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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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很能让人自豪。但可惜铜钱不是纸币，不能印了又印。没有铜，钱就铸不出来。流向国外的铜钱越多，留在国内的就越少。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了。

政府只好进行货币管制，禁止铜钱出口。

然而屡禁不止，就连输入国的禁令也不管用。比如建久四年（1193），日本天皇曾经下令不准使用宋铜钱，然而日本的主要通货还是它。高丽也一样。至于南亚各国，更将大宋铜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于是宋钱之流失，最远竟然到了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和索马里。

这可是有考古发现做证明的。 [26]

铜钱流失的另一个原因在银价。比方说，南宋理宗时期国内白银曾贵到每两值三千五百文，海外却只卖一千。也就是说，只要出资一千，就能净赚两千五。即便国内银价最低的绍兴三年，也都有一千二百文的利润。这样的诱惑请问谁能顶得住？东南沿海的居民简直只用倒卖白银就够了。 [27]

◎ 宋代货币一览

交子

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淳熙元宝铁母钱（背面为“春玖”二字）

钱币是宋代的主要流通货币。

五十两银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宋朝的对外纳币、征收的地方赋税、军费的供给等，曾用银两结算。银两作为货币，在民间并不普遍。

“魏六郎”金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金的流通，又不及银普遍。南宋金铤的铭文，通常有成色、铺名、工匠名等。“魏六郎”便是工匠名。

有需求就有市场，禁止出口那就走私。

走私的人分三种。第一等是宗室、官员和将领。他们凭借特权强行闯关，边境重车而出，海舶满载而归，公然置王法于不顾，竟是谁也奈何不得。第二等是土豪富商。他们财大气粗出手阔绰，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卖通，市舶司的例行检查也就成了例行公事。第三等是市井小民，只能凑些小本钱交给前面两种人经营，所得仍然可观。如此看来，则大老板们获得的暴利有多少，用脚指头也能算出来。

当然，如果船沉了，便只能自认倒霉。

其实，正规的海外贸易也由这三种人进行，同一条船上则有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级叫纲首、副纲首和杂事，相当于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往往由巨商或船主担任，市舶司也赋予其政治特权，能够处理突发事件，包括处分客死他乡者的财产。毫无疑问，他们是获利最多的经营者。

搭乘商船的则是林林总总的商人。他们在船内可以分到大小不一的货舱，用来储藏来回倒卖的货物。货舱同时也是客舱，晚上就睡在货物上面。赚多赚少，全凭运气。不过他们的关税税率比纲首等高级船员低，因此这些货主或者乘客便构成商船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第三种人是船员，包括技师和水手。他们没有工资却有舱位。也就是说，这些负责航行的船员也是商人，随身携带的货物也可以交易，所得利润即为劳动报酬，而且在通关时依法免税，但船员的货物不得超过总量的20％。这种“以舱代薪”的制度将船员的利益跟商船捆绑在一起，既保证了全船成员的同心同德，又节约成本，堪称高明。

两宋海上贸易繁荣，不是没有道理的。

合法运载的货物，则中外不一。大体上说，国外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原材料，比如象牙和香料；出口则多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之制成品，比如丝绸和瓷器，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等等。

怎么叫，得看是进口还是出口。

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的是香料。两宋上流社会对进口香料的喜爱，毫不亚于古罗马贵妇人对中国丝绸的狂热。据亲历者说，某次一众官员前去拜见权相蔡京。坐定之后，蔡京便传令焚香。但是等了半天，也不见丫环来。正当客人们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时，蔡府管家报告：香烧好了。

蔡京吩咐：卷帘！

帘子拉了起来，香气从其他房间滚滚而出，很快就充满了巨大的客厅。厅内顿时云遮雾绕，谁也看不见谁，当然也绝无烟火之虞。满座官员，等于是被香熏了一遍。因此回去以后，每个人身上都是香喷喷的。一连好几天，那香味仍然残留在衣服帽子上，经久不散。 [28]

直到现在，我们似乎都闻得到。

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证明蔡京的奢侈，因为那时的香料价格不菲。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某商人的真龙涎香，仅仅二钱（8克）就要价三十万贯。如此高价当然未免离谱，但要说普通民众不敢问津，恐怕是的。所以，进口香料常常被东南沿海的地方官用来行贿。至于这种政府垄断经营的商品怎么会到他们手里，大家也许能猜出，后面也会讲到。 [29]

