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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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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蒙哥之死有各种说法，何忠礼《南宋全史》（二）认为系在作战时中弹受伤而死，今从之。忽必烈的即位、建省、建元、改国号，见《元史》之《世祖本纪一》《世祖本纪四》。

[48]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景定元年三月丙戌日条。

[49] 见《元史·伯颜传》。

[50] 见《宋史·瀛国公本纪》。

[51] 见《元史·伯颜传》。

[52] 见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六。

第二章

繁华港湾

流亡政府

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初一，也就是已经投降的杭州小皇帝赵（读如显）在元上都朝见忽必烈，并被册封为瀛国公的前一天，南宋流亡政府在福州成立，改元景炎。皇帝赵昰（读如夏）是赵的哥哥，八岁，后来庙号端宗。政府成员则有文天祥和陆秀夫，还有张世杰和陈宜中。

这不是团结的政府，因此也不是胜利的政府。

问题首先出在陈宜中。

陈宜中其实是应该对南宋之亡负政治责任的。伯颜所部紧逼临安之际，左丞相叛逃投敌，中央工作由右丞相陈宜中主持。当时，文天祥提出与张世杰合兵抗战，被拒绝。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张世杰又提出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避难海上，自己和文天祥背城一战，也被陈宜中拒绝。 [1]

拒绝，是由于他认为和谈有望。

可惜这其实是吞下了钓饵。事实上伯颜不紧不慢，就是要让南宋君臣抱有幻想放弃抵抗，这样他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接管政权。于是，等到陈宜中希望落空如梦方醒时，已是战也不能战，和也不能和，能够想出的办法只有迁都。

太皇太后却死活不肯同意。陈宜中无奈，趴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相劝，老太太这才勉为其难地收拾行李。然而等到天黑，也不见护驾的将士进宫。原来，陈宜中定的出发时间是第二天，却慌里慌张地忘了奏明。太皇太后认为自己上当受骗，气得把首饰扔了一地，关闭宫门再不见人。 [2]

陈宜中也不管不顾，逃之夭夭。就连后来到福州参加小朝廷，也是张世杰硬拉来的。当时陈宜中母亲去世，张世杰便把棺材抬到了船上，陈宜中这才跟着到了福建。 [3]

然而到了福州，此人又开始内讧，依然故我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文天祥就是被他气走的，陆秀夫也被排挤。幸亏张世杰主持公道，陆秀夫才重返小朝廷。 [4]

希望，就寄托在张世杰身上了。

张世杰是和陆秀夫一起，被元人写进《宋史》之《忠义传》的，然而这位南宋忠臣却是蒙古叛将。他出生于安禄山发动叛乱的范阳，由于触犯军法而逃到南宋，又因屡建战功而步步高升。蒙古军南下时，杭州政府向各地求援，第一个赶来的就是张世杰。再加上陈宜中和陆秀夫手下无兵，能够支撑福州小朝廷的也就只有这位将军。

可惜，他却在泉州碰了钉子。

这是一个疑案，原因和过程各史书记载不一。可以确定的是，流亡政府只在福州六个月，就漂泊海上了。直接原因当然是蒙古军大举入闽，只能学习当年的高宗皇帝。宋高宗不是金兵一来就躲到海军基地吗？女真和蒙古人的骑兵虽然厉害，水战却不行。要到海上抓人，还真是鞭长莫及。

不过此举也有人质疑。因为当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十七万人，地方军一万，民兵三十万，足与元军决一死战，为什么要不战而走，还跑得那么快呢？ [5]

也许，他们是要到闽南去联合蒲寿庚。 [6]

蒲寿庚是客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是阿卜或者阿布的意思，比如阿布阿里（Abu Ali）写成汉字就叫蒲亚利，阿卜杜拉（Abdallah）则叫蒲罗歇。寿庚则是他的汉名。这个家族既然已认他乡作故乡，姓名汉化当然不足为奇，尽管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仍然是穆斯林。 [7]

事实上此刻的蒲寿庚早已反客为主。他是泉州港最大的海外贸易商，同时又是外贸局长和海关关长，可以说掌握了这座港口城市的经济命脉。所以，他最后被任命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名义上拥有这两个地区的军政和民政大权。

去泉州找他，并非没有道理。

后面的事情众说纷纭。一说小朝廷到了泉州港，被拒之门外。另一种说法是蒲寿庚上船拜见皇帝和太后，请两宫驻跸泉州，被张世杰拒绝。当时，有人劝张世杰把蒲寿庚扣留在船上，这样蒲寿庚的船就会跟着走，也被拒绝。 [8]

两种说法情况不同，意思却一样，那就是要指证蒲寿庚已有二心。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蒲寿庚后来是投降了元军的。元军东南战区司令长官董文炳为了对他表示欢迎和信任，甚至当场解下世祖所赐之金虎符，亲手系在蒲寿庚身上。忽必烈在事后对董文炳的自作主张也大为嘉许，可见元人对蒲寿庚何等看重，之前的劝降工作想必做了不少。 [9]

