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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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王炎午要求的，只是为死节而死节。不要说什么这里面有道德的坚守。坚守是要的，但只能靠自律，不能靠他律。道学家之相逼，围观者之起哄，当事人之非一死不足以自证清白，只能造成人性的压抑和心理的变态。

比如王玉辉。

王玉辉是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女儿丧夫之后决定死节，母亲不赞成，公公婆婆也不赞成，只有王玉辉拍手叫好，甚至在女儿去世后仰天大笑，说是就连自己都未必能够死得这么风光。直到知县和乡绅一众人等前来拜祭，这才恢复人性，开始悲悼女儿。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子，就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44]

这可真如清代戴震所言，是“以理杀人”。 [45]

事实上，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甚至类似于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天理，也尽管理学家们口口声声恻隐之心，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以及王炎午的生祭文，仍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是啊，文天祥的尚且不是命，寡妇们的又值几何？不过街头巷尾的闲话，茶余饭后的谈资。

很显然，正是这种冷漠，造就了生祭文天祥这样的道德怪胎，贞节牌坊那样的道德祭坛。这当然并不完全该由程朱理学来负责。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必须靠这样惨无人道的东西才能得以维持，可就真是生病了。

那么，这病可又是怎么生的？

[32] 见《上蔡语录》卷上，《二程外书》卷十二。

[33] 见朱熹《孟子或问》，《论语集注》卷二，《朱子语类》卷六、卷十三，并请参看张立文《朱熹评传》。

[34] 见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朱子语类》卷九十七。

[35] 见《朱熹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札五》、卷十三《辛丑延和奏札二》。

[36] 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后录》、卷一百二十六。

[37] 见《朱子语类》卷十三。

[38] 见朱熹《伊川先生年谱》。

[39] 见《朱子语类》卷十二，也有版本作“明天理，灭人欲”。

[40] 见《朱子语类》卷十三。

[41] 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卷四十一。

[42] 见《朱子语类》卷四十二。

[43] 见《程氏遗书》卷二十二。

[44] 见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

[45] 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谁迷心窍

听说能够跟皇帝面谈，陆九渊相当兴奋。

这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的事，当时陆九渊四十五岁，朱熹五十四岁。陆九渊是南宋时期理学的又一代表人物。尽管《宋史》把他列入《儒林传》中，而不在《道学传》里，但后世仍然认为他是理学家。后来，他的学说被明代王阳明（王守仁）发扬光大形成陆王学派，与二程兄弟和朱熹创建的程朱学派共同构成了宋明理学的顶梁支柱。

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关系则很特别：要振兴儒学挽救世道人心是战友，但于治学方法和修养途径却是论敌。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哲学家吕祖谦邀请并主持，在江西省上饶市的鹅湖寺进行了学术大辩论，试图调和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分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鹅湖之会火药味十足。陆九渊嘲笑朱熹支离破碎，朱熹讥讽陆九渊是禅宗的跟屁虫。两人牛头不对马嘴，吕祖谦的愿望完全落空，乘兴而来的诸位学者只好不欢而散。

但是冷静下来以后，两人又都发现了对方的可取之处和自己的不足，于是相互通信往来不绝。五年之后的淳熙七年（1180）九月，朱熹甚至邀请陆九渊到自己担任洞主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据正史记载，后者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座中竟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者。 [46]

惺惺相惜，取长补短，这很可贵。

尊重对方，不因意见分歧而记私仇，就更可贵。

风气如此良好，也就是宋吧！

更要紧的是，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只有依靠皇权，学说才能推广，儒术才能振兴。因此，听说陆九渊能够有跟皇帝面谈的机会，朱熹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他写信问：面谈是在什么时候？

陆九渊答：应该是冬天，还不知道见不见得着。 [47]

这就有意思了，因为陆九渊回信是在三月十三日。由此可见，朱熹得到消息的时间应该更早，而且应该是陆九渊本人透露的。那么，陆九渊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广而告之，冬天才可能发生的事又为什么年初就讨论起来了呢？