大宋的铜钱，应该有不少是这些香料换走的。

将两宋时期的海洋贸易通道称为“陶瓷之路”同样很有道理。这不仅因为考古发现证明，宋代那些精美的瓷器走得跟铜钱一样远，更因为瓷器与丝绸正是海陆两条商路的区别所在。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陆路不可能运瓷器——瓷器太重还容易被打碎。贩运丝绸，才是性价比最好的。 [30]

顺便说一句，在罗马帝国，中国丝绸与黄金等值。

海运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运瓷器。再加上两宋瓷器的工艺水平举世无双，当然在世界各国大受欢迎。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或者沙捞越（Sarawak）的博物馆里，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韩国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几乎囊括了那时所有的名窑制成品，让人叹为观止。 [31]

这可堪称“满船都是钱”。

据苏振申《中国历史图说》。

南宋时，西北与东北为西夏、蒙古、金所阻塞，仅剩东南海上一面对外交通。泉州拥有设立市舶司的资格后，更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与广州、明州一道，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没了陆上丝绸之路，南宋的商船照旧从南海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南宋当局显然明白这一点。高宗皇帝曾经下诏说：市舶之利最为丰厚，动辄以百万计。如果管理得好，岂不是可以富国强兵？还能够减轻人民负担嘛！ [32]

为民减负当然是唱高调，海外贸易就是为了赚钱。这也是两宋与汉唐的不同之处。汉唐主要是朝贡贸易，意在扬我国威，招抚远夷，往往友谊第一，赚钱其次。两宋则是商业贸易，政府的动机明明白白，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如此，只有半壁江山之后更是如此。 [33]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所说，两宋的开销极大。养官员，养军队，花钱如流水，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那里也都要给钱，却居然没弄得山穷水尽，中国和外国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蒲寿庚其实功不可没。

难怪蒙古人在灭宋之前要攻打日本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要彻底摧毁杭州政府的海外供血系统。这个系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像管道输送石油一样，源源不断地为南宋带来财富和荣耀。不切断这根血管，宋就不会亡。 [34]

那么，南宋的海外供血系统又是怎样的呢？

[25] 见（南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绍兴十三年十二月己酉日条。该月癸未朔，故己酉为二十七日。

[26] 以上据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之陈裕菁注，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27] 据葛金芳《南宋全史》（六）所引史料，以下无另注者皆同。

[28] 见（两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下。

[29] 据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之陈裕菁注所引。

[30] 陶瓷之路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提出，详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31] 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32] 见《粤海关志》卷三引《宋会要》。

[33] 关于两宋对外贸易与汉唐的区别，系引用葛金芳《南宋全史》（六）的观点。

[34] 请参看陈勤《简明日本史》。

外贸季风

海上起风了。

城外千帆海舶风。季风和洋流到来时，明州的商船就将起航前往高丽或日本。航程漫长而且乏味，但如果一帆风顺到达日本，就不但有钱可赚，还能有艳遇。没错，只要中国商人和船员一上岸，就会有漂亮女人前来陪伴。

目的很明确：借种。 [35]

这可是大宗买卖。因为南宋的海船，大的能够载客好几百人，小的也上百。这么多人肌肤相亲，总该有点浪漫或者凄婉的爱情故事吧？可惜没有。就连借种这事，也只有南宋笔记小说中的一则记载，还是道听途说。但日本人为了实现强国梦而主张改良人种，后来是确实有人提出过的。 [36]

对两宋文明的仰慕，更是毋庸置疑。

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很早就有了往来，而这个民族的学习能力之强，则堪称举世无双。他们的学习是选择性和创造性的。而且一旦学会，就能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

比如和服（きもの，Kimono）。

顾名思义，和服当然是大和民族的服饰。然而在相当于我国清朝的江户时代之前，却叫吴服。直到现在，日本许多和服店门口也挂着“吴服屋”的招牌。可见和服其实是三国东吴服装的改良升级版，却成了日本人的民族象征。

