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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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呜呼，大丞相可死矣！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为了保证劝死成功，王炎午没有忘记提醒文天祥：只要想死，办法很多。相反，长期坐在蒙古人牢里，则会死得很惨很难看。比方说，热死冻死，淹死闷死，狱卒抓住撞墙而死，盗贼入室屠戮而死，以及毒蛇猛虎咬死等等。与其那时轻于鸿毛，不如现在重于泰山。何况丞相不死，必有因丞相而死的，您老人家看着办吧！ [15]

幸亏文天祥没有看到。如果看到，不死都不行！

天底下，有这么变态的吗？

变态就变态吧，身体力行也好。王炎午却不。文天祥就义之后，苦苦相逼的他并未从死，只是又写了篇《望祭文丞相文》的锦绣文章，就问心无愧地活下去，安然无恙地活了四十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倘若他认可当年给文天祥的所谓鼓励和鞭策，每天都有机会让自己全节。 [16]

没有足够的史料让我们了解王炎午过得怎样，但他还能够编纂自己的诗文集，想来不差。至于心情，则不难通过他留下的唯一一首《沁园春》管中窥豹：又是年时，杏红欲脸，柳绿初芽。奈寻春步远，马嘶湖曲；卖花声过，人唱窗纱。暖日晴烟，轻衣罗扇，看遍王孙七宝车。谁知道，十年魂梦，风雨天涯！休休何必伤嗟。谩赢得青青两鬓华！且不知门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谁家。世事无情，天公有意，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 [17]

呵呵呵，好一个“暖日晴烟，轻衣罗扇”！好一个“醒来杯酒，醉后杯茶”！文丞相如他所愿刑场就死，他倒能“岁岁东风岁岁花”什么的，真不知是何心肝！

这难道不是伪君子？

没错，跟背叛国家屈膝求降的留梦炎相比，王炎午至少守住了底线，一辈子都没有到元人那里去做官，但他的虚伪却远远超过留梦炎。的确，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我们不能要求王炎午去死，正如我们反对他逼文天祥。然而每个天良尚存的人都可以问他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无法做到的，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如果你当真认为只有一死才能报国，为什么不找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死给我们看？ [18]

也许，就连王炎午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便在编纂诗文集的时候为《生祭文丞相文》加了序言。序文深情地回忆了他和文天祥的关系：炎午投笔从戎，是丞相您不嫌狂愚奖励提拔；父死母病，又是丞相心怀恻隐许我尽孝。无论于公义还是私谊，都恩重如山。炎午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报国无门报恩无计，只能写下这篇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

好嘛！原来报答一个人的恩情，就是让他去死！

这种表白，岂非更加虚伪？

当然，王炎午未必这么认为。相反，他的劝死很可能是真诚的，真诚到连自己都泪流满面，同道们也一个个激动得浑身发抖。这就更加可怕。因为这种虚伪和残忍已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才会结出如此恶果？

这笔账算不到老祖宗头上。

没错，中国古代确有“主辱臣死”的传统，但在以前却只是主张和观念，并非法定义务和道德准则，没有谁说非死不可。管仲就没有死，还受到孔子的肯定。关羽降曹，更是无人责难。那么请问，管仲和关羽可以不死，文天祥为什么就一定得死？不要说什么他的死能够激发南宋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元斗志，就连王炎午自己都承认复国已无可能。既然如此，他对文天祥不依不饶，究竟是搭错了哪根神经？

何况之前的主辱臣死，都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没有别人苦苦相逼，更没有只逼别人自己不做的。尽管我们并不赞成动辄自尽，但说得到做得到，至少还是真君子。

然而在南宋末年，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伪君子。一种是留梦炎那样的，虚伪而无耻；一种是王炎午这样的，虚伪而变态。此后两个物种都繁衍不息，明清更是遍地开花，只不过在鼎革之际，民间不乏王炎午，朝中多为留梦炎。

