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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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似乎可以推论，如果张世杰与蒲寿庚达成共识实现联合，他们是有可能抵挡蒙古军之凌厉攻势，至少保住泉州，甚至重整河山的。
对此推测，崖山可以出庭做证。
崖山是宋蒙的最后一战。据《宋史》记载，战后海面上漂浮的尸体多达十余万，其中应该大部分是宋军。这就说明宋方的兵力并不少，而且同仇敌忾。要知道，这时的张世杰乃败军之将，南宋军乃疲惫之师，还十多天没喝淡水，尚能与敌血战到底。如果是在泉州，有充足的补给和装备，还有蒲寿庚提供的坚船利器，想想看那会怎样？ [43]
说不定，忽必烈就知难而退了。
这是有可能的。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更习惯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只不过此刻把南宋看作了新的牧场。如果这个牧场没草吃或者进不去，就会转场。他们跟南宋并没有深仇大恨，也非亡宋之心不死，干吗非得在这里死磕？
所以，张世杰他们前往泉州，并没有错。
但是，以泉州为抗元复国的基地，就必须联合和依靠蒲寿庚。请注意，是联合依靠而非利用。这并非不可以，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就是这么干的。他联合依靠以王导为代表的士族群体君臣共治，便让已经灭亡的晋又延续了上百年。
南宋小朝廷完全可以照葫芦画瓢，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出新政府的组成名单：陈宜中和陆秀夫担任左右丞相，即最高行政长官；张世杰担任枢密使，即最高军事长官；蒲寿庚担任三司使，即最高财政长官。至于皇太后和小皇帝，则只要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维持大宋的旗号就行了。
这是一个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小皇帝赵昰，他毕竟是度宗皇帝的亲儿子；也来自当地人民对宋的认同，这可以由张世杰和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来证明。至于财政收入，就得靠海洋贸易了。尽管巴格达在十八年前落入蒙古人之手，但马六甲海峡依然畅通无阻，泉州商船仍可抵达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在当时叫三佛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和南宋的主要贸易国之一。阿拉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货物要运往中国，都要在这里中转。中国商船要去波斯湾做买卖，也必经三佛齐的属国蓝无里。当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从泉州出发，在海上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蓝无里，在那里度过寒冬，第二年再靠着季风前往阿拉伯帝国，航程大约需要六十多天，然而一来一往竟能获利百倍。 [44]
三佛齐没被蒙古人占领，真是万幸。
更重要的是，掌握了三佛齐政治经济大权的，基本上是蒲姓的阿拉伯人。他们跟蒲寿庚一样，也都是穆斯林。既有经济利益，又有文化认同，合作起来应该不难。相反，来自寒冷北方之草原的蒙古人，则多半会将那些赤道附近的海岛视为畏途。哈哈，他们确实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45]
想象中的联合政府应该站得住脚。
只不过南宋必须改革，做出让步。因为一个以泉州为首都或陪都，海洋贸易为经济命脉，联合依靠阿拉伯裔穆斯林共同执政的王朝，无论叫不叫宋，都必定是新的国家。国体和政体或许不用改变，皇帝和宰相之类的称号，中书省和枢密院之类的机构，也可以照叫照设不误。毕竟，两宋的政治制度相当成熟且行之有效，没必要改弦更张。
其他方面，却很难讲。
首先，生意人和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肯定提高。尤其是阿拉伯裔商贾的地位，将不亚于元代的色目人。色目这个词其实是“异色目”之意。由于突厥、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肤色和眼睛跟蒙古人不一样，所以叫色目人。他们在元代的种族制度中位居第二，高于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 [46]
色目人地位高，是因为会经商理财。蒙古人打仗，色目人管账，账房先生当然要比农夫和奴婢尊贵。想象中的联合政府既然要靠阿拉伯商贾解决财政问题，甚至要靠蒲寿庚们制造军舰，岂非也该尊崇其地位，保证其权益？
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问题。伊斯兰教成为国教或许未必，地位高于佛道两教而与儒学分庭抗礼则完全可能。尽管在历史上，儒术的独尊地位也曾遭遇挑战，但要让受到程朱理学熏陶的南宋士大夫接受“伊儒并尊”或“四教合流”的变化，恐怕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