还有榻榻米（たたみ，Tatami）。

作为日本和室之标配的榻榻米，其实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和韩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是晚唐五代以后，席居制逐渐告退，中国人越来越习惯坐在椅上，躺在床上，反倒是韩国和日本人一直喜欢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结果，榻榻米甚至成为建筑物室内面积的计算标准。因为由蔺草编织而成的榻榻米，每张面积都是1.65平方米，叫一叠。说一个房间多少叠，比说多少平方更能让日本人立即明白。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方说：

学习和演变主要发生在唐宋两代。事实上，唐宋是日本人向中国学习的高潮期。只不过在唐代，多半由官方派出的遣唐使和学问僧向中国学习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宋代却是通过海洋贸易，由民间来模仿生活方式。

最典型的是刺身（さしみ，Sashimi）。

刺身就是生鱼片，也包括其他生吃的水产品。它在中国叫作脍，烧烤则叫炙，因此有“脍炙人口”的成语。五代后蜀的花蕊夫人，便有“日午殿头宣索鲙”之说；食不厌精如苏东坡，则有“吴儿脍缕薄欲飞”之句。可见被日本人叫作刺身的鱼脍，其实原本是中华美食。 [37]

变成日本料理的关键在芥末和酱油。酱油也是中国人的发明，时间应该不晚于宋。南宋时，信浓（今长野县）禅僧觉心到中国径山寺修行，酱油的制法便被他带回日本。结果是酱油被中国人用来做红烧肉，日本人用来吃生鱼片。原因之一是河鲜易带寄生虫，鱼脍更适合海洋国家。新鲜的海鱼再加芥末和酱油，确实能让人大快朵颐。

日本人真是善于学习。

善于学习，就会有所学，有所不学。比方说，精英不学程朱理学，民众不学三寸金莲。唯其如此，他们才能以蕞尔小邦在蛮荒之地勃然崛起，不但创造出自己的文明，还跻身世界列强之林，可以没有愧色地面对当年的老师。 [38]

当然，没有愧色是指发动侵略战争之前。

这一切，宋人可曾想到？

毫无疑问，日本向中国学了很多。但，日本文化的恬静和古雅不可能来自唐三彩，只可能来自宋瓷，以及用宋瓷冲泡的茶，还有与茶同味的禅。现藏日本奈良大德寺之“茶禅一味”墨宝，就是南宋高僧圆悟克勤禅师所写，然后由日本茶道的鼻祖荣西高僧，在南宋末年带回国的。

宋瓷当然也是他们的爱物。在日本文化人看来，宋瓷是人类的创造物中，真正能够贯通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作品。那匀称整齐的造型，直逼天然玉石的色调，还有釉料反射出来的微妙光彩，无不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人心醉神迷，爱不释手。虽时隔千年，仍能息息相通。

◎ 宋代名窑名瓷一览

汝窑·奉华尊

汝窑为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种，流传至今不足百件，南宋周煇已有汝器“近尤难得”之叹。汝窑瓷胎多数如香灰，釉色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浓淡不一，色调稳定。

官窑·贯耳瓶

官窑是指由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其中有不少是仿古造型的陈设品。此瓶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哥窑·鱼耳瓷炉

哥窑的特征是粉青釉中泛米黄色，润泽有如美玉。因其遍体开片纹，又俗称碎器窑。此为哥窑仿古器。

定窑·白瓷婴儿莲叶枕

定窑胎质薄而轻，以白釉居多，常作宫廷贡品。婴儿躺在一片卷曲的莲叶下嬉戏，莲叶卷曲的弧度就是枕头的弧度，莲叶表面雕好纹路后上釉。据说瓷枕有清心益脑的功效。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钧窑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基本釉色多为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较深的为天蓝，较淡的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为月白。此花盆为清宫旧藏，口呈海棠式，晶莹的天蓝釉色中映现出宛若玫瑰般的紫红，极其斑斓。

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温碗

一组盛酒、温酒用具。使用时将注子置于温碗中，温碗内盛热水用以温酒。釉色青中泛白，白中显青，为景德镇青白釉瓷器，又叫影青瓷。

的确，那种摒弃一切装饰，并不在乎现实意义而一味追求单纯之美的宋瓷，也许更能直指人心。同样，遣唐使制度的废止也不意味着中日交流的中断，文化和商贸的往来反倒更加频繁。两宋的影响在那岛国长时间挥之不去，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认为，汉唐只是具有字面上的意义，比如汉字或者唐人等等，宋却是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 [39]