那么，培养出这两种伪君子的又是什么呢？

[11] 王炎午在《宋史》中无传，在《南宋书》和《新元史》中有简短记载，清人笔记小说中则多有提及和渲染。其生祭文天祥一事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祭文见其所著《吾汶稿》。他离开文天祥军中的原因，《南宋书·王炎午传》的说法是母亲去世，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的说法是父亲去世，母亲病危。

[12] 请参看丁志可《王炎午：生祭文天祥的“义士”》。

[13]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

[14] 王炎午在《生祭文丞相文》的序言中说，誊抄张贴祭文的是他和他的朋友刘尧举，但并无“字大如掌”等说法。另据《吉安府志》等书，见到文天祥的不是王炎午，而是王幼孙。他宣读的生祭文也不是王炎午的，而是他自己的，内有“人皆贪生，公死如归；人为公悲，我为公祈”等句。此说同样可疑，不予采信。

[15] 见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

[16] 请参看丁志可《王炎午：生祭文天祥的“义士”》。

[17] 见《元草堂诗余》卷下。

[18] 在这个问题上，本书完全赞成丁志可文的观点。

朱熹的意义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也就是文天祥英勇就义一个半世纪前，有个男孩在今天的福建省南平市尤溪县毓秀峰下出生。添了男丁，进士出身的一家之主当然是满心喜悦。只是他不会知道，此时此刻，秦桧正在从大金逃回大宋的途中；而他这个几乎与南宋同龄的儿子，则将影响之后的好几百年，甚至改变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19]

没错，这个男孩就是朱熹。

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学，没有朱子就没有理学。儒学让我们民族有了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被颠覆；理学则让价值和观念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变成像宗教教义或先知圣训那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又规范日常生活的东西。 [20]

这当然非同小可，却只能长话短说。

那么，什么是理学？

理学又叫道学，理学家又叫道学先生。叫道学是由于要传承弘扬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叫理学则不但因为天道即天理，而且因为更重视义理的研究和阐释。这两种称呼其实并无严格区分，大体上北宋叫道学，南宋叫理学。 [21]

显然，理学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天理。

天理是什么呢？

朱熹说：

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22]

原来就是三纲五常，这不是董仲舒早就说过的吗？

确实是老调重弹，但有意义，也有发明。

意义在于儒学的振兴。我们知道，儒学原本是孔子等人站在官方立场创造的民间思想。由于是民间思想，所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之一，也不乏生命活力。但由于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和荀子，都是为了替统治者寻求治道，因此思想是独立的，立场是官方的。再加上他们的主张符合宗法社会的中国国情，便使儒学变成官学有了可能。

结果，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而独尊不是独存，罢黜也不是消灭。汉武帝只是规定如果做官就得读经，不想做官的仍然可以读子。经就是儒家经典，子就是诸子百家。经在朝，子在野。所以，儒术虽然独尊，百花依然齐放，百家依然争鸣，只不过百花只能作为野花在山林绽开，诸子之说也登不得大雅之堂。

儒学，成为钦定的国家意识形态。

东汉末年，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两汉经学也因腐朽僵化而被弃如敝屣，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和佛学。佛学是外来异族文化，玄学是体制内异端。内外夹击，再加五胡入华，南北对峙，半死不活的儒学更是命悬一线，气若游丝。

不过，魏晋南北朝是乱世，倒也没人理会。

隋唐重建太平。炀帝打通南北，太宗融合胡汉，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结果却居然是统而不一。这固然因为正如《隋唐定局》所说，大唐是混血王朝和世界帝国，必然秉承开放兼容的理念，同时也与统治者的需要有关。武则天崇佛，唐玄宗修道，韩愈则因反佛被打发到地老天荒。总之他们更倾向于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儒学并不青睐有加。

接下来，是混乱的五代十国。

赵匡胤结束了过去开创了未来。这个依靠政变夺取政权的军阀为了江山永固，崇尚文治抑制武功，立下祖宗家法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没有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就只能依靠思想；而能够平治天下的，则只有儒学。

振兴儒学，势在必行。

然而这谈何容易。唐高宗以后，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勃然崛起，到两宋更是风靡天下，就连理学的创始人程颢和程颐兄弟也都体制俨似禅家。宋儒处在这样的环境，不啻四面楚歌。不向佛教开火，就不可能夺回阵地突出重围。 [23]