何况在张世杰他们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蒲寿庚这外国人怎么靠得住？何况这家伙还很可能已经跟蒙军眉来眼去。所以，他绝不会让皇帝和太后跟着上岸。万一被扣为人质，或者被献给元军做见面礼呢？

但这是讲不通的。既然信不过蒲寿庚，那又为什么要到泉州来？如果说之前情况不明，那么，在见到蒲寿庚本人并疑心大起时，为什么还要放虎归山？更不可理解的是，放走蒲寿庚以后，张世杰又抢了他的船和钱。船数之巨，据说有四百余艘。当然，全是谁都想要的海船。 [10]

蒲寿庚勃然大怒。

愤怒的蒲寿庚立即跟南宋小朝廷翻脸，大肆屠杀在泉州的赵氏宗室、士大夫和地方军。十二月初八，蒲寿庚与知府田真子一起向元军投降，将泉州献给了蒙古人。尽管张世杰在次年七月又杀了个回马枪，但根本无济于事。 [11]

南宋小朝廷也只好继续南下。

后面的故事悲壮而惨烈。他们的船队先是到了广州珠江口的秀山，又转移到珠江口外大小横琴岛，再逃亡到广东省雷州湾外。这时，吓出病来的端宗赵昰命丧黄泉，一贯见风使舵的陈宜中则早就逃往越南占城，从此失去联系。

小皇帝一死，官员们便准备如鸟兽散。这时，陆秀夫成为了主心骨和顶梁柱。他说：度宗不是还有个儿子吗？只要天不灭宋，我们尚有可为啊！大家这才拥立恭帝和端宗七岁的弟弟赵昺（读如丙）为帝，改元祥兴。

然而这时的南宋已经只剩下一个概念，既不吉祥也没有复兴的可能。张世杰试图打通前往越南占城的海道，或者以雷州半岛为落脚点，均遭失败。走投无路的流亡政府只好在位于广东省新会县的崖山坚持抗战，结果则众所周知：崖山被攻破，陆秀夫背起小皇帝赵昺跳入海中以身殉国，张世杰也在寻访复国机会的途中葬身鱼腹，大宋彻底灭亡。 [12]

随之消失的是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民间甚至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这个说法当然可以商榷，但唐宋两代的鼎盛辉煌不复存在，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蒙元百年，汉文化惨遭破坏；明清两代，帝国又紧闭大门。曾经让世界各民族仰慕的中华文明，从此不再具有世界性。

这一切，小朝廷在跟蒲寿庚翻脸时可曾想到？

如此看来，泉州恐怕是张世杰们的麦城，也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事实上，以蒙古人之不善水战，蒲寿庚之富可敌国，张世杰若能与之精诚团结共同抗元，说不定历史就会改写。尽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由南宋文官、蒙古叛将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海洋帝国之混血政府会是什么样子。 [13]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必反思。事实上，张世杰与蒲寿庚在泉州的反目为仇，包括他们的试图联合，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费解，都既有表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背景。弄清楚这些原因和背景，才能理解南宋，理解中华文明此后的发展和走向。而打开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就在泉州。

那就走进泉州看看。

[1] 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五，《宋史·张世杰传》。

[2] 见《宋史》之《理宗谢皇后传》《陈宜中传》。

[3] 见《宋史·陈宜中传》。

[4] 见《宋史》之《文天祥传》《陆秀夫传》。

[5] 当时小朝廷的兵力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条。

[6] 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隲藏即持此观点：宋遗臣等奉德祐帝兄景炎帝入闽，图恢复，知非依赖寿庚不可。见桑原隲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

[7] 蒲寿庚在《宋史》和《元史》中都没有传，本书所述无另注者均依据桑原隲藏《蒲寿庚考》及陈裕菁的注。关于蒲姓有阿布或阿卜之意，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8] 前一种说法见（明）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后一种说法见《宋史·瀛国公本纪》、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条、（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六。

[9] 见《元史·董文炳传》。

[10] 请参看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

[11] 见《宋史·瀛国公本纪》。

[12] 以上见《宋史》之《瀛国公本纪》《张世杰传》《陆秀夫传》。

[13] 据《元史·刘整传》称，蒙古人自己也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唯水战不如宋耳。

泉州故事

鲤鱼形状的泉州城，曾经开满了刺桐花。

刺桐是豆科落叶乔木，原产热带亚洲以及大洋洲诸岛之珊瑚礁海岸，是中国泉州和日本宫古岛市的市花，也是冲绳的县花。泉州的刺桐，据说是五代时期南唐之节度使留从效种植的；城区变成鲤鱼形状，则应该在宋。我们在《大宋革新》一卷中附有一张图，从中不难看出泉州的变化。

