了，那就会惹祸上身。你和领导议论大人物，领导会以为你在挑拨离间；你和领导议论小人物，领导会认为你是在试探他对某人的态度。你要是说话简明扼要，领导会认为你笨；你要是夸夸其谈，领导又会嫌你话多；你要是就事论事，领导会认为你胆小而不敢畅所欲言；你要是面面俱到，领导又认为你抓不住重点。

总之，揣测上意，实在是难啊！

第二十四章统一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始（1）

所以在实践中，韩非倒是个喜欢无为而治的人。

如果就这样，秦王也还能善待他，就算养了一个大名人。可是韩非很不幸，他在秦国的老同学李斯不会放过他。

李斯与韩非，一同侍奉过大儒荀子，但李斯在当时就认为自己的才华不如韩非。学习时期还没有什么，现在则不同，李斯怕韩非影响到他的地位，于是起了要害韩非的念头，还拉了另一位客卿姚贾作为同盟军。

姚贾出身很低贱，从前当过强盗，在别国混不成，最后秦王收留了他。姚贾对秦王建议说，他可以出使各国，破坏它们的合纵计划。秦王就给了他100辆车子和千金，让他到各国去游说。临行时，秦王还脱下自己的袍子，解下自己的冠带和宝剑，送给姚贾以示鼓励。后来姚贾果然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被拜为上卿。

李斯和姚贾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之一。现在大王想吞并诸侯，韩非毕竟是要为韩国考虑而不为秦国考虑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您不用他，久留之后如再放他回去，那就是自遗祸患（他了解太多秦国的情况啦），不如挑个错杀之。”

这时候的韩非，与李斯算是同僚了。同僚相斗，来这一手也够狠的，如果不是出于嫉妒，也不好解释。

韩非初到秦国时，就看不惯没根基的姚贾，对秦王谏言说，这姚贾在列国晃荡了三年，没见什么效果，是不是只为他自己的利益在结交诸侯啊？而且名声那么不好（盗贼），大王您与他共治秦国，说出去不太好听。

秦王马上召见姚贾，就这两点提出质问。姚贾可不是白给的，滔滔不绝地予以反驳，他说：“正因为我忠于大王，诸侯才乐意结交我。至于出身，以前的姜太公、管仲、百里奚，也都很低贱啊，但都为国家立了大功。所以，只要臣下能维护社稷，就不能听信外来人的诽谤；上古的夏桀听信谗言而杀良将，殷纣听信谗言而杀忠臣，最后不都身死国亡了吗？大王，您如今要是听信谗言，那就没有忠臣了。”

韩非的思想，深邃无比，但太缺乏官场历练了。从此后，秦王还是让姚贾出使各国去用反间计，而对韩非则大为失望。

当李斯、姚贾联合起来攻击韩非时，秦王马上就听进去了，命令“下吏治非”，也就是把韩非交给刑吏去审问。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审讯那还有好？在监狱中，喝口凉水也能死人。

韩非在牢狱中的日子难过，李斯就偷偷派人给他送去毒药，意思是自杀算了，何必受辱。韩非不甘心，想面见秦王自陈，可是哪还有机会能见？

于是，一代思想家，只好饮鸩而亡。

过了不久，秦王不知为何又想起了韩非，心生悔意，派人去赦免韩非，那韩非早已游地府去多日了。

秦王嬴政在这一时期，如此冷酷地对待一个外来人才，很罕见。韩非的命运，真是太不幸了。

韩非虽死，但他的精神不灭。嬴政大概是出于内疚，后来在实践中对韩非的那一套理论照单全收。韩非的主张，全都由嬴政给实现了，特别是“君主独断”论。

可以说，是韩非的理论，催生了一个华夏大地上史无前例的统一帝国。

当然，韩非的思想即使作为专制统治术，也还是有一定问题的。他眼睛里只有“严刑峻法”，这是法家一贯的看家法宝，严倒也罢了，问题在于，韩非把法家理论推到了极端。韩非最着名的一个论断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说的就是如今谁强悍谁说了算。他崇尚威权，所以就主张无限制地抬高君权，视百姓为无物，百姓活得怎样，不在考虑之列。他的办法，都是功利主义的，君主至高无上、金口玉言，是天经地义的。韩非的世界观也有问题，他是反和谐论者，认为人活在这世上，唯一的意义就是斗争。

嬴政完全被这理论所折服，他所遇到的难题，他所面临的任务，都能从韩非那里拿到最趁手的武器。因此，他后来的帝国统治，君权无限大，君王的意见无论多荒诞也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而人民被无限度地驱使，活得全无意趣。这样的统治方法，可能会收效于一时，但也容易激化高层内部矛盾和官民矛盾，使刚性统治架构突然断裂，一朝覆亡。