原因之一，是机会难得。

按照唐宋两代的制度，中下级官员上朝回答皇帝的询问有三种可能。一是出任地方官要陛辞，这叫转对。二是作为中央政府官员轮流向皇帝进言，这叫轮对。三是被皇帝特别从外地召到京城登朝面对，则叫登对。淳熙十一年，陆九渊在尚书省任职，所以有资格参加轮流进言；又因为轮对的时间次序有一定之规，因此知道这年冬天有此机会。

朱熹则曾经登对。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他作为职位很低的地方小官被即位不久的孝宗召见。尽管朱熹对此高度重视，准备了三份奏折，却似乎话不投机。据他事后的记述，谈第一个问题时，孝宗作答如响；但是谈后面两个问题时，皇帝陛下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48]

如此结果，让朱熹很沮丧。这也是他听说陆九渊有机会轮对，就急不可待要讨论的又一个原因。而且，有了二十年前的经验教训，朱熹便提醒陆九渊：果得一见明主，就紧要处下得数句为佳。其余屑屑，不足言也。 [49]

这可真是古道热肠，关切之情也溢于言表。

轮对结束，朱熹立即索要了奏稿来读，读完之后兴奋地对朋友说：子静（陆九渊字）讲得好！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也是他自己确有心得。当然，朱熹的回信除了由衷称赞奏折规模宏大源流深远，也没忘记讥讽陆九渊受佛教影响太深。他半开玩笑地说：尊意不会是从帕米尔来的吧？ [50]

陆九渊答：是从五脏六腑里来的。 [51]

朱熹则似乎没有再纠缠。

此后两人的交往表现出浓浓战友情。朱熹期待着陆九渊的第二次轮对，陆九渊也关注着朱熹。他们都愿意看到甚至帮助对方被皇帝重用，而朱熹对陆九渊更是寄予厚望。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最会说话，能够说得响亮让人感动的，简直非陆九渊莫属。如果说动皇帝，岂非能致太平？ [52]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情怀！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原本是两汉以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谋划，只不过宋人自许甚高。他们认为，汉唐两代根本无足称道，儒生们也不过稻粱谋。只有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才是大展宏图的好时代。因此他们对“得君行道”期许很高，理学家群体更可谓莫不如此。

朱熹则还有理论支持。他认为，国家社会的好坏，全在帝王的心术。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心术最好，战国以后则一塌糊涂。秦始皇无道，汉高祖有私，曹操和孙权是贼，唐太宗心里全是人欲。天理是金，流出的是王道；人欲是铁，流出的是霸道。行王道的圣王是纯金，其他金中有铁；行霸道的帝王是铁，只不过好一点的铁中有金，坏的完全是铁。 [53]

因此，必须教会帝王正心诚意，教他们克己复礼。帝王心术不正，别人再讲天理又有什么用！

难怪对生命冷漠的理学家们，对朝堂却相当热衷。

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淳熙十一年轮对之后，陆九渊和他的朋友都在等待第二次。而且按照制度，淳熙十三年冬天确实还能够有此机会。然而就在眼看到期的五天前，陆九渊突然被贬到浙江台州崇道观做主管去了。尽管这是只领俸禄不必上班的虚衔，陆九渊也得以回到家乡教书育人，但他和朱熹的满腔热忱殷切期望，岂非分分钟就打了水漂？ [54]

何况见了皇帝又如何？皇帝并不能民选，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天知道。昏庸无能的教不了，雄才大略的不让教。宋儒总说宋帝好，却不知他们善待士大夫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保皇权。太祖用赵普，高宗杀岳飞，雨露雷霆无不出于帝王心术，统统都是人欲，哪有天理可言？

明摆着的事情，朱熹和陆九渊不明白？

也许明白也许不，而且就算清楚也无可奈何。因为帝国制度无法更改，甚至还是他们要维护的。毕竟，三纲五常的头一条就是君为臣纲。纲举目张，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能不被他们视为头等大事，以至于朱熹读了陆九渊的奏折之后还要问：面谈的时候，皇上对那些话有所领悟？ [55]