这可真是：闽海云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 [14]

实际上，尽管在留从效的时代，鼓励外贸已是当局重要的富民政策，扩建修缮泉州城也是为了筑巢引凤，但这座城市真正成为享誉世界的通商口岸，却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之后。因为正是这年，帝国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 [15]

泉州从此鲤鱼跳了龙门。

据杨昌鸣《古城泉州》。

经过五代、宋、元三个阶段的改建和扩大，泉州城址的规模由0.75平方千米扩为7.5平方千米，为唐城的十倍。

市舶司，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

首先，它是帝国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商船，也无论是进港还是出港，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外贸许可证书，叫公据。市舶司对进出港商船有权登船检查，查验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以便收税，同时还要查看是否有禁止出口的商品，比如铜钱、武器和书籍。对于违禁品及涉案人员，市舶司有执法权。

其次，它是外贸税收机构。收税在南宋叫抽解，关税制度也相当健全，根据货物的贵贱、经营者的身份和船舶的载重量有不同的税率，最高可达20％，最低也有7％。

第三，它是外贸经营机构。按照制度，市舶司有权将政府专营的进口商品比如象牙和乳香全部买下，其他商品则可以根据需要优先购买部分。这些商品有的直送京师，有的由市舶司自行出售。利润之可观，不难想象。

此外，对外贸易中的经济纠纷，随商船来华之外国使节的接待工作，也由市舶司负责处理。由于两宋当局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他们还有在外商出入境时设宴招待的任务。 [16]

这样看，市舶司相当于外贸局加海关，加进口商品贸易公司，再加仲裁委、外事办、接待部和招商局。

市舶司，岂容小看？

更重要的是，纳入市舶司管理的才是合法经营，否则就是走私。走私对个人有风险，对国家有损失，解决的办法是多多设立市舶司。泉州幸运地搭上了这班客船，尽管从神宗下诏研究到哲宗正式批准用了整整十五年。 [17]

获得了历史机遇的泉州突飞猛进。南宋高宗晚期，它的贸易额就已经与唐宋两代第一大港广州平起平坐。到南宋中后期，更是后来居上超过广州，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某外国人甚至说刺桐港有两个罗马那么大。蕃舶华船千艘万艇，巨商大贾摩肩擦背，可谓盛极一时。 [18]

泉州，为什么会迅速崛起？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在《大宋革新》中说过，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之巨莫过于两宋。其具体表现，一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小农经济成为主流，二是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但无论哪种变化，泉州都是受益者。

南移是从隋唐开始的，与大运河的开通不无关系。不过在大唐帝国政府与西域失联之前，对外贸易还有陆上的丝绸之路可走。宋就只能依靠海上，南宋更是如此，而泉州无疑占有地利。从泉州港出发，北上可以经明州（今宁波）到达高丽和日本，南下可至马来群岛、印度洋和波斯湾，正所谓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 [19]

何况泉州的造船业也首屈一指。早在两宋之际大家就都知道，海船以福建的为最上，广东广西的次之，温州明州的再次。最大的远洋轮船可以载客数百，储粮一年，甚至养猪酿酒，俨然漂泊海上的小镇，能够置生死于度外。 [20]

这可真是壮观！

◎ 南宋内河船和海船对比

内河船（《早秋夜泊图》）

宋代内河行驶的船只，极为庞大，可装载多人，舱内设施齐全便利。据《早秋夜泊图》绘，旧传作者为南宋马和之，原画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海船（模型）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南宋海船，船体残存下部，尖底，安装龙骨，内设13个水密舱，船舷板分别用二层或三层板组装。船舱中还发掘出2300千克香料、500多枚唐宋古钱、50多件宋瓷。推算此船排水量约454吨，载重量200吨，是南宋末年中等规模的海外贸易船。

海船下部残体（水密舱）

水密舱壁，将船舱隔成若干个密闭的舱室。航行中，即使一两个舱室破损，海水也不会迅速流至其他舱室。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大突破。

但，更重要的还是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泉州奇迹是闽南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创造的。因为这里的外商虽然来自世界各国，甚至有“市井十洲人”的说法，但数量最多的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在灭亡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之后，取代后者成为海洋贸易的主宰，把地中海和印度洋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样的人做生意当然长袖善舞，他们对泉州也似乎情有独钟。 [21]

原因何在呢？

登陆泉州，性价比最好。

没错，南宋的重要通商口岸还有广州和明州。但，广州距离杭州（临安）太远，多有不便。明州倒是近，可惜天子脚下，难免管得太严，何况已被日本人先入为主。综合国力和航海技术都远不如阿拉伯的倭人在此经营已久，视为战略要地，不可与之争锋。两相比较，远近适中左右逢源的泉州才是在中国开辟商业战场的最佳根据地和桥头堡。