然而红利也十分可观。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新政府如果成立，建设的将是多元文化的海洋帝国，这可是利好消息。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原本就有两个源头：一是殷商代表的海洋工商传统，二是西周代表的大陆农业传统。秦汉建立统一大帝国以后，也有两种道路的选择：一是因自给自足而走向封闭保守，二是因对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兼容。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宋末，则正好处于岔路口上。
清净寺是泉州最古老的一座伊斯兰教寺院，也是伊斯兰教经由海路传到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与众不同的门楼，体现出浓郁的中亚风格。
实际上，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汉唐已经在朝着第二条道路前进，建立的文明也是世界性的。因此，安史之乱后与西域失联，真是堪称不幸。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如果能够变成海洋帝国，还是多元文化的，请问那将是怎样的前景？
这里面无疑有太大的想象空间。比方说，由于假设的新帝国只能向外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必定大幅度提高。那样的话，中国便有可能与世界同步进入大航海时代，甚至还能领先一步，弄不好就没哥伦布他们什么事了。
可惜，由于张世杰与蒲寿庚翻脸，一切归零。
遗憾啊，遗憾！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看来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来泉州之前，张世杰与蒲寿庚并非没有合作的可能，但双方诉求不同目标各异。前者显然只想利用后者，却不会让他在最高权力那里分一杯羹。张世杰甚至会傲慢地认为，让你这胡人为皇宋效劳，已是天大的面子和恩典，还不赶紧献出粮草和舰船？
可惜忠君爱国这一套，对蒲寿庚完全没用。他是外国人又是商人，凭什么要为赵宋王朝无私奉献？何况在这阿拉伯富豪看来，他的财产来自真主的保佑和自己的努力，跟南宋皇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事情甚至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政府横征暴敛，权贵敲诈勒索，他还会赚得更多。
这是他在降元之前要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
因此，助宋也好，降元也罢，对蒲寿庚来说都是交易和买卖。如何选择，只看性价比。前提条件，则是要保证他的权势和财富安然无恙，最好还能更上层楼。
张世杰帮他做出了选择，忽必烈则尽遂其愿。蒲寿庚被授予正三品的昭勇大将军衔，后来又被任命为正二品的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相当于福建省副省长，势焰熏天。 [47]
伊斯兰教也在元代得到大发展，穆斯林大臣在元的朝廷更是地位显赫，就像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波斯人。比如阿合马和倒剌沙的当权时间就占了元的四分之一，忽必烈的某个孙子竟带着麾下的蒙古健儿皈依了伊斯兰。 [48]
陆秀夫却只能背着小皇帝跳入海中。一起跳进去的还有不愿做亡国奴的其他将士，以及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明清两代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最后变成万马齐喑的死水一潭。因此，当我们向那些死难的烈士表示崇高敬意之时，难道不该再多一点反思吗？
[43] 见《宋史》之《瀛国公本纪》《张世杰传》。
[44] 见葛金芳《南宋全史》（六）所引各史料。
[45] 见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之陈裕菁注所引。
[46] 色目人一词的解释，见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之陈裕菁注所引日本学者箭内亘《元代社会之三阶级》。
[47] 此任命见《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八月条，又请参看桑原隲藏《蒲寿庚考》及陈裕菁的注。据《元史·百官志七》，元行省秩从一品，左丞正二品。元尚右，蒲寿庚可视为排名第二的副省长。另，今之省来自元之行省，详见本中华史第二十卷《铁血蒙元》。
[48] 请参看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第三章
理学是非
文天祥谜团
文天祥终于就义，这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
作为南宋军民敌后抗战之精神领袖的文天祥，是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被害于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的，时年四十七岁。这个日子换算为公历，是1283年1月9日，尽管至元十九年的大多数时间是在1282年。 [1]