看来，随着商船运出去的不仅有瓷器，还有文明。

高丽和日本只是目的地之一，两宋的海外贸易是大规模和全方位的，传统的说法包括东洋、西洋和南洋。东洋就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洋指东南亚各国各地区，都位于北太平洋。西洋则指印度洋及其以西，包括被叫作东大食海的波斯湾，被叫作西大食海的地中海，还有东非和西北非。

这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圈，全部列出相关国家的名字也将是长长的名单。那可让人不胜其烦。因此，也只能挑选部分最重要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列表示意如下：◎南宋时期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当时国名所在地区

高丽朝鲜半岛

日本日本列岛

交趾越南北部

占城越南南部

真腊柬埔寨

暹罗泰国北部

蒲甘缅甸中部

三佛齐苏门答腊

阇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渤泥文莱、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和印尼一部分凌牙门新加坡

细兰斯里兰卡

故临印度奎隆

注辇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

蓬茄罗孟加拉

大食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

麻嘉沙特阿拉伯之麦加

勿斯里埃及开罗

层拔桑给巴尔

怎么样，叹为观止吧？ [40]

很显然，正如前表所示，中国商人的船队和足迹，已经到了当时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宋和阿拉伯。其中意义，则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

意义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和文化的。

经济的意义自不待言。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中华帝国的经济重心不仅南移到长江流域，更延伸到东南沿海。大宋也不仅是商业的，甚至是外贸的。事实上，当皇亲国戚不顾禁令强行介入海外贸易，沿海居民把行船的季风看作播种的春雨之时，就意味着朝廷的富国强兵和个人的发家致富，都部分地系在了商船的缆绳之上。 [41]

那可真是好多好多钱。

然而奇怪的是，繁荣的海洋贸易并没有改变中华文化的性质和风格，更没有改变政治制度。反过来也一样。尽管大宋的丝绸、瓷器和铜钱走向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脚步却望尘莫及。比方说，马来半岛就不像高丽和越南那样深受中国的影响，也不像日本那样以华为师。作为国际贸易之东西两极也就是两宋与阿拉伯帝国的中间地带，那里许多地方伊斯兰化了，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岛屿或半岛，并没有因为贸易往来而纳入中华文明圈。

同样，伊斯兰教也没能像佛教那样风靡中土。

这里面当然有太多的原因。比如，佛教真正成了气候是在五胡十六国，之后又有南北朝。那可是乱世。乱世是需要精神抚慰的，何况统治者还有半数是胡人，外来的佛教正好乘虚而入。两宋却是治世。就连靖康和崖山之际，也非乱世而是危世。危世只能自救，伊斯兰教又能帮什么忙？

改变文化更不可能。商潮似浪，蕃舶如云，毕竟仅限于东南地区。波斯湾的海风吹不到内陆腹地，又岂能动摇农业帝国的千年根基？那些乳香和象牙，不过为早已定型的雅致生活锦上添花，让这片土地改弦更张则无异于天方夜谭。

实际上正如国际学术界公认，从宋代开始，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人和中间商。这就意味着两宋尤其是南宋，正在朝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宋的商业革命不曾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42]

那么，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也许，是一次机遇。

[35] 借种事见（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四倭国条，所引诗见（南宋）张津等撰明州地方志《乾道四明图经》。

[36] 关于这方面的主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明治维新时期高桥义雄的《日本人种改良论》。

[37] 所引见花蕊夫人《宫词》、苏轼《将之湖州戏赠莘老》。

[38] 以上无另注者，均请参看陈勤《简明日本史》及其所引日本学者以下著作：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梗本涉《从事宋代市舶司贸易的人们》，森克己《增补日宋文化交流的诸问题》，佐伯弘次《岩波讲座日本通史》，五味文彦《本乡和人》，中岛圭一《日本的中世纪》。

[39] 见（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40] 以上名单及分类均据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41] 南宋宗室介入海贸，据葛金芳《南宋全史》（六）；所引北宋龙昌期咏福州诗，见《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八。

[42] 见（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错失良机

机遇在泉州。

或者说，在蒲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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