热衷，并不难理解。

然而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君臣父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最不讲天理的又偏偏是那纲。这又如何是好？不要那纲吧，就不成其为新儒学。坚持到底吧，那纲那龙头却向人欲去。因此，如果说朱熹们鬼迷心窍，那么，被视为天理的三纲五常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心魔。

走火入魔，也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朱熹也好，陆九渊也罢，都好歹继承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以道进退”的传统，践行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主张。贬官出京时，陆九渊曾以七律一首答谢雪中送行的杨万里，诗中有这样两句话：义难阿世非忘世，志不谋身岂误身。 [56]

没错，作为忠臣孝子和仁人志士，南宋理学家并不反对甚至积极谋求参与现实政治。但那是谋道，不是谋身。卖论求官绝对不行，不采纳意见接受主张，也恕不奉陪。

这是一种气节。

气节是必须坚守的，非如此不足以为士，但为了守节而要求人们去死却是变态。那么，一种原本正当的甚至崇高的道德传统，又为什么会发展成血腥和邪恶的东西呢？

必须再看理学。

[46] 见《宋史·陆九渊传》。

[47] 朱熹的信《朱子文集》未收，见于《象山全集》卷三十六《象山年谱》，陆九渊的回信见该书卷七《与朱元晦》。又本节所述，均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48] 见《朱子文集》卷二十四《与魏元履书》第一书。

[49] 见《象山全集》卷三十六《象山年谱》。

[50] 见《朱子文集》卷三十五《与刘子澄》第十二书、卷三十六《寄陆子静》。

[51] 见《象山全集》卷三十六《象山年谱》。

[52] 见《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53] 见《朱熹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

[54] 此段史实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所述。

[55] 见《朱子文集》卷三十六《寄陆子静》。

[56] 见《象山全集》卷二十五《和杨廷秀送行》。

从江湖到庙堂

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其实命运多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党禁对朱熹学派打击极大，列入“伪学逆党籍”黑名单的无一幸免。扛不住压力的改换门庭，过门不入；立场坚定者也只能蛰伏山林，或者偷偷摸摸夜里来见朱熹。

理学在南宋，其实有一阵子是地下党。

据《续修四库全书》。

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知道了这些史实，也许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因此，尽管我们坚决反对寡妇守节之类惨无人道的变态主张，却仍不妨对理学派表示历史之同情。是啊，没有气节，他们又怎么能坚持下来。

气节是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是能让滥用公权力者胆寒的。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学信徒纷纷决定前来为他送葬。这个消息立即让当局惊慌失措，下令地方官严加约束，以防学人聚众闹事，或者趁机妄谈国是，谬议朝廷。结果，葬礼上便只有寥寥几人。 [57]

谁的心灵强大，谁又色厉内荏，岂非一目了然！

那么，朱熹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大？

原因之一在书院。

书院唐代就有了，北宋也有。但与理学紧密相连，并且成为文化现象，则在南宋。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朱熹。淳熙六年（1179），朱熹上书朝廷，请求修复白鹿洞书院，理由是太宗皇帝曾经给赐经书，应该作为名胜古迹予以保护。谁知此议一出舆论哗然，奏请也被驳回。于是朱熹又提出：现在佛寺道观遍地开花，书院却寥寥无几。那么请问：三纲五常之教与无君无父之说，哪个有利，哪个有害？ [58]

这下子朝廷无话可说，只好同意。

万事开头难。白鹿洞书院修复后，全国各地和其他学者纷纷效仿，理学也终于有了传播思想的阵地。比如陆九渊在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开坛布道，学生结庐其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在朱熹和张栻主持讲学期间，生徒竟多达千人。

这种盛况也不难想象得出。毕竟，无论民办公助或官建民理，白鹿洞或象山之类的书院总是具有私学性质，生徒也都是慕名而来，受教而去。讲师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对书院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也一样。当学生心悦诚服其观念主张时，他们的学说也就能够得到广泛传播。

传播的途径有口碑和书籍，而宋代恰恰是印刷和出版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朱熹把握了这个历史机遇，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开办出版公司，以至于陆九渊的学生也要到朱熹的书店印厂来买书。不过，朱熹刻印得多，盗版更多，害得老先生为此伤透脑筋，甚至为了防止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不得不将那些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盗印书版买下销毁。 [59]