历史记住了这一天。据正史记载，当时天昏地暗，大风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刑场上的市民仍多达万人。面临死亡的文天祥从容淡定，向围观者问道：哪边是南？
有人指了指南方。
文天祥跪了下来，向意味着大宋的南方拜了又拜，然后对刽子手说：我事已毕，你们动手吧！
手起刀落，风云变色。
忽必烈闻讯一声长叹：好男儿，可惜了！
几天之后，文天祥的妻子也自刎而死。她说：夫君没有辜负国家，妾身又岂能辜负夫君？只不过，自尽之前她整理了丈夫的遗物，发现衣带上写有这样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2]
这可真是视死如归，这可真是杀身成仁。
英雄总是被人崇敬，何况还是写了《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是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岂非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读起来就满腔热血，万丈豪情？
于是，从容就义后的文天祥，便成为了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爱国主义的楷模。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他其实并没打算去死，忽必烈也不想杀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的悲剧，或许是误会，也可能是疑案。
不妨仔细地读一下历史。
据《文天祥全集》（1936年世界书局版）。
据正史记载，文天祥是至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广东海丰，被蒙汉两军都元帅张弘范俘虏的。被俘之时，他就服下了毒药，但没死，自刎和被杀的是他的副手。见到张弘范以后他又请死，当然也没能如愿，反而备受礼遇敬重，并被押往元大都。押送途中，文天祥在福建南安绝食八天，又居然不死，只好重新恢复饮食。此后，诸如“唯有一死”之类的言论仍然不绝于耳，行动可就不见了。 [3]
相反，忽必烈派人前来劝降时，文天祥的回答是：国家亡了，我只能以死报国。倘若你们宽大为怀，让我以道士的身份回归故乡，来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聊备顾问，倒还可以商量。假如立即给予高官，恐怕没有意义。 [4]
请问，这是打算要死吗？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被俘之初，文天祥确实想死。但是久而久之，这股心劲就越来越弱。常言道，一鼓作气，再三就会衰竭。何况服毒不死，绝食也不死，岂非天意？天意是什么？不清楚。天意不可违，却可以肯定。那又为什么定要去死？只要不卑躬屈膝做元官元臣，就是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富贵不能淫嘛！仁人志士，难道只有死路一条？ [5]
何况文天祥从来就没有屈服过。被俘之后，蒙古军人要他下拜，他坚决不拜；张弘范把他带到崖山，要他修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写出的却是《过零丁洋》这首诗。后来到了元大都，丞相博罗等人在枢密院见他，他也不肯下拜，只是长揖以示礼貌，把他按倒在地都无济于事。文天祥说：自古有兴有亡，我只知道尽忠守节，愿求早死。
蒙古丞相见他如此，便决定展开舌战。
博罗问：盘古开天到如今，几帝几王？
天祥答：没时间给你上历史课。
博罗问：那你说，古来有抛下君主自己逃跑的吗？
文天祥当然知道博罗说的是什么事。临安沦陷时，作为南宋谈判代表的他确实从元的军营逃出，但那是为了到外地集结力量，进行抗争。所以文天祥回答：把社稷送给异族的才叫卖国贼。卖国贼一定不会跑，跑的必不卖国。再说度宗皇帝的两个儿子都还在，天祥为什么要死？
博罗问：抛弃德祐帝另立两王，也叫忠？
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当年徽钦二帝也健在，高宗皇帝难道是篡，难道不忠？
博罗问：你立了两个小皇帝，又成了什么功？
天祥答：尽职尽责而已，何功之有！
博罗问：明明知道势不可为，为什么还要做？
天祥答：父母有病，就算明知治不了，又岂有不请医生不吃药的道理？我们不要再说了，天祥唯有一死！
博罗哑口无言。 [6]
显然，文天祥即便不死，仍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
元人也不想杀他。如果想杀，张弘范有尚方宝剑，当时就能行刑，犯不着等到四年之后。被当面顶撞得气急败坏的博罗要杀他，忽必烈和朝中大臣都不同意。事实上，忽必烈他们对文天祥可是一直心存敬意，同时也抱有幻想的。
此后，正史中就再也没有关于文天祥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被关押了三年两个月。而且按照元人的意思，原本是要在国宾馆好生款待的，是他自己要求坐牢。 [7]
如此看来，文天祥突然被杀，就很蹊跷。
正史的记载含糊其辞，情况大概是：至元十九年元大都谣言四起，说是南宋又有了新皇帝，有兵千人，要来劫狱救出文天祥。而且，匿名信言之凿凿，就连如何进攻也都说得清清楚楚。于是，忽必烈亲自召见了他的对手和战俘。
忽必烈说：做我的丞相吧，就像服务于宋那样！
文天祥说：天祥受宋厚恩，岂能一臣而事二主！
忽必烈说：那你想要怎样？
文天祥说：愿赐一死足矣！
忽必烈还是不忍，急忙挥手让他退下。
旁边的人却极力怂恿忽必烈杀人。理由是：既然文天祥决心要死，那就从其所请。没有史料帮我们猜测忽必烈当时的心理活动，只知道他在下诏之后又反悔。遗憾的是，刀下留人的诏令传到刑场之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8]