此时此刻，就看朱熹的了。

朱熹枪法很好，一眼看出佛学的要害是空无。他也十分清楚推出这个结论的逻辑：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由法产生的。但是万法皆空，所以是无。

这就好对付，武器则是理。朱熹说，世界上其实有两种存在，有情有状的叫作器，无形无影的叫作理。所有的器都是由理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发生，都不可能没有道理。用朱熹的原话说就是：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台阶有砖头，就有砖头之理；地上有竹椅，则必有竹椅之理。船只能行于水，车只能行于陆，都是理。 [24]

结论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没有理就没有物。

于是有人问：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呢？

朱熹答：只有天下公共之理。

这个公共之理，就叫太极。

太极是万物之理的总和。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比如砖头或竹椅之理。这些理都有极至。理的极至就叫作极，极的极至则叫太极。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但是，朱熹又提醒我们：太极可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就连太极这两个字也是没有的，叫这名字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

如此看来，朱熹的理像极了佛教的法。

朱熹却认为不同，完全不同。他说：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皆有，不是空的物事。他还说：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却不见。哈哈，这怎么可能是佛教的法？ [25]

更重要的是，除了理，还有气。

气是天理的载体。朱熹说：有此理后，方有此气。既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顿处。也就是说，太极并不是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它还要变成事物，而且是通过气。 [26]

所以，天理或太极，不是空无。

理通过气变成万事万物的结果，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但这绝不意味着太极的分裂，而是万事万物对太极的禀受。朱熹说，这就好比月光洒在江湖洒在人间，到处都能看见，月亮却只有一个，并未分裂。 [27]

精彩吗？精彩，非常精彩！ [28]

天理太极，简直就是核武器。

的确，朱熹的理很像西方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虽然比不上黑格尔，却类似于柏拉图。在中国思想史上，已经是相当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这是不可小看的。 [29]

还有一点也很像黑格尔。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朱熹则这样说：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里有那理。是不是看起来一样？ [30]

可惜，根本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误读了黑格尔。黑格尔从来就不认为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是现实的。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合理会变成不合理，现实会变成不现实。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31]

朱熹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讲天理讲太极，不仅是要对抗佛教，更是要维护儒家伦理，宣扬三纲五常。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早就有了吗？那就肯定有它的道理。由于一切道理都来自太极，所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就是天理。谁敢违抗，天理不容！

很好！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出问题了呢？

因为天理之外，还有人欲。

[19] 秦桧回到南宋是在建炎四年十月二日，故此刻正在途中。

[20] 钱穆《朱子学提纲》称：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21] 元人撰写《宋史》时，仍称理学为道学。其对道学的理解，见《宋史·道学传序》。

[22] 见《朱子文集》卷五十九。

[23] 本段亦请参看《朱子学提纲》。

[24] 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卷四。

[25] 以上均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26] 见《朱子文集》卷五十八。

[27] 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28] 以上所述又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29] 黑格尔讲出了绝对理念自身运动创造世界的内在逻辑，即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朱熹没有，所以不如黑格尔。

[30] 黑格尔的说法见《法哲学原理》序言，朱熹的话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一。

[31]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据苏振申《中国历史图说》。

在儒教精神的指导下，朱熹制定了冠婚葬祭诸礼。上图为朱熹所制定的部分葬仪行列，分别是摆香炉的香案、奉灵牌的灵车、功布饰旗帜、亲族护灵柩前进。这些葬礼模式，民间现今仍旧奉行，没有多大改变。

天理与人欲

人欲是理学的大敌，比佛教厉害多了。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程颢和程颐兄弟，正如天理其实是他们的概念。程颢就不无得意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或者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32]

呵呵，这个著作权，他倒不让。

两宋道学又叫程朱理学，也是有道理的。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天理必有人欲。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也就成了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熹的办法是先下定义。他认为，天理就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比如孟子所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仁是天理之自然。顺着仁往前推就是义，再往前推就是礼。所以，四德五伦都是天理，也都是善。 [33]