嬴政迷恋韩非思想，苦果由他的儿子尝到了。现世也有一伙人迷信韩非，还搞过大众化的理论普及，结果弄到民怨沸腾，也是在一夜之间就完全垮台。

韩非的命运也显露出了法家的冷酷，他是屈死在他信徒的手中。

他来秦国是以使者名义来的，死了以后，韩王安不敢有任何表示，反而请求向秦称臣。

第二十四章统一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始（2）

韩非在秦滞留仅有一年，在现实政治中，就这样像流星一样陨灭了。

嬴政之所以注意到韩非，是因为任用了法家人物李斯，因而对法家兴趣浓厚。而李斯从肉体上消灭了韩非，则避免了韩非可能对嬴政施加的“非法家”影响，使嬴政能在纯法家的路上一直跑到黑。

有了韩非这位过客，秦帝国就已是呼之欲出了。

统一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始

在战国末期的乱局中，上天对秦国还是特别眷顾的，秦国的数代君主，很少有碌碌无为的，他们一个接一个持续着强秦的梦想。到了嬴政这一代总其大成。嬴政的身世与即位之初的境遇，确实令人捏了一把汗，但他在亲政之后的一连串行动，干脆利落，显出了过人的胆识。

秦之黑色大纛即将漫卷中原。

秦之赳赳武士即将如洪水溃堤而出。

为这一天，老秦人已准备了很久。

当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令旗挥动时，老秦人面对的仍是“三晋”。韩、赵、魏三国，虽然远不是当年的铜墙铁壁了，但其中的赵国余威犹在。秦对赵的征伐，打得仍很艰苦。

此时赵国的名将廉颇已老，因被赵王冷落而负气投了魏国。但赵国另外还有一颗将星，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牧。

李牧堪称是秦军的克星，秦军再凶猛，在李牧面前也难进一步。

嬴政十四年，秦将桓齮从上党出发，一路斩关夺隘，深入赵之后方，对邯郸形成了大包围态势。赵国急调在北方防御匈奴的李牧回援，与秦军在肥（今河北藁城）激战了一场，结果赵军大胜，秦军惨败。桓齮无法交代，畏罪逃往燕国去了。

次年，秦军再次与李牧较量。秦军一路攻太原，一路袭邺城，准备对邯郸南北夹击。开始也是颇为得手，但秦军在狼孟（在今太原市郊）稍事整顿时，正在附近以逸待劳的赵军突然杀出，大败秦军，把秦军一直向西赶，最后逐出了韩、魏边境。

就在赵与秦苦斗之时，韩、魏两国却再无勇气与秦抗争。嬴政十五年，魏王为苟延残喘，主动向秦献出雍州的一块地。这地皮原属骊戎，秦国笑纳后，在此设置了丽邑。后来嬴政把这里选为自己的陵地，征发70万人大建坟墓。

同年，韩国南阳的代理郡守腾，向秦国投诚，献出了南阳。秦王就任命这个变节者做内史，率秦军攻韩。有了这样的人做主帅，攻韩极为顺利，不到一年即拿下韩都新郑。韩王安无路可逃，做了俘虏，韩国成了六国中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当新郑城破时，有一个豪门少年心中不服，化装成地痞溜出城门，此事当时无人注意。这少年后来散尽家财，找寻刺客，想刺杀秦王复仇。他就是韩国的五世相门之后——张良。

韩国之亡，并不在人们预料之外，因为在战国七雄中，韩国实在算不得什么“雄”，它地盘最小，人口最少，立国170年来又从未进行过彻底改革。

旧制度超越时代持续运行，从政治上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它的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都要受到限制，在激烈的竞争中势必落后于周边各国。不改革的恶果，最后就是因弱而亡。

韩国的地理位置也很讨厌，处在所谓“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也没有纵深的大后方。韩王失去南阳之地后，韩国领土实际上只剩下洛阳周边一圈了。它不第一个倒掉，才是没有天理。

韩国的灭亡似乎没给老秦人带来什么欣喜，六国中最强的赵国才是秦人心头的一根刺。就在灭韩这一年，赵国发生了地震和饥荒。这也算是天助大秦吧，秦王嬴政重振精神，又一次开始灭赵行动。这一次，秦军还是分两路，一路由王翦统领，攻克赵国北方的门户井隆（今河北石家庄西）；另一路由杨端和统领，从南边直扑赵国首都邯郸。

赵国不敢怠慢，分别派李牧和司马尚两路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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