照这么说，文天祥竟是被谣言和谗言所杀。
这就有了两个问题：
谣言从何而起？
怂恿忽必烈杀人的又是谁？
此事当然无从稽考，然而有个人十分可疑。这个人名叫留梦炎，跟文天祥一样也是状元宰相，只不过留梦炎中状元和当宰相的时间更早。当然，两人最大的不同是：南宋还没有灭亡，留梦炎就逃出临安，又率先向元人投降。 [9]
一个至死不降，一个不战而屈，真是判若云泥。
做贼总是心虚。最害怕也最忌恨文天祥的是谁，简直不言而喻，因为留梦炎才是抛下君主自己逃跑的。所以，某些降元的宋臣主张向忽必烈集体进言，释放文天祥，让他去做道士，留梦炎便坚决反对。这汉奸说：文天祥出去以后就会号令江南再起义兵，到时候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
文天祥的一线生机，就这样毁于他的只言片语。 [10]
很显然，以忽必烈的态度，只要文天祥不死，留梦炎就没有安全感。那么，他会不会通过捕风捉影兴风作浪，甚至炮制匿名信，然后在朝堂之上摇唇鼓舌借刀杀人？
没有证据，但有可能。
叛徒往往比敌人更狠，这可是历史经验。
[1] 这一换算见何忠礼《南宋全史》（二）。
[2] 以上综合《宋史·文天祥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日条。
[3] 见《宋史·文天祥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壬午日条、至元十六年十月条。
[4] 见《宋史·文天祥传》。
[5] 文天祥在《临江军》诗序中也说：予尝服脑子（毒药）二两不死，绝食八日又不死，竟不晓其何如！
[6] 以上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壬午日条，至元十六年正月条、十月条，部分见《宋史·文天祥传》。
[7] 张弘范的职务及尚方宝剑，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五年六月己卯日条。博罗要求杀文天祥，以及文天祥自己要求坐牢事，见该书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
[8] 见《宋史·文天祥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日条。
[9] 留梦炎在《宋史》中无传，其逃跑一事见《宋史·瀛国公本纪》德祐元年十一月乙未日条，投降事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至元十三年五月条。
[10] 见《宋史·文天祥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
伪君子与变态狂
还有一个人，也天天盼着文天祥死。
此人名叫王炎午，原本是个太学生，也是当时鼎鼎有名的爱国青年，曾经投奔文天祥充当幕僚，又因父死母病而很快离职。但文天祥被俘不久，他就急吼吼地跳了出来。 [11]
跳出来干什么呢？
发表他的《生祭文丞相文》。
生祭，就是对方还活着的时候便发表悼词。
意思很清楚：你怎么还不死啊？
王炎午的用心正是如此。据野史说，他挥泪写完这一千七百多字的奇文，便让人抄录一百多份，沿着文天祥北上的必经之路张贴于驿站、码头和店壁等显目之处。抄录的文章字大如掌，很怕文天祥看不清，别人看不见。
呵呵，大字报呀？
野史还说，文天祥到达赣州前，王炎午便早早赶到赣江码头亲自张贴生祭文，还设了祭坛哭天嚎地烧纸钱，弄得满世界乌烟瘴气。文天祥到达南昌码头上岸时，王炎午竟冲到蒙古军队面前，就地跪下，烧香磕头地祭拜起来。
文天祥呢？据说也热血沸腾。 [12]
但正史说，文天祥没见到祭文，也没见过王炎午。 [13]
毫无疑问，正史的说法更靠谱。想想也知道，一千七百多字，每个字都有巴掌大，得用多少纸？这样极具煽动性的反动言论，蒙元当局岂容王炎午到处张贴？不要说什么蒙古人不识汉字，他们那里可是还有留梦炎。就算留梦炎巴不得文天祥看了就去死，张弘范却不会这么想。
所以，张贴生祭文的事情恐怕有，但没那么夸张。 [14]
王炎午见到文天祥就更不可能。当时，蒙古人对文天祥的看管相当严格，所到之处多半早已戒严，哪里会让王炎午这样的家伙跳出来撒野？野史编造出这些细节，无非是要夸大“生祭文”的轰动效应，以及此文的道德力量，似乎如果王炎午有微信公众号，分分钟就会刷爆了朋友圈。
其实，这不过是一帮变态文人在意淫。
意淫是文人的本色，问题是动机何在。
这就要读一下原文。
原文很长，但核心只有一个：劝其速死。
如此工作，并不好做，王炎午却居然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他说，大丞相二十岁中状元，四十岁为将相，父亲去世极尽哀荣，母亲奉养极尽享乐，仗义勤王不辱使命，功名事业不辱斯文，可谓光宗耀祖，忠孝两全。何况您鞠躬尽瘁就像诸葛亮，见义勇为就像颜真卿，虽然于事无补，却大节不亏，所欠一死耳。总之，洋洋洒洒就是一句话：你文天祥活得已经很够意思很够本了，怎么还不死？
不死当然有原因，王炎午也设身处地替他着想：是不是还想忍辱负重以待将来？对不起，这虽然不错，但完全没有可能。想当年，我大宋以东南全势尚不能解襄樊之围，而今以亡国一夫又岂能对抗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不要痴心妄想的好。至于以不屈为心，不死为事，苏武可以，丞相您不可以。为什么呢？昔为强汉，今为亡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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