朱熹影响力大，这是原因之二。

原因之三是他的学说平易近人。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朱熹都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比如他教学生读书，就是这样说的：看文字，须大段着精彩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 [60]

这样的话，目不识丁的也听得懂。

1998年10月，国家邮政局发行“四大书院”特种邮票。从左至右依次是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书院。

朱熹有这种风格也不奇怪。前面说过，理学是要跟佛教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而禅宗和净土宗之所以得人心，原因之一便是简单明了，不故作高深。这就值得借鉴学习，也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况理学讲义理之辨，当然要说得明白；讲正心诚意，当然要直指人心。

现在看，朱熹真是懂教育，懂传播。

后来承继大统的赵昀（读如匀）也懂朱熹。这位因崇尚理学而被尊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二十四年之后由朱熹政敌的政敌拥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于是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这当然尊贵之极，尽管由于政敌被暗杀，朱熹在宁宗后期已经恢复名誉，他注释的《论语》和《孟子》也成了官办大学的通用教材。 [61]

曾经的伪学和妖术，现在变成官方哲学。

此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无人能及。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三个不同民族建立之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 [62]

各个学派轮流坐庄的事，再也没有。

朱熹撰，明嘉靖文峰堂刊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那时，皇权是受到制约的。宰相们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表示反对，实在不行还可以辞官不做。明清两代可没有这等好事，皇帝的权威和圣明跟朱子学一样不容置疑。也许，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专制独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吓人的地步吧？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

可惜，失去制约的同时也失去了帮衬。当唯我独尊的皇帝决心乾纲独断时，身边就只剩下马屁精和哈巴狗，以及戴着王炎午面具的留梦炎。最后，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也只好走上煤山，将自己和自己的帝国一并了断。

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些许清泉吗？ [63]

泥菩萨是不会过江的。

与此同时，程朱理学中的恶开始沉渣泛起，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冷漠。这些恶原本就是胎毒，现在则有了温床。得到滋养的癌细胞渐渐向全身扩散，就连肌体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开始变得不合理，最后终于变得邪恶而血腥。

这一点都不奇怪。实际上从杀害岳飞那天起，共治天下就成为过去，为了巩固皇权可以牺牲任何人的生命反倒成为帝国的潜意识。只不过有了程朱理学，洗脑变得更加方便并得心应手。岳飞可以死，文天祥必须死，王玉辉的女儿岂非更该自己去死？她母亲就算哭天抢地，又顶什么用？

当然，程颐和朱熹都没说寡妇非死不可，但自会有人替他们说，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尽忠守节是道德，实行起来就只会层层加码。何况程朱理学已经是官方哲学，道学先生便有了要求别人的权力和理由。结果是什么呢？是调门越来越高，高到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又硬被逼着去做，便只好装。

伪君子和变态狂，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到明清以后。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是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那好，现在就去读读宋词。

[57] 以上见《宋史·朱熹传》，（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庆元二年十二月条、卷一百五十五庆元六年三月甲子日条。

[58] 见《朱子文集》卷二十《申修白鹿洞书院状》、卷十三《延和奏札七》。又本节所述书院、印刷等事亦请参看李娟《宋代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研究》。

[59] 陆九渊学生买书事见《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朱熹刻书及防盗版事见方彦寿《朱熹刻书事迹考》，两宋印刷出版业兴旺发达及盗版猖獗事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七卷《大宋革新》。

[60] 见《朱子语类》卷十。

[61] 理宗册封朱熹诏书称：朕每观朱熹《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注解，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道。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宝庆三年正月己巳日条。朱熹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一起入孔庙祭祀，见该书卷一百七十淳祐元年正月甲辰日条。以朱熹所著《论语》和《孟子》注释立学，见该书卷一百五十九嘉定五年“是冬”条。

[62] 请参看张立文《朱熹评传》。

[63] 诗见朱熹《活水亭观书有感》其一。

第四章

宋词韵味

词的形式

雨恨云愁，

江南依旧称佳丽。

水村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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