但，天理既然是善，恶又从哪里来？

程颢和程颐的说法是：天下善恶皆天理。

这是对的。既然天理的极至是太极，太极又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恶当然也只能来自太极，来自天理。这就好比上帝创造了一切，便也得对伊甸园里的那条蛇负责。

问题是，如果恶也是天理，不作恶岂非也天理不容？

朱熹当然不能同意。因此，当学生拿着二程的说法来问他的时候，他就只能打圆场。朱熹说，天理哪能是恶？恶是不会行天理。比如不该恻隐而恻隐，就变成姑息；不该仗义而仗义，便变成残忍。所以，恶是天理的过犹不及。 [34]

那么，行天理为什么会过犹不及？

因为天理未纯，人欲未尽。这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注意饮食锻炼身体，就健康长寿；如果习惯不良纵欲过度，则会百病缠身。恶就是这样一种病，朱熹称为疾疢（读如趁）。 [35]

原来，人会生病，天理也会，这可真是天人合一。

天理生病，就成了人欲。

人欲不是人类肉体生存的基本需求。朱熹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他还讽刺佛教徒说：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这不是扯吗？ [36]

看来，老先生的头脑很清醒。

问题却仍未解决。人欲不是欲，又是什么？

朱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我们：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37]

原来，天理就是生存理，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两句话朱熹虽然没有说，我们不妨替他说了。总之，除了保证生存和学做圣人，其他想法都是心里有病。所以，程颐为哲宗皇帝讲课时，课堂的管理人请讲师们喝茶看画，这位道学先生便拉下脸来回答：本人平生不喝茶，也不会看什么画！ [38]

哈哈哈，他是怕得心病。

那么，人的这个病，有没有办法治呢？

有。办法是六个字：

存天理，灭人欲。 [39]

而且朱熹说，所有儒家经典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这当然并不容易。因为就连朱熹自己也说：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既然并无明显标志和截然分野，那怎么识别，又怎么做？比方说，食色性也。吃饭是天理，性生活呢？ [40]

道学先生的回答是：

要看情况。生儿育女是天理，男欢女爱是人欲。

道理很简单：前者相当于饮食，后者相当于美味。

抱歉，这实在是混账逻辑，也不可操作。难道每次做爱前都要指天发誓，宣布这是为了传宗接代？幸亏程朱理学在今天不是主流，否则安全套和避孕药岂不都得下架？

何况朱熹自己也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的。这就连读圣贤书都不管用了，因为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比如佛教徒。那么，如果要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请问又该如之何呢？ [41]

也只好祭起屠刀，朱熹称为“杀贼工夫”。 [42]

而且，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杀女人。

杀女人的切入点，是提倡寡妇守节，反对再嫁。当然也只是提倡而已，因为没有哪个王朝会荒唐到为此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舆论压力和道德诱惑。南宋之后守寡和死节的女人有多少，看看那些贞节牌坊就知道。

何况道学家的话还说得那么重。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的回答是八个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43]

女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

更恶劣的是，程颐还信口雌黄，说什么贫苦无依和饥寒交迫，不过是寡妇们希望再嫁的借口。且不说这种毫无证据的言论涉嫌诬陷，就算她们是为了性爱需要又如何？朱熹不是声称“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吗？那么请问，男女之间那点事，怎么就没那理？如果没有，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人们有性快感？难道男人可以有，女人不能？如果都是人欲都该消灭，那么，为什么女人丧夫不能再嫁，男人丧妻却可以再娶？请问这是什么天理，什么逻辑？

程颐简直心理变态，混账透顶！

不要说什么当时强敌压境国难当头，因此需要提倡死节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搞没搞错，程颐可是北宋仁宗到徽宗时期的人。他去世时，完颜阿骨打还没称帝，徽宗君臣全都春风得意歌舞升平，哪来的这种时代需求？

也不要说什么死节的要求男女平等。没错，作为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王炎午就这么逼文天祥了。但是请问，有意义吗？难道文天祥的历史使命和人生价值，就是把自己送上道德祭坛，让那血染的旗帜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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