阿拉伯人的算盘打得很精。

泉州也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当时的制度，是来华的外商都集中居住于侨民区，叫蕃坊。泉州蕃坊在州城之南近于晋江的泉南，广州的则近于珠江，都是出海方便之处。蕃坊的管理部门叫蕃长司，负责人叫蕃长，由外商公推德高望重之侨民领袖（侨领）担任，中国政府正式任命。蒲寿庚的祖上从越南占城迁徙到广州之后，就担任过蕃长。 [22]

蕃长有两大任务，一是为中国招揽外商前来贸易，二是管理坊内事务，处理侨民纠纷。原则上说，只要不涉嫌重大案件，中国政府都听由蕃长司按照该国法律习俗处分，不加干涉。因此蕃坊虽非租界，却貌似有治外法权。

不过法律规定与现实状况之间往往有出入，外商也有与华人混居在城中的，满街行走更不足为奇。华人家中则往往使用昆仑奴和高丽婢。高丽婢来自朝鲜半岛，相当于现在的菲佣。昆仑奴则主要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以及被阿拉伯人带到中国的非洲黑人。唐宋到元，富贵人家如果没有高丽婢和昆仑奴，就不成体统，没有面子。 [23]

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女人则被称为菩萨蛮。这个词据说原本是波斯语Mussulman或Bussurman的音译，源自阿拉伯语的Muslim也就是穆斯林。这个雅号唐代就有了，所以还成为词曲牌名，可见大食（阿拉伯帝国）与唐宋关系之深。

没错，千丝万缕。

左图：唐代，阿斯塔纳336号墓出土。

右图：唐代，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关系在南宋泉州就更密切，以至于蒲寿庚担任提举市舶司使（长官）达三十年之久。市舶司可是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宋廷对其长官的任命历来慎之又慎，没想到却选了个外商。这固然因为泉州是一座“以蕃舶为命”的城市，更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蕃舶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 [24]

现在我们明白，张世杰为什么要去泉州，董文炳又为什么要招降蒲寿庚了。因为那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通商口岸，中国最好的造船工业基地，可以说既是聚宝盆又是兵工厂。蒲寿庚则既是阿拉伯侨领，又是南宋官员。在他提举市舶的三十年间，泉州实际上变成了他的王国，尽管并未独立。事实上对于南宋来说，蒲寿庚独立都比降元好。有他在泉州挡着，小朝廷就能喘口气，甚至还有翻身的可能。

然而他没有。

结果是便宜了蒙古人。有了蒲寿庚献出的泉州，还有那么多的海船，他们财源滚滚，如虎添翼，得寸进尺。

中华文明却失去了一次另辟蹊径的机会，反倒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这是本章最后一节要说的。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到海上，看看船里的人和货物，还有岸上的市镇。

[14] 所引为北宋吕造诗，见（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

[15] 据《清源留氏族谱·鄂国公传》等史料记载，当时留从效鉴于“泉州城市旧狭窄”，乃“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同时“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又《宋史·食货志下八》元祐三年条称：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

[16] 以上所述市舶司之职能，见《宋史·职官志七》，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17] 据《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即已下诏令薛向研究增置市舶司于泉州一事，元祐二年（1087）始置。

[18] 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19] 大唐帝国政府与西域失联在安史之乱以后。对泉州盛极一时之描述，所引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条。

[20] 见（两宋）吕颐浩《忠穆集》卷二、（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另，泉州出土之海船已在《大宋革新》中介绍。

[21] 泉州外商以阿拉伯人居多，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

[22] 有学者认为泉州蕃坊在泉南，见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也有学者认为泉州有蕃坊之实，无蕃坊之名，见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但据张星烺先生考证，泉州蕃坊位于南门外的晋江之畔，见葛金芳《南宋全史》（六）引张星烺《中世纪泉州状况》。

[23] 见（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24] 泉州以蕃舶为命，见（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十八。宋廷对市舶司长官任命之慎重，详见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满船都是钱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有一艘泉州商船在海上沉没，时间应该是在二十七日之前。然而朝廷得到的消息，却是有关部门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

原因很简单：船上装载的是违禁品——铜钱。

而且数量之巨，竟多达十万缗。

缗读如民，一缗就是一贯，即一千文。所以，十万缗就是一亿枚铜钱。这么多的铜钱装在船上当然很重，又因为是走私，只能晚上出海。再加上风高浪急，便沉了。 [25]

这就有了三个问题：

铜钱为什么是违禁品？

都是什么人在走私？

合法贸易的商品又有哪些？

那就先说铜钱。

铜钱原本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从秦汉到唐宋都如此。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让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于是，他们便纷纷要求使用大宋铜钱，甚至只肯用大宋铜钱结算。

结果是什么呢？

宋代铜钱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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